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後美國走出水門事件了嗎？

水門事件的升級與尼克松的辭職

1972年6月17日，以美國共和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前僱員詹姆斯·麥科德為首的五人，闖入位於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在安裝竊聽器和偷拍有關文件時被捕，是為「水門事件」。

水門事件爆發後，美國新聞媒體迅速展開追蹤和揭露。在水門事件中最神秘的人物「深喉」——時任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特的秘密引導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很快揭露出「白宮顧問同竊聽嫌疑犯有關」，「水門事件源於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間諜破壞活動，這場活動是為了尼克松總統的連任選舉而進行。」此後，包括白宮辦公廳主任鮑勃·霍爾德曼在內的許多尼克松的高級幕僚被陸續揭發出來，矛頭直逼尼克松本人。與此同時，為掩蓋真相，防止事態擴大，尼克松「總統班底」銷毀罪證，作偽證，收買水門涉案證人，妨礙司法公正，越陷越深。很快尼克松本人也捲入其中。

但白宮的種種掩蓋活動終究是紙包不住火。面臨美國國會參議院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和司法部步步緊逼的雙重調查壓力，為避免成為水門事件的替罪羊，白宮律師約翰·迪安在1973年6月下旬全國電視直播的聽證會上，主動發表長達245頁的聲明，揭露尼克松政府一系列駭人聽聞的非法活動：策划水門闖入，掩蓋真相，銷毀證據，收買證人，向聯邦調查局施壓，以及擬定政敵「黑名單」，搭線竊聽，非法利用聯邦稅務局的情報資料等，使尼克松面臨濫用總統職權和妨礙司法的指控。

但由於迪安的證詞無法得到進一步的佐證，調查一時陷入困境，直到白宮安裝的自動錄音系統泄密後，錄音帶成為尼克松妨礙司法等罪成立與否的直接證據和水門事件能否真相大白的關鍵。圍繞白宮錄音帶的傳喚，尼克松總統「以行政特免權」為由同國會和司法部門展開了一場拉鋸戰。

1973年7月23日，參議院水門事件調查委員會和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阿奇博爾德·考克斯同時發出傳票，要求總統交出相關錄音帶證據。但尼克松援引「總統行政特免權」加以拒絕。8月29日和10月12日，聯邦地方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先後判決要求白宮交出錄音帶，迫使尼克松在10月20日發動反擊。由於特別檢察官實質上屬行政部門官員，他先後命令司法部長理查德森和司法部副部長威廉·洛克肖斯立即解僱考克斯，結果導致二人的辭職。最後，尼克松提名羅伯特·博克為代理司法部長。博克隨即簽署命令解僱特別檢察官考克斯，並要求聯邦調查局扣押其全部調查文件。

尼克松的所作所為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據粗略統計，總共有300萬左右的電報、電話和信件涌至白宮和國會，強烈譴責尼克松的胡作非為；新聞界更是冠之以「星期六之夜大屠殺」，大加撻伐。群情激奮之下，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決定由其司法委員會負責調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證，為彈劾做準備。

繼考克斯之後的新任特別檢察官利昂·賈沃斯基繼續要求白宮交出更多的錄音帶，但尼克松仍以總統行政特權予以抵制。1974年5月24日，賈沃斯基越過聯邦上訴法院，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即所謂的「美國訴尼克松案」。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比0投票一致做出支持地方法院的判決：「當刑事審判需要使用受到傳喚的資料時，僅僅基於保密的籠統利益而宣稱的行政特權，不能超越刑事司法中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尼克松總統必須交出作為罪證的錄音帶。至此，國會對尼克松的彈劾不可避免。7月底，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先後表決通過了妨礙司法、濫用職權和蔑視國會傳訊等三項彈劾條款，並向眾議院建議：「理查德·M·尼克松應該受到彈劾和審判，並被解除職務。」尼克松為免遭彈劾被迫於8月8日發表辭職演說。尼克松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迫主動辭職的總統。

水門事件對美國憲政體制影響

首先，水門事件是「帝王般的總統」權力盛極而衰的轉折點。國會意圖借水門事件達成「一個集體決心……要重建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的平衡，由此開始了一個復興的時期」。水門事件所引發的國會直接對尼克松總統的調查乃至彈劾，實際上是美國國會向擁有「帝王般的權力」的總統發起的正面挑戰和進攻，並對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水門事件嚴重惡化了後水門時代美國的政治氛圍，此後美國總統面臨著一種愈加難以駕馭的政治環境：行政官僚系統難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黨系統更加軟弱無力，兩黨一致不復存在；新聞媒體攻擊性極強且熱衷於挖掘壞消息，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也隨之大大降低；而國會日益覺醒，並趁機通過了《戰爭權力決議》、《國會預演算法》、《國家緊急狀態法》和《對外情報監視法》等一系列限制總統權力的法案，打破了「帝王般的總統」為主導的憲政體制，使「帝王般的總統」權力由盛轉衰。

其次，水門事件所引發的政治危機導致美國歷史上總統第一次被迫辭職的直接結果，「總統第一次被認為是可辭掉的職位」，這對一直以來被譽為美國聯邦政府中「最為民主的因素」、「國家主權和威嚴的象徵」的「全民的總統」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據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水門事件後民眾對歷屆總統和政府的信任程度直線下降，直到1981年里根政府時期才有明顯的回升。其影響之深遠可見一斑。

最後，水門事件還作為一次影響巨大的情報醜聞而載入美國情報史。水門事件不僅推動了美國當代情報監督體制的改革與重建，而且還影響著美國國會與總統在美國國家情報決策領域「半陰影區」權力的分配和爭奪。

二戰後出於冷戰的需要，美國形成了高度統一的冷戰情報觀。隨著二戰後總統權力的擴張，美國情報決策權主要集中在總統和行政部門手中，國會總體上是信任和支持整個美國情報活動的，國會情報監督基本上有名無實。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水門事件政治危機的陰影下，「帝王般的總統」權力由盛轉衰，美國媒體趁機對情報界一系列重大情報醜聞展開揭露和批評，美國總統和情報界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要求國會對情報機構加強監督和控制的呼聲越來越高。

水門事件後，美國國會主要採取強化情報監督的方式與總統爭奪情報決策權，具體表現在：其一，1974年12月，美國國會幾乎一致通過了《1974年休斯－賴安法》。該法案被譽為「自中央情報局成立以來，國會對中央情報局施加法律限制的第一步」。此後國會又先後通過《1980年情報監督法》、《1991財年情報授權法》，對《1974年休斯－賴安法》中規定的國會情報監督程序進行調整和完善。其二，1975年國會參眾兩院分別創建各自的情報特別調查委員會（即參議院的丘奇委員會和眾議院的派克委員會），並在隨後1975-1976年所謂的「情報年」中，對情報界進行了迄今為止美國情報史上「最嚴厲、最苛刻」的調查。其三，1976年5月和1977年7月，根據丘奇和派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共同建議，在國會歷史上首次設立專門對美國整個情報界進行監督的參眾兩院常設特別情報委員會（簡稱國會情報委員會）。美國國會情報委員會一經創立就成為國會情報監督的委員會主體和運作中心，美國國會情報監督體制隨之建立起來。

水門事件之後，美國相繼又發生了里根政府時期的伊朗門醜聞、著名的9·11恐怖襲擊情報大失敗、布希政府的伊拉克情報門事件及2013年奧巴馬政府的稜鏡門事件等，表明美國國家情報決策也未能達到美國情報學者所宣稱的「已經被民主化」，美國情報決策民主化的道路仍將艱難而漫長，這意味著美國政治民主化存在廣闊的制度空間，亟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