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自清同寓倫敦的日子

《負笈百年》，張春田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街邊偶遇

抵倫敦後還不到幾天，住在不列顛博物院附近一家小公寓內，有一下午在街上溜達，忽然迎面來了一個比我更矮的東方人；再走近一看，是個中國人的相貌。我們大家停步，面對面相互諦視，覺得有點面熟。就這樣，我無意地遇到了在清華大學教我李白、杜甫那門功課的朱自清老師。他比我大不了幾歲，我又是他的一個好學生，在異域相遇，有一番親切的感覺。

我們沒有寒暄，就各自說出來到倫敦的經過。那是1931年的秋季，朱自清（他是位作家，我何必以先生、老師那樣稱呼他！）在清華教滿了五六年書，得到休假的機會，就一個人去英國遊歷、參觀、作研究。他以後還要到歐洲大陸去觀光。我呢，在耶魯得到學位，還有一年的清華官費，獲得留美學生監督處（那時候正值梅貽琦回清華去當校長，由趙元任接任監督）的准許，去歐洲一年，在英、法、德圖書館內探訪所藏中國舊小說，第一站是倫敦。在與朱自清不期而遇的時候，我正在尋找可以安身的住處，與他的計劃不約而同。最好不過的，如能找得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同住，比較熱鬧，有照應。朱自清的英文會話有困難，我畢竟在美國已住了四年；對於我們，倫敦雖同為異域，我卻以老馬識途自居了。

經過一番努力，我們找到一處理想的房屋，在倫敦西北郊附近，那是一座老式的房子。當年它應是十分漂亮、闊綽的，可是現在卻與主人同樣的命運。當我們按鈴時，一個愛爾蘭女佣人把我們接進去，跟著房東太太與她的女兒也出來，與我們交談。她們溫文有禮，說有兩間房，願意租與東方人。這樣，我們就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希布斯太太的家中住下了。

希太太出租的兩間房子，一間大的正房朝寬闊的芬乞來路，窗戶十分清亮。另有一間側房，對著鄰近的另一家房屋，稍陰暗，但亦頗舒暢。朱自清雖是清華教授，所拿到的月費恐怕不見得比我的多，而且他得接濟在國內的家人數口。因此，他挑了那間側房，把正房讓給我。我們高興地在當天搬進去，這樣就同住了有三四個月。在此時期，我們每天與希太太及小姐同進早餐與晚飯。這是英國租房的慣例，與美國不同；除午飯外，房客餐宿於寄寓的家中，與房東太太保持相當友誼。在這方面，朱自清與我做到了。我喜歡英國豐富的早餐，晚飯更講究，而希太太的那位愛爾蘭女傭兼廚子，菜也做得有味；更何況，希太太雖然家境困難（在她那條街上，住她那樣房子的人，普遍是不會把房間出租的），對房客的膳食卻從不吝惜，她畢竟是英國上等人家出身的。因此，我們住得好，吃得好，而使朱自清更高興的是他有聽講英文的機會。像他在回憶文中所說的，那位房東小姐（她高出我們有兩個頭）平時很靜默，我們兩個東方人更不大講話，所以飯桌上只有老太太滔滔不絕地談天說地，把她們家中的一些故事都搬了出來。小姐有時補充一兩句，我們偶爾也參加一些讚許的話，表示聽得津津有味。那時候，希布斯太太高興了。她說，她喜歡我們，比從前所收的日本房客要好得多。這正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我們總算遠在英國打了一場道義上的勝仗。

每天清晨，朱自清與我同坐公共汽車進城。芬乞來是在倫敦北部的一條交通大道，有公共汽車站，距離希太太的房子不遠，上下十分方便。汽車並不擁擠，尤其在芬乞來路一帶，乘客儘是些文質彬彬有禮貌的紳士式英國人。一到不列顛博物院附近，朱自清與我分手，各奔目的地。他好像很忙，去各處觀光，很有勁兒。我現在已記不得他去的什麼地方，雖然在他的歐遊文章內可以約略地看出他的行蹤。我呢，終日埋首在博物院內翻閱中國舊書——特別是一些通俗小說，那是為當時一般漢學家所不齒的。早餐晚飯吃得好，午飯就馬馬虎虎，有時乾脆就不吃（我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一天只吃兩頓：早餐與晚飯）。

