漢族是怎麼來的？未形成漢族前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紀元前八世紀前半以來的春秋戰國約五個世紀間，中國國家、社會自漸變而突變，積量變為質變。

此期間生產關係巨幅調整，政治體制集中化，都市中自由市民成長，交通四通八達，貨幣並行流通各國，大商賈的對象已非一地而系「中國」全體，工業者也著眼「中國」共通的市場而生產，學者、遊說者、俠客活動的社會超越了國界，南與北僅有方言之別而文字均相互通，此皆指向統一的大道。

同堪注目，「事」與「人」相結合，今日中國主要部的習稱所謂「中國本部」，歷史上漢族「中國」組合者的漢族，其成形與誕生，正與「中國」地域的統一進程相當。

漢族自非從天而降，如何而「來」的答案，又正與春秋戰國五百年間社會、經濟大變革，以及國家併合、國土開拓、民族播遷諸因素，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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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性的了解，系屆至春秋時代「中國」域內民族分布狀況。於此，留存迄今的史料記錄頗多，

如下都可舉證

及（周）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後漢書》西羌傳）

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晉書》江統傳錄《徙戎論》）

印象尤其明晰的說明文獻，可以十二世紀宋朝學者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周世中國地的記事代表：

「成周（東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宋朝）地理考之：

「吳、越、楚、蜀、閩，皆為蠻；

「淮南為群舒；

「秦為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

「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

「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

「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

「邾近於魯，亦曰夷；

「其稱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便是說，屆至春秋史劇上演，周朝領域內，包括周初所封建諸殖民國家的各「國」住民，原始的、進步的各種經濟方式與生活習慣，差異仍大。

雖然其中標準「中國」，亦即以城郭定居為標誌，代表精深灌溉農業集團的「五分之一」比例，估計為嫌保守，此其一。

其二，「蠻」「夷」「戎」「狄」稱謂，其時為立於「中國」文化、經濟基準而互相區別的不同生活類型集團，「中國」自身，又至春秋時代仍是依於地域而別的晉人、衛人、齊人之稱，反倒無統一稱謂，而為單純的政治區分。

區別人類集團乃政治意識，區別基準最早原系惟一依憑政治，從歷史時代之始的殷朝文字資料可發現，都超脫血緣氏族意識而依地域性的部族別，名之為羌人、周人或鬼方、人方。

農業生產力不斷向上，技術進步的農耕集團與周圍不同經濟類型人類間，社會生活形態歧異明顯發生，文化差別的感覺敏銳化，固有政治區分之外，文化、經濟基準的「戎」「狄」意識乃因而強烈萌生。

其時，歷史區劃已系周朝封建國家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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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化自洪邁所記述的時代展開，天子權威失墜，封建秩序約束力解紐，封建制國際和平均衡局面崩壞期的紀元前八世紀以後，也是經濟上大發展的時代，農業愈進步，土地需求愈熾熱，國家兼并現象加大乃為不可避免。

春秋政治中軸五霸與十二諸侯全以由進步農業為基盤的高文明支持，而形成春秋時代國家數字急劇減少的磁心。

激化了的滅國形態，一方面系農耕國家自身間基於更有利的共同利益，而鑄定其最高發展與最終結局必須合并的方向，結合彼此的土地與人口；另一方面，向原在「中國」域內和平共存，卻非「中國」式生活諸集團的國家，展開無情戰爭。

紀元前七世紀前半齊桓公「尊王攘夷」乃萬古流芳的一大歷史盛事。攘夷，非常明顯便是驅逐夷狄，自此堂皇大纛矗起，轟轟烈烈的列強霸業，等於向夷狄發出了總攻擊令，攘夷運動蔚為滅國運動主流而相與合一。

以迄春秋之末的兩個世紀間，「中國」地理範疇完成農業經濟齊一標準的凈化，戰國時代，放眼七雄便已系清一色相同文化、經濟的地與人。

進步農耕諸集團以「攘夷」共同行動，而與夷狄尖銳兩分對立期間，彼—我自覺的激發，而有由最早典型農耕部族「夏」引申的「諸夏」意識突破。

《論語》中孔子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篇），可指示兩個對比名詞被廣泛應用，「諸」明示了複數，正是生活方式共通立於孔子所慨嘆「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篇）的境界，而生活場所（國家）又相分割的時代狀態反映。

