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管人用人智慧

一直以來，如何選用人才始終是每個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如果用對了人，那麼就可以促進企業的良性發展，否則，就會阻礙企業的前進。

要治理好一個企業、一個組織，乃至一個國家，必須選拔賢能之才、傑出人才，才能越高越好。要想得到真正人才，首先要有愛慕賢才之心，要善於去發現人才，挖掘人才，同時還要求領導者有容人之量，有聚集人才的本領，有正確的擇才標準。

日本企業為使自己的事業得到發展，非常重視人才的發現和選拔。他們認為人才是最寶貴的財產，他們的格言是「事業即人」。日本企業經營特色之一是「年功序列制」，但在發展和舉薦人才上，他們卻常常打破規矩，破格提拔人才。松下有句格言：「從普通人中得到非凡的成績」。松下非常鼓勵經理人員在員工中間去發現人才和有潛力的人，並將他們安排在適合他們的崗位上，松下告誡他的經理們說：「一名經理應從多方面來了解下屬人員的潛力，以便在如何充分發揮他的潛力上做出正確的判斷。」

治國寶典《貞觀政要·論擇官》中記載：貞觀元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政治之本在於審，審量人才而授以官職，官員務必精簡。《書經》說：『任官唯賢才』。又說：『官不必備，惟其人』。如果用對了人，人力雖少也足夠了；如果不得其人，雖然人多又有何用？古人也把官不得其才，比喻為畫地為餅，不中用。《詩經》上說：『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孔子也說：『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經典上提到這一類的道理很多，無法一一舉證。如今應當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可以無為而治了。卿等當詳思此理，量定百官職位的員額。」

唐太宗的話講的非常深刻，運用到現代企業的管理上，仍然是非常適用的。企業任用幹部，必須以用對人為要，對於有賢能的人，可以讓他身兼幾職。企業如果用錯了人，或者濫竽充數，不但不能為公司創造業績，反而可能會使公司蒙受損失。所以，一時沒有適當人才的時候，可以暫時缺員，而不能勉強充數。一般說來，缺員不會產生什麼害處，反而可能使其他員工積極努力，調整自己的行動，發揮內在潛力，使之接近或達到這一職位的要求。

貞觀三年，唐太宗問吏部尚書杜如晦：「近來朕看見吏部擇人，只重視其言詞文筆，卻不知其品行。過了數年之後，惡行漸漸敗露，雖然加以刑戮，但百姓已受其害。如何才能獲得人才？」杜如晦回答說：「兩漢取人，都是從鄉閭著手經由州郡推薦，然後啟用。所以當時可以說人才濟濟。現在每年選集，為數千人，大家虛飾外貌文詞，人品不可知悉，考選當局只能依據其階品分派而已，這樣的考詮選錄，道理實未精闢，所以不能得到好人才。」

現代企業選拔錄用人才大多採取考核的方式，這種方式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從積極方面看，通過考核可以了解一個人的知識修養、才幹和能力，以為錄用的依據。從消極方面看，它可能助長一些人的假冒習性，有些人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迎合主考者的意向，達到被錄用的目的，便偽造學歷證書；有些人平時不修邊幅，丟三落四，可一當面試時，便刻意打扮，裝模作樣，給人一種穩重可靠的感覺……這怎麼能選拔到真正的人才呢？

推薦也一樣，如果推薦人出以公心、誠心為企業的發展著想，那麼是能夠選拔到好人才的。但是，如果推薦人出以私心，跳不出人情關係網的圈子，就可能導致「任人唯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嚴重後果，在這方面，企業也許應該學習唐太宗的高明作法。

唐太宗曾和魏徵討論用人的問題，唐太宗說：「為事擇官，不可輕率，用一好人，別的好人都來了，用一壞人，別的壞人都跟著來了。」魏徵說：「這是對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須才德兼備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這個原則來用人。

貞觀時期，著名的諫議大夫——魏徵，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門之變，卻得到了魏徵這一賢才。《貞觀政要》第二篇《論任賢》中說：「魏徵——武德末，為太子洗馬，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征，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為何也？』眾皆為之危懼。征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曰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原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內，訪以政術。」

魏徵對李建成可謂盡忠竭力，可唐太宗卻仍對他委以重任。大凡卓越的領導者，可能都有這種包容一切的胸襟。領導者對於那些見風使舵，立場不穩的人物一般不會信賴，但可以利用。然而，對於敵人忠貞不二的部下，卻可以信任，並委之以重任，放手讓其去辦事。

這樣的事情，從理論上說，也許講得通，可是從心理情感上來說，一個人難道能把一個曾經謀殺自己的人當作朋友，使之成為信賴的下級嗎？從實際情況看，人難得有這種容納宇宙的氣度。作為一個企業領導者，要想成就一番大業，要創立獨領風騷的品牌，就應該有這樣的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