秋天為倫敦最好的季節，但不久霧季隨著來了。抗戰期間，我曾在重慶——所謂霧重慶——住了幾年，但總覺得倫敦的霧給我的印象更深。有好多次，當朱自清同我在芬乞來路上等公共汽車時，霧的濃重，使人有伸手不見五指的感覺。車子怎麼樣開呢？除汽車夫外，另有一個幫忙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副車手，在馬路上高舉火炬，往前開路，汽車就跟他慢吞吞地行著。平常十分鐘的路，要走幾十分鐘。幸而到倫敦市中心時，房屋林立，霧氣被阻，在明亮的燈火照映下汽車可以開得快些。一直到不列顛博物院下車，我方始喘出一口氣來。接著就置身於同樣陰暗的大閱覽室內，在聚精會神的讀書時忘懷了那可怕的、使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的濃霧。

有時候，普通多在周末，朱自清與我共同行動，如去Hampstead曠野散步。那不是一個整齊的用人工布置的公園，只是一片浩漫、沒有邊際、灌木叢生的原野，望出去有曠然無涯的感覺，好似置身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這裡遊客甚多，它不但是在倫敦郊外可以遊玩漫步的曠地，而且是好多作家居住的地方，如散文家約翰遜博士、斯蒂爾爵士、戲劇家高爾斯華綏，都曾卜居在這一帶。在Heath裡面，也有名人的墳墓，與有紀念性的房屋，其中我最喜歡去游的是英浪漫詩人濟慈的住處。他去羅馬（他死在那裡）前，曾有一個時期住在Hampstead Heath（離芬乞來路不太遠），在那裡他熱愛著他的情人，寫出了好幾篇有名的詩歌。據說，就在此處的濟慈紀念宅（那裡有一些他的遺物及詩稿），詩人在晚上聽到了夜鶯鳴聲，有感而作那首傑作《夜鶯歌》，讓他的靈魂遨遊於詩的想像的領域，暫時忘懷了生命的孤寂與悲哀。

結伴同遊

這時候，有好幾位英國近代詩人住在倫敦，我們曾去聽過Walter de La Mare 的一次演講。不記得在什麼地方，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那大講堂內擠滿了人頭，大家引頸等待著詩人的來到。這時，他年近六十（生於1873年），白髮垂垂，態度端正，語音和悅，講話有詩意。因坐在後排，我雖傾耳聆聽，他的講辭卻懂得不多。我與朱自清還去過在不列顛博物院附近的一家詩鋪，找了許多時間方才尋著。不記得是誰開的，好像是一位姓Monro的詩人，但是我可能把他與美國女詩人，在芝加哥辦新詩雜誌的Harriet Monro混在一起了。那家鋪面很小 ，設在一座建築物的地下室；拾級而下，進入詩鋪，裡面陳列著各式樣的新詩集子與雜誌，頗令人有美不勝收的感覺。我對現代英美新詩並無好感，沒有買什麼書，只看看而已。有一次，在那裡開一個朗誦詩會，我們也去聽，到的人並不少。一切在記憶中早已模糊，不知是誰在朗誦，大概是沒有名聲的新詩人。

對於浪漫詩人的愛好，使我去離倫敦不遠的Marlow鎮（在倫敦西部，約三十英里）去探訪雪萊曾一度居住的宅子。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雪萊當年與死後在英國的文名，對雪萊有偏愛，就乘便去Marlow游賞一番。此時雪萊已與Mary Godwin同居，等到雪萊的第一個夫人投河自殺後，他與Mary正式結婚，卜居Marlow有一年之久，然後同去義大利。那是一個小鎮，很少外人去，更沒有中國人在那裡。當地市民聚集著對我驚訝的諦視，使我不能自在地在雪萊紀念宅（僅門口有一小牌子標明）前面徘徊；而且，那裡大門緊閉，走不進去。在附近小旅館一宿之後，我就匆匆地坐長途公共汽車回倫敦去了。當朱自清問我此行的經過，我沒有多少話可以講給他聽。

文章寫到這裡，已是離題，索性再繞道轉一個大彎，講到我從倫敦回國以後的事情。先說，現代英國新文藝批評大師Ivor A.Richards曾一度來到北平（好像以北大為大本營），代表Ogden在中國傳播基本英語。繼Richards之後，他的大門徒Will Iam Empson（他的中文名字是燕卜蓀）也來到中國，在北大教書。他來的那年，正好中日戰爭開始，北大與清華、南開在長沙成立臨時大學，文學院設在風景優美的南嶽聖經學院地址。因為同在外文系，我與Empson認識，朱自清也在那裡。那位新文藝批評界的後起之秀，當時年紀很輕，身材高大，總是醉醺醺的紅光滿面。他一句中國話都說不上來，生活瑣事一切都得公超為他招呼。我還記得他鬧的一個笑話。一天上午，忽然大家緊張起來，說英國人燕卜蓀失蹤了。原來，他有一門課，學生久等他不至，各處去尋，也無他的影蹤。最後，還是有人回到教職員宿舍他的房間內（我與他鄰居，當時正好在場）去尋看，方始發現他卻醉卧床下，鼾睡正酣。

