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軍中校的中國戰俘生活：以為像日軍沒想到如此仁義

2017年元宵節，在多方協助與努力下，滯留印度54年的中國老兵王琪終於歸國團圓。回顧50多年前發生在世界屋脊上的那場中印邊境衝突，中國軍隊除收復大片固有領土外，還抓獲3212名印度戰俘。但當中印兩國紅十字會達成協議後，中國僅用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就釋放了全部印方被俘人員。當年，印度陸軍通信中校K·K·提瓦力在塔格拉山下成為解放軍的俘虜，全程見證了中國寬待俘虜的仁義之舉，他也承認：「50年前的戰爭，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1959年底，年輕的提瓦力中校被派到綽號「紅隼」的印軍第4師，當上通信聯隊主官。此時，奉行「前進政策」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把第4師當成攫取「麥克馬洪線」以南土地的「急先鋒」。

1962年9月，提瓦力一路跟隨第4師第7旅旅長達爾維，確保命令能順暢傳到基層單位。10月19日深夜，提瓦力隨第7旅旅部進駐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爾，憧憬著明天衝上塔格拉山主峰。然而，所有的遐想在20日凌晨宣告終結，一陣陣炮聲把提瓦力從睡夢中驚醒，中國軍隊開始反擊了！提瓦力匆匆帶著兩個勤務兵奔向掩體，但中國軍人的動作更快，沒等他們找到機槍，幾名解放軍就衝進來了。提瓦力拔出一支勃朗寧手槍試圖抵抗，但立即被解放軍制服了。後來得知，中國軍隊僅用一天便全殲印軍第7旅，旅長達爾維在原始叢林里轉悠了數十小時，最終也束手就擒。

在被俘的頭幾個小時里，提瓦力感到非常緊張，因為印度戰前宣傳都把中國人比作二戰的日軍，那是印度官兵記憶深刻的經歷。當年印度人作為英軍的一部分在新加坡、緬甸作戰，被俘的結局要麼是被斬首，要麼就是充當奴隸勞工。幸運的是，中國軍人沒有流露出太多的敵意，當印軍解除武裝後，他們主動生起火堆，讓俘虜們取暖，還對戰場上的印軍屍體進行掩埋，插上標記。

10月21日，提瓦力跟著百餘名俘虜，在一個班的解放軍押解下跨過南卡楚河，前往中國設立的戰俘營（標準的說法是「收容所」）。由於高效的組織，整個過程沒有出現什麼意外，提瓦力還發現幾個在叢林里掉隊的俘虜主動找回宿營地報到。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頓到位於西藏中部的瓊結縣收容所，那是西藏三個戰俘收容所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儘管中方提供的生活用具十分齊全，但提瓦力總覺得睡覺不踏實。他忽然注意到外面有一堆果殼，於是來了靈感，徵得中國幹部允許後用果殼做了床墊，這下子算是睡踏實了。

在提瓦力眼裡，中國幹部尤其重視俘虜的登記工作。提瓦力回憶，當時中國為印俘準備的登記表都是中英文對照，因為中方強調所有項目都要符合《日內瓦公約》規定。和提瓦力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名姓佟（音）的解放軍中校。佟中校很誠懇地向提瓦力請教關於印度官兵的軍銜職稱以及姓名方面的問題，因為這名英語純熟的中國軍官發現英語並非印軍內部的通用語言，許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語言對話，卻不會書寫。困擾登記工作的還有大批印俘重姓重名（如「拉詹」「庫馬爾」「辛格」等），而且不少人圖方便，沒有填寫姓名全名，只是用字母縮寫代替。佟中校向提瓦力等印度軍官探討後了解到，印軍人事管理有一項「軍號制度」，能有效解決「誰是誰」的問題——每個印度軍人都有7位阿拉伯數字組成的「單獨軍號」，軍官軍號前面還冠以英文代號進行區分。

讓提瓦力好奇的是，收容所沒有常見戰俘營那樣的鐵絲網或圍牆，中國軍人只在較遠的地方設立崗哨。一個收容所生活的細節讓他印象深刻：印度官兵普遍不愛吃蘿蔔，而青藏高原冬季只有蘿蔔白菜，為解決矛盾，中方幹部還手把手教會印俘如何把蘿蔔做得好吃。

