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他又成為中國公民

據報道，2015年4月1日，95歲的楊振寧先生放棄美國國籍，正式成為中國公民，距離他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國國籍，已逾半個世紀。數十年來，楊振寧先生一直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華人科學家，圍繞他的人生歷程，也曾產生不少聚訟爭議。

本文作者李昕，曾任三聯書店總編輯，與楊振寧先生有多年交誼。亦歡迎讀者諸君發表平和理性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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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歡把楊振寧和錢學森 、鄧稼先做比較，討論他們誰對於中國的貢獻更大。

錢學森先生和鄧稼先都是民族英雄級別的科學家，功勞自不待言，特別因為鄧稼先是楊振寧的「發小」，兩人曾有同窗之誼，在美國留學時也常在一起，然而鄧回國，楊則留美未歸，鄧後來成為中國的「兩彈元勛」，而楊卻未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給中國的科學事業。這樣一比，似乎就比出了兩人的差距。而且，有些言辭偏激的網友，喜歡動不動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層面，把能不能為中國搞科研歸結於愛不愛國的問題，這觀點就未免狹隘了。

我以為這樣的討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基本事實，就是現代自然科學是有分類的，它由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組成。

錢學森在火箭和導彈方面的突破，鄧稼先在「兩彈」研究中的發明，都屬於技術科學領域的成就，而楊振寧所提出的「宇稱不守恆」理論、「規範場」理論，卻是基礎科學領域的重大發現。

雖然在廣義上說，錢、鄧、楊三人的學問都和「物理學」、「力學」相關，但是實際上隔行如隔山。錢和鄧能做的，楊不一定做得了，反過來說也一樣。但是不能否認，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有兩個重大的區別。

首先，基礎科學是技術科學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沒有基礎科學，任何技術發明都沒有了依據，所以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視；其次，技術科學可以無國界，也可以有國界，它可以僅為一國服務，而基礎科學總是無國界的，它總是為整個人類服務的。

經過這樣的分析，再回到五十年代錢、鄧回國而楊未回國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們各人的選擇，其實是各有道理。錢和鄧掌握了技術科學的專業特長，要報效祖國，回國自然是不二選擇；然而楊振寧專攻基礎科學理論，這是為人類做貢獻的研究，自然是哪裡的研究條件好，就在哪裡工作。這還只是針對一般情況而言，還沒有考慮五十年代中國的特殊情況。

當時的情況是，中國為了避免「落後就要挨打」，必然要優先發展「火箭」、「導彈」和「兩彈」，所以錢、鄧回國，是可以大顯身手的；但是對於楊振寧所主導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國家在經濟落後、「一窮二白」的狀況下，既不具備也不可能提供相應的條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預見，如果楊先生當初回到中國，那麼且不要說什麼「規範場」，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學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

楊振寧與鄧稼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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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些人喜歡把楊振寧和李政道相比，說李自從70年代末期就開始，在美國大量為中國培養研究人才，後來一直在為中國科學發展出謀劃策，做了很多事情；而楊先生只是到了80歲，才定居清華大學，住在一棟花園洋房裡面，給學生講講課而已，那簡直應該說是來享福和養老的。

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大家都了解，李政道先生曾經策劃和實施過中國青年學生海外留學計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楊振寧先生幾乎是與此同時，在香港和美國籌措資金，策劃和資助了CEEC計劃（中國學者訪問項目），幫助大批中國高端學者到美國著名大學進行為時半年到一年的深造。

我曾看到一張表格，上面列明僅在1981年到1992年間，參與這項計劃到美國訪學的學者就達上百人。此後仍有學者在楊先生幫助下分批出國進修。

這些學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訪學歸來後，無一例外地成為了我國自然科學各領域研究的帶頭人，有多位當選兩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後來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的陳佳洱，擔任過復旦大學校長的楊福家以及擔任過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谷超豪。

同時，對於母校清華，楊先生更是傾力支持。1997年他擔任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為了落實他心目中的科研發展計劃，他從海外募集了1千多萬美元的資金，用以資助清華聘請多位海內外著名專家並蓋起專家樓公寓樓。

更為難得的是，他定居清華和翁帆結婚以後，又將他們二人的存款捐贈給清華近200萬美元。這些都表明他貢獻給清華的，比他從清華得到的多。

他和翁帆並沒用去追求豪華生活，更沒有拿200萬美元去購買豪宅，他們的家，裝修普通，陳設簡單，與一般平民無異。在這方面，我以為楊振寧先生和楊絳先生一樣，自己生活低調簡樸，卻對清華一往情深，慷慨奉獻（楊絳先生將她和錢鍾書著作的全部版稅捐給清華設立「好讀書獎學金」）。這正是他的精神境界之所在。

