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性騷擾會被如何懲罰

近日，一組微信聊天記錄引爆了社交網路。據爆料，民生銀行北京分行下屬某單位的一位副總經理通過微信邀請其女下屬去酒店共進夜宵。花邊新聞，永遠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飯後談資，然而這次的花邊卻在網路上引起來軒然大波。

細看這組聊天記錄，這位關姓副總經理走得是霸道總裁的路線，語言風格頗為強勢。圍觀群眾如果不聯繫前後文，恐怕還會以為這是領導的訓示。而關某措辭隱晦，處處暗示，更是如佛家經典一樣暗藏禪機。看起來，關某對於正常男女交際一事是不太擅長的。倒是發號施令起來行雲流水，對付下屬的手段堪稱教科書式的的性騷擾。

職場性騷擾漫畫

不堪其擾的下屬王某將此事在微博上曝光，兩天後，姍姍來遲的民生銀行再次語出驚人。該行回應稱「兩人之間的行為只局限在微信上，並沒有產生實質性的關係」，然後僅對關某進行了停職罰獎金的處分。這一來又是惹得群情洶洶，罵聲不絕。

此事的發生提醒我們，性騷擾這一現代社會常見的問題已經走進了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中，但對於性騷擾的懲處，無論從社會道德還是法律層面，尚有向已經被性騷擾問題困擾多年的發達國家借鑒的必要。

美國聯邦法院曾對一起性騷擾案件進行審判，最後判決原告受害者原工作單位賠償她1.68億美元作為補償，創下美國歷史上職場性騷擾案最高賠款記錄。反觀我國，若不是事主用極端手段維權，只怕施暴者根本不會有分毫損失。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大家不妨看看美國女性的維權史。

產業革命帶來性騷擾問題

性騷擾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事實上在近代化大生產將婦女從家庭中拉出來變成女工、女職員之後，「性騷擾」這一問題才顯著出現在大量男女同時出現的公共場合。19世紀後期，隨著南北戰爭的告終，美國走上了騰飛的道路。從1870年到1920年的五十年間，產業革命使美國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與工業化進程同步前進的勞動市場也進入了一個空前的高峰期，大量的女性湧入就業領域，逐漸成為美國勞工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1870年的美國每七個女性只有一個外出工作，而到了1920年，每四個女性就有一個被僱傭。許多大城市裡，女性就業率甚至達到了三分之一。

美國女工

當時的美國職業女性，除了要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還存在著工種選擇不多、用工者性別歧視、薪資遠低於男性的問題。而身處弱勢的女性勞工，遭到男性同事的口頭甚至手頭的調戲騷擾更是家常便飯。

二戰後，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職業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比例繼續大幅度增長。伴隨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也聲勢大漲。與這個時代的美國男性勞工一樣，美國職業女性的勞動環境也得到大幅度改善。因為社會分工的日益專業化和職業的多樣化催生了白領這一新的團體，女性在這一領域中優勢明顯，二十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婦女佔據了大部分的白領職位。

圖為1916年美國一個醫生隊伍遊行支持婦女參政

女性獲得了選舉權，也獲得了勞動權，女性頂起了美國的半邊天，但美國女性還是要忍受流氓的性騷擾。性騷擾在美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據《新聞周刊》90年代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21%的婦女聲稱她們在工作中一直受到性騷擾，超過半數的婦女在她們的職業生涯中或多或少的面臨這個問題。可以說各種不同的工作場所都可能發生，從白領們的政府部門、律師事務所、醫院到藍領們的工廠、建築工地。沒有哪個工作場所，也沒有哪位女性能免於性騷擾。而軍隊中這種現象尤其嚴重，1990年國防部調查顯示，64%的女軍人說早已習慣了這樣的陋習。

立法打擊性騷擾

這些騷擾種類繁多、程度不一。十九世紀的法學家建立起了現代的刑法體系，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這一現代刑法的帝王原則。但各國刑法僅僅規定了對強姦、猥褻的處罰規則，難以無法對付花樣翻新的流氓行為。嚴格的罪刑法定意味著打擊犯罪的刑法無法打擊猖獗的咸豬手，更別說嘴上流氓這樣「無傷大雅」的行為。弗洛伊德認為，惡意和猥褻的玩笑往往代替了誘姦，滿足了天性受壓抑的男性的意淫。淫穢的玩笑使那些得不到滿足的男人興奮，而男人逞區區口舌之快卻會讓受害女性承擔巨大心理壓力。當性騷擾逐漸成為嚴重社會問題時，那麼法律界人士就不會坐視不理了。