承襲英軍傳統的印軍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來中國後尤其「水土不服」。提瓦力記得，幾名印俘尉級軍官提出每天應該喝牛奶甜茶，不達到要求就鬧抗議。但中方態度卻十分堅決，包括佟中校在內的幾個幹部反覆對那些印度軍官進行教育工作，「解放軍官兵的生活水平和廣大中國人民一致，不能像資產階級軍隊那樣享受特殊」。印度基層士兵愛吃甜食，也提出要大量供應糖，但中方解釋說，中國人沒有吃甜食的習慣，生活供應標準里的糖不多，而且運輸也不方便。不過後來中國管理方還是在糖的供應上由每人每天3錢（15克）增至6錢（30克），那些鬧情緒的印度軍官們也逐漸認同了。

最讓提瓦力等印俘軍官動容的是，中國軍隊的官兵平等原則。印度軍官都配有勤務兵，視體力勞動為下賤的事，士兵也認為「軍官不勞動」「理所當然」。一次，印俘中隊隨中國幹部去山谷拾柴，印度士兵看見中方中隊長拿著繩子走在後面，紛紛猜測：「中國長官拿著繩子跟上來，如果誰不好好乾活，一定會被捆起來。」但他們後來發現，中隊長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繩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們這才恍然大悟地說：「中國軍隊與印度軍隊真是大不相同。」

許多印俘不願打掃廁所，也不願替別人理髮，認為這些是「最卑賤的差事」，只能由低種姓的「賤民」和「不可接觸者」去干。但中國幹部卻帶頭拿著鐵鍬到廁所幹起來，有的區隊長還為印俘理髮，一個印俘理髮兵說：「我在印度是最下賤的人，可是中國人對我一視同仁，過這樣好的日子還是第一次。」

中方收容所里，有著豐富多彩的文娛活動，但印俘軍官和士兵的觀感卻大相徑庭，前者擔心中國人「洗腦」，而後者則普遍讚揚中方寬俘政策和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

在與中國幹部的思想交流中，雙方繞不開的話題就是中印邊界問題真相是什麼？包括提瓦力在內的所有印俘軍官，第一句要強調的話便是「『麥克馬洪線』就是（印中）國界」。不過中國幹部沒有強迫他們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是向印俘們講解傳統習慣線是怎樣形成的。隨著介紹的深入，開始有人承認，「過去新德里根本沒告訴他們有什麼傳統習慣線」。當然，由於顧慮回國後的前途問題，多數印俘在集體場合往往不敢公開承認解放軍自衛反擊的正義性，但他們自己內心是有考慮的，有時私下和中方幹部交談時會說：「中國軍官講得有道理」「印度有人想靠打仗發財，才使邊界問題始終未能解決」。

印俘們大多親歷過20世紀50年代中印人民友好的歲月，「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就成為中方幹部爭取印俘最有效的口號。事實上，在1963年所有印俘回國後，印度國防部曾進行嚴厲的甄別與審查運動，但中國的觀點已然在印度戰俘中傳播開來，印軍最終不得不承認：「中國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傳機構。」

1963年4月21日，中國國防部發表聲明，宣布通過中印兩國紅十字會釋放全部印軍被俘人員。早在3月26日，印俘們就得到通知，他們不久將被釋放。為了滿足印俘軍官提出的希望參觀中國內地的願望，中方宣布全部校級以上印俘經內地遣返。這樣，儘管提瓦力等人的身份還是戰俘，但已經不被看做敵人了。中方為每個人量身訂作了西服和皮鞋，並準備了個人用品。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達爾維准將、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參觀了武漢、南京、上海、無錫、杭州、北京等城市。他們在北京觀看了五一勞動節的慶祝活動和焰火，還同印度駐華使館人員見了面。中方接待人員很有分寸，他們稱印度被俘軍官為「先生」，和他們講話時稱「印度朋友」，從不用傷害他們自尊心的言語。一名印俘中校說：「旅行期間，我們看不到中國有反印漫畫和標語，人民的言行中也沒有絲毫敵意，這和我們從前聽說的大不相同。」

5月4日，印俘軍官在昆明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班機回國。在交接儀式上，達維爾准將代表全體印俘軍官向記者們表示，「我們的武器裝備勝過中國，可誰也想不到中國士兵會用身體滾過雷區，用胸口去堵槍眼，還有中國的俘虜政策。如果戰前印度士兵了解這一點，我想他們恐怕更難指揮了。」

上午9時，搭載印俘軍官的飛機從昆明起飛，預定於13時30分抵達加爾各答。沒想到途中機組說機械故障導致起落架打不開，大家可能會摔死。最終飛機於14時30分迫降在達姆達姆時，幾十輛消防車嚴陣以待。提瓦力心想：「如果我們因印度的飛機迫降死在印度的話，那真是命運的絕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