楊振寧與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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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楊振寧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在努力為中國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但他的貢獻，不一定都擺在明處，也不一定都能讓大家知道。

比如，在與國家領導人會面時，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問題，他的建言獻策很多。別的不說，只說他1971年作為第一個回國的華人科學家，在和周總理的會談中，不僅介紹了美國社會的有關選舉、政黨、民權、法律等等制度性問題，幫助周在中美關係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國的政情和輿情，而且特別重要的是，他建議中國要加強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大力培養理論人才。這在當時將所有大學和科研機構統統荒廢，將科研人員和大學教師大批送往「五 七幹校」的時代，可謂空谷足音之言。

我們注意到，正是從1972年以後，高等院校開始恢復招收工農兵學員，儘管選拔人才的制度仍然不正規，但這畢竟是對停止招生6年的高等教育的恢復，是「十年浩劫」從亂到治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人們不能不承認，楊先生在其中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同樣，楊先生在美國，也一直在從事著促進中美民間交流的作用。他說自己是中美之間的「一座橋樑」。在我看來，他不僅是科學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社會活動家。如果說，知識分子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人文知識分子，他們在自己的學科專業之外，會有較多的人文關懷和現實關懷，另一類是科技知識分子，他們比較專註於自己的科技領域。那麼，我以為楊振寧先生比較傾向於前者，而李政道先生則比較傾向於後者。

長期以來，對於美國華人之中的社會活動，楊先生顯然不但樂於參加，而且非常熱心支持。

70年代初期訪問北京後返回美國，他就投身於愛國的社會活動，後來，他與歷史學家何炳棣甚至還共同發起成立 「全美華人協會」，他親任會長，何炳棣為副會長。這個組織所做的工作，無非是團結和凝聚華人，在他們中傳播熱愛新中國的思想。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小 平同志赴美訪問，全美華人協會設宴接待，由何炳棣主持宴會，楊振寧致歡迎辭。從這裡我們可想而知，楊、何二人當時在華人當中的威望和影響力，的確是無出其右。

楊振寧歡迎小平同志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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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作為最有影響力的旅美華人，楊先生在政治上是需要做出選擇的。台灣方面也在拉攏他。但是他獲得諾貝爾獎以後，沒有理睬台灣，而是訪問中國大陸，此後，又以滿腔熱情歌頌新中國。

正是因此，台灣當局對於他的親共愛國十分惱怒，竟對他和何炳棣以「楊匪」、「何匪」相稱。然而，他們的作用實在是不可替代的。我在香港工作期間，曾經結識了幾位當年在美國留學而後來在香港和美國的大學裡任教的學者，他們都是70年代保釣運動的積极參与者，閑談時，他們總是深情地回憶起自己在美求學期間不平凡的經歷，而對楊先生當時發揮的作用十分推崇。

所以，那些因為楊先生沒有在建國之初歸國就對他加以指責的人，實在是對他的經歷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

至於有人議論清華大學接納80歲的楊先生回來「享福」和「養老」，其論更顯得缺乏見識。我在文章里已經講到，楊先生的成就並不局限於獲得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理論，更在於規範場理論的提出，據此，他是無愧於科學大師的稱謂的，這在國際物理學界可以得到公認。

同樣為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的丁肇中先生，在楊振寧70歲生日宴會上曾這樣說：提到20世紀的物理學的里程碑，我們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對論（愛因斯坦），二是量子力學（狄拉克），三是規範場（楊振寧）。

在國內，我也見到科學史專家的論文持類似觀點："在人類科學發展史上，20世紀堪稱物理學世紀，物理學家繁若群星。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愛因斯坦是物理學的旗手，那麼下半葉當推楊振寧。正像相對論於愛因斯坦一樣，規範場是楊振寧在物理學領域的最高成就。"（高策：《楊振寧與規範場》，載《科學與中國人》1995年第3期）

所以說，清華請回來的楊振寧先生，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他的理論、思想和智慧，他的榮譽和地位，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都定然使清華多多受益。這就如同請來了一位當代愛因斯坦。試想一下，如果愛因斯坦是中國人，且是一位清華校友，他早年出國，發現了廣義相對論，成就斐然，名滿天下，在他晚年之時，他的願望是葉落歸根，定居清華園，那麼清華大學有什麼理由不歡迎嗎？

我以為，只有從這樣的角度認識楊振寧先生，對他才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