1964年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其中第七章明令禁止基於性別、種族、出生國、宗教及膚色採取僱傭歧視。但界定性騷擾行為的標準，仍然也是一大難題。就如民生銀行的狡辯一樣，美國咸豬手們也擅長用文字遊戲來洗白。性騷擾的定義模糊不清，是掣肘上個世紀末打擊性騷擾工作的最大問題。

相比較下中國對於性騷擾入法時間之晚

性騷擾一詞最早由美國法學家凱瑟琳.麥金農提出。1974年，美國法院審理一個案件，銀行女職員文森長期受到其上司的侵害，據調查，除了語言騷擾和猥褻外，該職員還被迫與其上司發生了40到50次的性交。不堪其擾的文森為了逃避如狼似虎的上司，不得已丟掉了工作。由於她是因「個人原因」辭職，按當時的規定她無權享受失業救濟的。雖然70年代的美國缺乏微博曝光這樣的絕招，不過洋人有洋人的維權手段，文森女士請麥金農為她向法院提起訴訟。麥金農第一次使用性騷擾這一名詞，並指出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將之與《民權法案》第七章的規定相勾連，終於在1986年得到了美國最高發院的認可。在美國這樣的判例法國家，最高發院的判決就意味著造法，自此在美國打擊性騷擾才算是有法可依。

而在1980年，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對性騷擾作出定義：在下列情況下，不受歡迎的性的接近、性的要求、其他具有性特點的語言和行動，均構成性騷擾。1、明示或暗示以就業為前提條件，迫使屈從上述行為；2、個人對上述行為屈從或拒絕，直接影響就業的前景；3、上述行為的目的在於或具有這樣的效果，即無理地干涉了他人的工作表現，或形成一個恐懼、敵對或侵略性的工作環境。這一標準廣泛的被美國各州所接受，通過這樣明確的標準，法官很容易就能判斷性騷擾行為的存在與否，從而大大的方便了司法審判。像民生銀行事件中的行為，毫無疑問能通過這一標準判定為性騷擾。

中國加強立法保護嚴重打擊性騷擾

重視精神損害賠償

90年代後，美國出現的一系列性重大騷擾案件還有一個特徵令人側目，那就是巨額的賠償金。1994年，美國法院判決洛杉磯市政府水電部門付給一名女員工150萬美元，作為對她在單位受到的性騷擾的賠償。另有5個施行性騷擾的僱員被解僱，12名相關人員被停職。1997年，位於紐約的一家中型安全系統製造公司賠償6名女工75萬美元。1998年，日本三菱汽車公司在伊利諾伊州的製造工廠，該工廠賠償了3400多萬美元，以解決該工廠400多名女工對工廠的性騷擾起訴。2004年，一次90名肥皂廠女工集體狀告僱主清潔公司存在嚴重的性騷擾情況，更是獲賠1000萬美元的金額。

觀察這些案例不難發現，美國的性騷擾案件中不但伴隨著天價賠償，而且賠償責任往往會落到用人單位身上。雖然存在爭議，不過法院通常依侵權法來處理工作場所性騷擾糾紛，並讓用人單位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這就讓天價賠償金額有了可行性。

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凱恩受到了至少三名女性指控在1990年代涉嫌性騷擾

巨額的賠償金由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賠償組成，其中精神損害賠償的多寡是決定賠償總額的基礎。在我國，一般民事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大多在一萬元以下。例如中國第一例性騷擾案勝訴案中，原告女教師何某獲賠的精神損害賠償只有區區2000元。然而脆弱又矯情的美國人則不同，該國司法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常有數額巨大的，令人瞠目結舌。畢竟尊嚴無價，難以用金錢衡量。然而國情不同，筆者也不便多舌。但面對岸美利堅的經驗，無疑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