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有沒有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當逃兵？

作者：李岩

青年時期的楊振寧

21日我們推送了《關於楊振寧，除了翁帆、國籍、諾貝爾，還該知道這些事》一文後，得到了網友的熱情反饋。其中對於楊振寧的評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在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他沒有回國；二是這麼多年來一直在國外，並沒有為中國做什麼實事；三是到老了回到中國享福來了，還娶了少妻，私德欠佳。

晚年娶少妻這一點，是人家的私事，你可以眼紅，但沒道理指責。關於回國，那也是國內請他回來的。清華請他當教授，中科院接納他為院士。清華、中科院樂意，咱也沒什麼可非議的。關於前兩點，貌似事實就擺在那，其實細究起來，都不那麼準確，值得辨析一番。

一、楊振寧學術巔峰的那些年，祖國真的不怎麼需要他

在《物理學之美：楊振寧的13項重要科學貢獻》一文中，列舉的楊振寧13項重要貢獻貢獻，絕大多數是在1952-1969年做出的，包括讓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1956年），和公認比諾將成果更重要的「楊—Mills規範場論」（1954年）。

楊振寧的最大黑點即來源於此：當時新中國剛成立，百廢待興，特別需要科學家回來建設祖國。錢學森、鄧稼先他們都回來了，你楊振寧為什麼不回來？！

這個鍋，楊振寧背得有點冤。因為彼時新中國的確百廢待興，但卻不是什麼人都需要的。具體到楊振寧本人來說，新中國那時真的不太需要他。或者更準確地說，正因為百廢待興，資源有限，才必須好鋼用在刀刃上，因此並不是誰都被「需要」的。

當時需要錢學森，是因為他是空氣動力學家，是火箭、導彈的權威。而當時的國際環境險惡，落後就要挨打，因此必須集中力量進行兩彈一星的研究。錢學森回國後受命組建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所——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並擔任首任院長。

當時需要鄧稼先，是因為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理性質，這是製造核武器最需要的人才類型。我國面臨落後就要挨打的窘境，對原子彈與火箭的渴望程度是相同的，所以他自然也是國內急需的人才。

當時需要茅以升，是因為他是建築、橋樑領域的頂尖人才。在建國十周年左右，啟動了一批重點建設項目。茅以升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並主持設計了武漢長江大橋。這些基礎建設項目是當時國內急需的，所以建築人才自然也是急需的。

而楊振寧是研究啥的呢？他是研究理論物理的，專長在統計力學、凝聚態物理、粒子物理、場論……咱們理解不了，但籠統地說，都是當時國內並不急需的，或者說，都不是那麼實用的。這就像一個還沒吃飽的人，是不會有閑心學習品酒的。

正因為當時國內百廢待興，所以勒緊褲腰帶搞出原子彈，集中資源搞一些基礎建設項目，是必然的選擇。客觀講，當時國內的環境也的確無力為楊振寧的這些研究項目提供設備和資金。

類似這種所學並非國內急需，從而回國後遭遇尷尬的例子，數不勝數。比如地攤文學中常見的林徽因生命中的兩個男人——丈夫梁思成和愛慕者金岳霖。

梁思成在美國學習的是中國古建築（在美國學習中國古建築，聽起來滑稽，但事實就是國內當時並不把建築當成一門學問），主要學術成果也在此，並因為在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但建國後，北京城的市政規劃是拆除牌樓，並對古建築進行大規模拆除，這與梁思成想保護古城，另外建設行政辦公場所的思路完全相悖。從現在的角度看，保護古城天經地義，但在新中國剛成立時，放著成型的辦公場所不用，另外建設新北京城，無疑是勞民傷財的，甚至是迂腐的想法。一位古建築研究者，在那樣的環境中，自然無法施展才幹。

而金岳霖的尷尬就更有代表性。他的專長在哲學和邏輯學，但在數理化為王的大背景下，這些顯然並非當時國內所需，也沒什麼人想學。他也由此深感英雄無用武之地，後來只得改變學術方向。有研究者認為，金老的後半生是個悲劇，因為他背叛了他以前的學術理想。話有點狠，但他也確實有苦衷。

再比如另一位物理學大師級人物束星北。我們都知道，李政道與楊振寧同獲諾獎，而束星北正是李政道的老師。他早年研究方向是相對論，建國後由於工作需要，轉向研究大氣動力學。但從1955年起，他的工作就被迫暫停，受到了迫害，直至1979年才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四年後的1983年，束星北因病去世。

