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多低，才能免死？不能僅憑一個數字就剝奪人的生命

　　幾年前，美國最高法院規定，如果罪犯是無法理解訴訟程序的「智力殘疾」，就不能判處死刑。如今，最高法院在如何判定「智力殘疾」這一點上，不得不面對來自科學界的異議。

　　撰文?薩拉·里爾登（Sara Reardon）

　　翻譯?侯政坤

　　儘管弗雷迪·李·霍爾（Freddie Lee Hall）已經成年，但他的智力仍處於孩童狀態。1978年，霍爾和他的朋友計劃去洗劫一家便利店。他們需要一輛汽車，於是，他們強迫一位21歲的孕婦驅車駛入叢林，並在那裡將其姦殺。不久後，他們又槍殺了一名副警長。他們被緝拿歸案後，經過審判，被定為謀殺罪，並且法院斷定霍爾是主謀，將他判處死刑。

　　35年來，霍爾一直上訴，試圖將死刑減為終身監禁，但從沒有成功。而引發了討論的，並不是霍爾的罪行，而是佛羅里達州判處他死刑時所依據的智商測試。

　　2002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已經禁止對智力殘疾人員處以死刑。不過，霍爾的律師會辯稱，美國很多州在評估心智能力時使用的方法都已過時，很少或根本沒有考慮最新的科研成果。美國有10個州認為，智商測試得分超過某個數（通常是70）的人，都應視為智力正常，符合判處死刑的條件，佛羅里達州就是其中之一。心理學家認為，智商測試還沒有精準到可以劃分出如此明確的界限的地步。幾位研究過這一案件的專家指出，霍爾的智商在60到80之間，許多州都會認為他並不符合判處死刑的標準。

　　霍爾案件的檔案引述了一段來自臨床醫生的說法，這位醫生認為，霍爾「現在、過去以及將來一直都存在智力障礙」。美國最高法院如何裁決此案，具有重大意義。據估計，美國3100多名死刑犯中，可能有20%的人有某種程度的智力殘疾。加利福尼亞州聖巴巴拉市的律師南希·海特（Nancy Haydt）正在整理與智力殘疾有關的死刑案件的資料庫，她說，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於霍爾的判決，數百件上訴就會接踵而來。

　　很多心理健康專家希望法院給出更全面的裁決標準。去年12月，美國心理學會（APA） 和美國智力與發展障礙協會（AAIDD）等專業組織在呈交給最高法院的霍爾案簡報中，都主張法院制定新的法律標準，體現智力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心理學家指出，智商測試從來都不是用於評估犯罪心理的。他們認為，智商的現代定義更合理，即「包括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與人交往以及適應社會的能力」。

　　數字與智力

　　早在2002年，智商問題就在法律事件中引起了混亂。當時，弗吉尼亞州的一名男子，達里爾·阿特金斯（Daryl Atkins），被判死刑後向最高法院上訴。阿特金斯及其同夥於1996年因謀殺而被拘捕，當時沒有目擊證人，並且阿特金斯的同夥與檢察官做了個交易：只要他指證阿特金斯是持槍者，他的死刑就可以減為終身監禁。阿特金斯的智商只有59，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他稀里糊塗，一直傻笑。最高法院認為，對一個不明白自己所作所為會產生什麼後果，又對法律訴訟一無所知的人來說，死刑實在是「既殘忍，又不尋常」。最高法院將阿特金斯案交回弗吉尼亞州法院，在那裡，阿特金斯的死刑被改判為終身監禁。

　　最高法院還做出一項裁決，對於那些按照美國智力障礙協會（即現在的AAIDD）等組織的標準被診斷為「智力殘疾」的罪犯，不適用死刑。美國智力障礙協會對智力殘疾的定義包括3條標準：智商比平均水平低兩個標準差以上（大約70）；在適應和融入社會方面有困難；18歲之前就顯示出智力殘疾的跡象。然而，最高法院讓各州自行決定如何落實這些標準，而許多州在實施細則上都出現了問題。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聯邦助理辯護律師哈利· 西蒙（Harry Simon）說，「各州的理解其實是，『我們想怎麼定義智力殘疾，就怎麼定義』」。