現在，回到倫敦去，再說一件我做的破天荒的事情：在脂粉堆中，讀德國文學史。像前面所說的，來倫敦後，從我性情所好，在古老的不列顛博物院內瀏覽中國的閑書，如舊小說一類，有點說不過去，似乎也應當作些比較嚴肅的做學問的工作。已經讀了好幾年英國文學，不妨隨著我的第二志願，研究德國文學。我曾在芝加哥大學暑校修習一門少年歌德功課，也寫了一本《少年歌德》小書。因此，我願意多讀一點德國文學，而我的嗜好是文學史。但是，在倫敦大學的課程表內，在那一季（1931年秋季）找不到一門對我合適的德國文學功課。可是，在倫敦大學某女子學院內有J.G.Robertson開的一門德國文學史。Robertson著的一部文學史，出版不久，甚得批評界讚許。但是，我不懂得，為什麼這樣一位德國文學史權威，卻在女子學院內開設功課。慕名深切，顧不得許多，我就在攝政公園倫敦大學的女子學院內，去旁聽Robertson教授的德國文學史。我有點難為情——唯一的異國男人，夾雜在那些嘻嘻哈哈的英國女學生中間；也有些失望，因為Robertson的演講並不精彩。最初，我還是用功地抄寫筆記，後來發現他的講辭內容與他那本書中的材料只是大同小異，就懶得做筆記了。當時，我竭力勸朱自清也去旁聽，但是他有自己的工作表，一天到晚的很忙，參觀博物院，瞻仰文人宅，游公園，跑市場，逛書店，沒有時間與興趣到女子學院去與我作伴。

君子之交

我與朱自清一同在倫敦住了三四個月，天天見面，交往甚密，但在談話中從不涉及家庭及私人瑣事，也不提到他在清華學校的事情。我們會面時，大多在餐桌及公共汽車上，那是沒有講話機會的。偶爾，在我回房時經過他的房間，隨便招呼幾句。他總是伏在案頭讀書或寫信，我不便去打擾他。就是有幾次我們空閑了聊天，也寡言笑，不時相對著作會心的領悟。這也許就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現代中國作家中間，朱自清是少有的君子，我對他有深厚的敬意，同樣的在道德與文章方面。他雖然經濟並不富裕，但從未發過牢騷，或怨天尤人；他更未惡意地批評過任何人，不論是文人或他在清華的同事。那時候，他身體好，遊興高，不料後來竟為生活的負擔，損毀了他的健康。

在英國，我計劃中要做的事都已完成，住得也夠了。當聖誕節前後，修畢一學期的德國文學史，看完博物院里所藏的中國通俗文學書籍，我就離開倫敦芬乞來寓所，與朱自清告別，去法國巴黎。一直到下一年春天，方才再去英國，與新從美國來的我的女朋友在倫敦結婚。此時，朱自清已在歐洲，沒有參加我們在倫敦一家中國餐館內招待朋友的宴會。此後，我與太太去歐洲度蜜月，有機會時，與朱自清偕遊了好幾處名勝。有一次，我們同在瑞士的Interlaken城一家旅館住下。此城位在世界聞名的少婦峰——雪山腳下，是登山巔的一站。登山的費用極大，倘使我與太太一同去，就得花去我的一月清華官費的一半。可是，愛好風景名勝的朱自清，卻興緻高高地獨自去作登山的旅行，並不計較旅費。我們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又住在一起，偕去參觀龐貝古城，玩得很好，增加不少見聞。最後，我們一同在意國南部的Brindisi港埠，乘意輪拉索伯爵號，路經紅海、印度洋返國。

在抗戰期間，我與朱自清先後在湖南南嶽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及雲南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一起教書，由師生、旅伴，成為同事。在昆明時，我們大家有家眷，跑警報，對付生活，無暇作交際來往。抗戰結束，我偕家人來美；二年後，哀傷地聽到一代文人、名教授朱自清在北平逝世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