當然，束星北的遭遇，與他桀驁不馴的性格有關。但也很難講，如果楊振寧、李政道回到國內，是否會因為研究方向並非當時國內急需，而像束星北那樣轉去研究其他方向，從而失去成為世界頂尖科學家的可能。

綜上，當時研究理論物理學的楊振寧，的確不是國內最急需的人才，即使回來也無法在實質上幫助到祖國的建設。在噴他「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他沒有回國」時，先想想，祖國那個時候最需要什麼，而什麼時候又是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

二、楊振寧對中國科學界的貢獻，體現在很多「看不見」的地方

從功利的角度，祖國需要的是一個已經功成名就的楊振寧。而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也的確為中國做了不少事，很多是我們平常看不見的。

在公開報道中的貢獻，已經有人總結過，在此列一下：

1978年3月，在楊振寧等人的倡導下，中科大創建首期少年班。

1980年，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發起成立「與中國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中國學者去該校進修。

1983年12月28日，楊振寧向鄧小平建議：「國外認為，搞軟體15—18歲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設立了計算機軟體專業。

1984—1986年，楊振寧倡議的「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吳健雄物理獎」和「陳省身數學獎」相繼成立。

1997年，在楊振寧建議下，清華大學決定根據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經驗，成立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楊振寧把在清華的工資都捐了出來，用於引進人才和培養學生。

當然，以上這些，很多留美留歐的科學家都做過。但下面這兩件事，就不是誰都做過了。

第一件事，是當過「保釣」先驅。

近些年，我們因為釣魚島的事，沒少跟日本發生外交摩擦。但其實，保釣這件事，楊振寧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做過了。1971年，楊振寧作為第一位歸國探親的美籍華人科學家，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回美國後，正值「保釣」運動在留美學界興起，楊振寧在保釣學生中發表題為《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的演講，轟動異常。他和歷史學家何炳棣、數學家陳省身都堅決支持「保釣」運動，被稱之為運動的精神導師。不僅如此，楊振寧還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講述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事實。

據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的描述，他看過當年台灣赴美留學生寫的回憶錄，談到楊振寧在「保釣」運動中的影響力，征服了許多台灣學生。統計數字表明，當時的台灣留美學生竟然多數表示自己學成後要到中國大陸工作定居。而當時的大陸人民，因為資訊所限，對於保衛釣魚島這件事，還聞所未聞。

第二件事，就是他作為過來人，第一次幫中國提名了諾貝爾獎。

關於中國人與諾貝爾獎擦身而過的故事，廣為人知的有這麼一段：我國在1965年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本來很有希望獲得1966年諾貝爾獎，但因為集體榮譽感，不願意單獨樹立一個典型，而堅持以集體而非個人名義申請諾獎，因而與諾獎失之交臂。這件事情在很多中國人心裡，形成了「歐美對我們有偏見，明明有好的成果偏偏用各種理由刁難你，不給你獎」這類的印象。

但真實情況是，中國人不但為這項成果申報了諾獎，還為這事走了點後門，這個後門就是楊振寧。

1966年正值文革，我國根本沒有向諾獎評委會進行過提名。文革後，這事基本也被忘得差不多了，報獎這事還是楊振寧提醒的。1978年9月，楊振寧向鄧小平提出他準備提名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中國科學家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因為楊振寧是往屆諾獎得主，有提名權，因此是當時中國能找到的最好的提名推薦人。

在得到中央首長的同意後，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錢三強就開始運作此事，由他與身在美國的楊振寧聯繫，向楊振寧發去電報和信函。最終經過內部討論，由科學家鈕經義作為中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項目的唯一代表，報名參選197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最後由楊振寧作為提名推薦人，向諾貝爾委員會做了推薦。

當然，後來鈕經義沒能獲選諾貝爾化學獎，但這次提名活動，可以說是在楊振寧的提點下促成的。作為當時國內與諾貝爾委員會最佳的溝通橋樑，楊振寧功不可沒。

綜上，那些說楊振寧「多年來一直在國外，並沒有為中國做什麼實事」這個說法，也站不住腳。

結語：

本文並非想為楊振寧樹碑立傳，他的私德方面也並非無可指摘，比如李政道之間吵了那麼多年的是是非非等。現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有評論他人，乃至謾罵他人的權利。我們絕對尊重這種自由的權利，也不覺得誰是不能罵的，只是想號召大家用事實說話，做個有乾貨的憤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