　　佛羅里達州劃定了明確的界限：只要罪犯智商超過70，就可以適用死刑。有些州甚至更嚴格，在俄克拉荷馬州，只要罪犯一生中有一次智商測試的得分高於75，就可以適用死刑。刑事司法法律基金會（一家支持保留死刑的非營利組織，位於薩克拉門托市）的法務總監肯特·謝德格（Kent Scheidegger）認為，這些問題都源於阿特金斯案的最終判決。他說，「阿特金斯案確定了一條法則，即我們必須明確地將人們劃分為兩類，智力殘疾或智力正常，並區別對待這兩類人。但是，實際上並不存在一條清晰的界限，所以註定要引發很多問題。」現在，每個州都想方設法去遵守這條法則。儘管劃定明確界限的做法有諸多不是，不過可以一視同仁地適用於所有被告，這就避免了因控辯雙方的心理專家水平差異而影響最終判決的局面。對於霍爾案，佛羅里達州檢察總長辦公室以最高法院尚未做出最終判決為由，拒絕發表評論。不過，該辦公室在呈交給最高法院的案情簡報中指出，「一些組織致力於擴大阿特金斯案最終判決的影響，它們確立的智商測試標準含糊不清，總在變化，甚至自相矛盾」，如果最高法院給出有利於霍爾的判決，「各州的法律勢必會受縛於這些標準」。

　　不過，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家基思· 維達曼（Keith Widaman）說，臨床醫師普遍反對規定明確界限的作法，一個原因是智商測試通常都有10分左右的誤差。此外，大多數被告在不同類型、不同版本的測試中，得到的分數相差甚遠。維達曼指出，最常用的一種智商測試——韋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WAIS），只有幾個問題，而這些問題旨在評估人類正常智力的下限：大約是70。更重要的是，這些測試本身也在與時俱進。傳統的測試側重「結晶的」智慧，包括人們掌握的知識、理解能力。但是，維達曼說，特別是在過去10年間，智商測試的設計者越來越重視「流動的」智慧，即吸收新信息、作出判斷以及理性分析複雜問題的能力。

　　弗林效應（Flynn effect）給智商測試結果的詮釋更添一層迷霧。弗林效應指出，人類智商的平均水平每10年增長3%左右。人們給出的解釋五花八門：營養更全面、產前護理更健全、測試方式越來越標準化，等等。因此，每隔10年左右，心理學家都要重新規整各種智商測試，使大眾智商的平均水平保持在100左右。這就意味著，像凱文·格林（Kevin Green）這樣，在1991年按照1972年版的智商測試得了71分的死刑犯，如果依據當年（也就是1991年）修訂版的智商測試，也許只會得65分。2000年，格林被判死刑，他的律師上訴時指出，法庭應該考慮到弗林效應而改判。然而，格林的智商高於弗吉尼亞州規定的明確界限——70，因此，他於2008年被執行死刑。

　　一些心理學家希望，法律條文能夠體現出人們對智力更深刻的理解。科羅拉多州利特爾頓市的法庭心理學家、在阿特金斯案中擔任顧問的斯蒂芬·格林斯潘（Stephen Greenspan）說，「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反映智力，這樣的觀點從科學上來說是不正確的，早就被拋棄了」。

　　那判定標準又該怎麼設定呢？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說，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美國幾乎所有醫院和衛生站都在使用該手冊）在闡述智力殘疾的診斷時，特意避免了設定智商數值界限。哈里斯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病學家，同時也是DSM-5中「智力殘疾」一章的首席作者。他認為，智商測試結果並不能反映被告融入社會的能力。「當別人對他們說，『和我一起去搶銀行吧，我會給你好處，而且搶銀行可有趣了，我還會讓你拿著槍』，他們不會去想將會發生什麼」。在美國智力障礙協會定義智力殘疾時提出的3條標準中，這屬於第二條涉及的領域，即「適應功能」。DSM-5認為，適應功能與智商同等重要。哈里斯說，適應功能與許多因素有關，包括移情能力、社交技巧、衝動控制、判斷力等，所有這些因素都與標準智商測試分數沒有太大關係，特別是存在腦損傷的情況時更是如此。

　　拿邁克爾·扎克（Michael Zack）為例。自1997年起，扎克就成了一名死囚犯，罪名是謀殺了在酒吧遇到的一個女人。多次庭審中，他的律師和一名心理學家反覆辯稱，扎克的腦部因母親懷孕期間酗酒而存在損傷。儘管胎兒酒精譜系障礙並不一定會降低智商測試得分，但會損傷中腦，進而影響從經驗中學習以及預知行為後果的能力。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扎克的智商測試得分是79，而心理成熟度卻像10歲的孩童。心理學家利用標準測試來評估適應性行為，這些測試問卷會提出一些與現實生活技能有關的問題，例如會不會系鞋帶、填支票等。填寫問卷的，通常是受測者的家庭成員，或者非常相熟的人，而不是受測者本人，因為人們有誇大自己能力的傾向。