「諸夏」構成，純粹依循「農耕」基準為特堪重視的特質，質言之，是文化的而非血統的。

夏（周）人、殷人同系高文明農業民族，而於文字資料中非同一血統，考古人類學的史前人骨計測，各時代、各地域出土記錄也頗歧異，但卻於歷史推移歷程中均相認同，其開朗性便是農耕諸集團匯成廣大「諸夏」的強大合力。

相對而言，清朝姚彥渠《春秋會要》世系卷除周朝王室外，錄有一百七十六國，其中四裔類「犬戎」「驪戎」「鮮虞」均明記姬姓，與周族為同血統，文化形態卻互殊。

「鮮虞」又記其系「白狄別種」，則白狄可能也與周族存在血緣關係。

而類此，於攘夷運動中都已是戰爭對象。「諸夏」農耕環境統一運動值得注意的另一面是，農業知識與技術愈向上，人口愈多，結合的需求愈大，防洪設施、人工運河以及灌溉工事網興築，在在依賴大量勞動力，所以，鬥爭動機原非定須排斥夷狄不可，增加土地的同時，也希望增加人口，逼迫被征服者合作，轉變其固有經濟與生活方式，毋寧更為有利，除非夷狄拒絕放棄傳統，才斷然加以消滅或驅逐。

惟其如此，「諸夏」攘夷運動下的夷狄，並非全數向「中國」域外大退卻，被吸收入「諸夏」圈的亦絕非少。

戰國七雄以外諸國之一，鮮虞後身的中山國便於其時以「諸夏」化著名，「諸夏」堅持文化準則，而非以血統為要件以區別夷狄，此又系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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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已可明晰獲得如下結論——

春秋後期，中國全域一致的惟一民族，實質已漸形成，只是依於列國分立的形勢而以「諸夏」通稱。

待攘夷成功，四夷的蠻、夷、戎、狄於「中國」已全不存在，「諸夏」名詞隨之退隱，戰國時代反而未被強調。

相對來說，四夷意識也自其時修正，由「中國」域內移向「中國」域外而賦予方位之別，但是區別於「中國人」的基準，所重視仍是生活風習而非血統，如「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皮穴居，有不火食者矣」。（《禮記》王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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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兩個多世紀，秦朝統合中國又過渡到漢朝，偉大的單一民族與偉大的單一中國合一時，正值北亞細亞游牧大風暴威力最猛烈之際，農耕—游牧抗爭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前此諸夏—夷狄局面，卻已轉變為「中國」內—外對立態勢，「中國」民族自覺再度高揚，一個驕傲的民族名詞「漢族」，終隨「漢」的朝代名正式成立，而於歷史散發其恆久的光輝。

所以，二千年中國歷史主宰的漢族之名，系紀元前三世紀末而得，漢族實體的誕生則須早過至少二百年，在約略紀元前第六或第五世紀。

於構成漢族的意義上，前此存在的諸組合成員，或者說，前漢族諸集團，例是「諸夏」，此其一。

其二，前漢族諸集團均具揚棄狹隘血統觀念的明朗開放性，漢族誕生便秉此特質，漢族形成之後，恢宏豁達的開放性繼續未變。

「中國」以外異民族，自漢朝以來一波又一波被鼓勵、歡迎與吸引加入漢族範疇，漢族自身也以不斷新陳代謝而得新血統、新成分的補充，而保持充沛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日新又新的創造力。

以漢、唐雄偉的世界性大帝國建立為頂點，近代世界成立以前，漢族幾乎已繫世界文明進步史上最高智慧與最大貢獻的淵藪。

歷史上的漢族向以「民族大熔爐」聞名，其中國史與世界史的榮譽，正基於前漢族時代便已賦有的開朗與開放特性。

摘自《姚著中國史》姚大中（著），華夏出版社授權首發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