　　但是，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堡死刑案件委員會的律師威廉·亨尼斯（William Hennis）說，在法律環境下，這些測試經常被誤用和濫用。很多時候，他們會讓獄警填寫問卷，而獄警會說，罪犯在高度設防的監獄裡適應得很好。亨尼斯說，「你的一日三餐都是統一分配，終日受到監視，生活中每分每秒都被限定死。在這樣的環境下，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義的適應功能評估」。他堅持認為，為了得到公正的結論，填寫問卷的必須是在被告進監獄之前就認識被告的人。一些州已經出台了測量心理適應性的方法。得克薩斯州處決的罪犯數量居全美之首，該州採用了「布里塞尼奧因素」，包含得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於2004年制定的7項行為標準。這些因素包括，在家人和熟人看來，被告是否存在智力障礙、是否有能力直接回答問題、是否會撒謊，以及是否有預先制定計劃的能力。法官們寫到，他們制定的標準符合美國智力障礙協會的指導方針，定下這7個因素，是為了明確「極其主觀的適應性行為標準」。然而，這些因素卻成了批評者攻擊的靶子。

　　西蒙說，「這些標準都是法官們憑空捏造出來的，沒有任何科學基礎」。他認為，這些不專業的評估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很多智力殘疾的被告都會模仿別人的行為，以表現得好像很有能耐。他們還會裝模作樣地收集一些他們根本看不懂的書籍，僅僅是為了顯得有文化。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馬克· 塔塞（Marc Tassé）說：「許多人以為他們知道智力殘疾者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但實際上，那並不是智力殘疾者真會表現出來的樣子。」

　　2014年，AAIDD發布了《診斷適應性行為量表》（DABS），這是首個專門用於診斷年輕人輕度智力殘疾的適應性行為測試。身為該項目負責人的塔塞說，「這些死刑案件讓我們意識到，專門設計一個測試，來分辨死刑犯的真實情況非常重要」。輕信是智力殘疾的標誌，DABS的一個新穎之處就是設計了與輕信他人有關的問題。塔塞表示，那些智力殘疾的罪犯通常都有同謀，可能就是這些同謀帶領他們走上犯罪之路。

　　霍爾案的象徵意義

　　通常，智力殘疾的3條標準中，最讓辯護律師頭疼的是第三條：被告在18歲之前就已經是智力殘疾嗎？有時，被告的早期生活環境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比如，童年時期遭受忽視或虐待，會導致智商大幅下降。一些法庭文件，比如霍爾案的檔案，寫滿了這樣的傳奇故事，比如，父母和他人虐待被告、被告的頭部遭到打擊從而造成腦損傷、一些經歷給被告留下了創傷記憶。但是，這些記錄往往支離破碎，辯護律師只能依賴被告的家人或老師的主觀記憶。亨尼斯曾試圖尋找他的當事人迪安·基爾戈（Dean Kilgore）的童年記錄。上世紀50年代，基爾戈出生於密西西比州，是一個黑人佃農的兒子。經過許多天的搜尋，亨尼斯發現了基爾戈50年前的一項少年犯罪記錄：當時，基爾戈所在的囚犯勞動營中，人們就已經用「腦子壞了」來形容他。

　　最高法院同意審理霍爾案，這使得那些希望法庭科學有更好發展的人們深受鼓舞。或許，最高法院會做出讓各州都遵循DSM-5診斷標準的決定。不過，最高法院更有可能做出決定，各州都必須考慮智商測試得分的標準誤差，或者重視臨床心理學家的專業診斷意見。佛羅里達州聲稱，它用來評估智力的方法符合阿特金斯案確定的標準，如果最高法院做出有利於霍爾的裁決，就會招致無端上訴的泛濫。就像佛羅里達州檢查總長辦公室呈交給最高法院的簡報中所稱，「未來，訴訟將會沒完沒了」。但是，支持給智力殘疾的死囚犯減刑的人們信心滿滿。馬里蘭大學的律師李·科瓦爾斯基（Lee Kovarsky）說，「對霍爾來說，目前的情形是很樂觀的」。科瓦爾斯基曾為智商只有61的馬爾溫· 威爾遜（Marvin Wilson）辯護，威爾遜因謀殺罪於2012年在得克薩斯州被執行死刑。

　　在最近一些存在科學爭議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開明地聽取了專家的意見，比如，AAIDD和APA呈交的霍爾案簡報。此外，幾十個曾經擔任法官和執法官員的人組織起來，向最高法院呈交了一份有利於霍爾的案件簡報，希望最高法院考慮到智商評估中的標準誤差。哈里斯在評價這些簡報時說：「我認為，這些簡報對我們遭遇的困境做出了一個非常強力的我們不能僅憑一個數字，就剝奪一個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