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質，是一切WiFi信號的總和……

1948年，是一個活活巧死了的年份。

1948年，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發表了《生命問題》，該書的出版標誌著系統論的誕生。

1948年，美國數學家維納發表了《控制論》，該書的出版標誌著控制論的誕生。

維納

1948年，另一位美國數學家香農發表了《通信的數學原理》，這篇論文的發表標誌著資訊理論的誕生。

也不知道是心有靈犀、英雄所見略同，還是三個人商量好了，深刻影響了20世紀人類社會的三大理論——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在1948年同時誕生了。

雖然我們現在提起「系統」二字甚覺稀鬆平常，但是在20世紀之前，尤其是機械論橫行的年代裡，「系統」的概念還沒有被廣泛認識和接受。

很久很久以前，亞里士多德（怎麼哪裡都有他）曾經提出過「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這一觀點已經帶有了一定的系統論的韻味，而且值得賓士汽車公司好好反思的是，為什麼他們的零件加起來比整車還貴。

不過，現代系統論是由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的。繼《生命問題》之後，他於1968年發表了《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與應用》，這部著作是一般系統論的代表作。貝塔朗菲運氣不太好，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正準備提名他，他就去世了。

貝塔朗菲

在機械論甚囂塵上的年代裡，笛卡兒認為「動物是機器」，法國思想家拉美特利更是認為「人是機器」。這些把人與電視機和微波爐相提並論的觀點，遭到了系統論的「系統」反對。系統論認為不管是生物還是一個組織，都是一個整體，而整體內部的要素之間需要相互作用，以產生相應的功能。

系統論催生的系統工程，在後來極其複雜和龐大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中得以充分應用。中國古語有云：「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這也是對系統論鮮明的寫照。

「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是個神童。他9歲才上學，原因是這之前他嘗試去過幾次學校，都因為超越其他同學太多，導致一般學校容不下他。維納12歲就完全有能力輕鬆上哈佛，只是他爸懂得「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死死壓抑著他的才華，就不讓他被哈佛錄取，免得他輕鬆上了哈佛，別人再炒作出一本《哈佛男孩維納》，對這麼小的孩子的心理健康來說，極為不利。

維納15歲的時候，他爸終於覺得他心智比較成熟了，於是稍微一放手，維納就進了哈佛開始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結果他雖然智商高，但是動手能力實在太差，於是換了個對他來說比較簡單的數理邏輯專業，然後18 歲輕鬆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

在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教授們看到維納這麼年輕，於是詢問他的年齡。結果維納回答道：「我的年齡的立方是個四位數，四次方是個六位數。這兩個數，剛好把0到9十個數字全用上了，不重不漏。」

台下一堆數學教授面面相覷，大腦進入死機狀態。

維納提出的控制論成為現代自動控制技術的重要理論基礎，而「負反饋」則是控制論的核心問題。所謂「負反饋」，就是使輸出起到與輸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統輸出與系統目標的偏差減小，用做飯打個比方就是「火大了就關小點，火小了就開大點」。

央媽一會兒升息一會兒降息，也是在對股市樓市玩負反饋吶！

其實維納也是資訊理論的先驅，只不過忙著搞控制論，沒顧得上資訊理論，讓香農佔了便宜。事實上連資訊理論的創始人香農也承認維納對資訊理論的貢獻巨大。

自動化專業要學數學，得找維納算賬，通信工程專業也要學數學，「罪魁禍首」則是香農。這事兒也沒辦法，誰叫他倆都是數學家。

那麼，信息到底是什麼？

按照香農的說法，信息就是「讓不確定性減少的玩意兒」。

香農

越確定的事兒，信息量就越小，比如「明天太陽肯定升起」，這就是句人所共知的廢話，信息量幾乎為零。但是如果一件事是不確定的，比如「××股票明天開盤後15分鐘內將漲停」，這就是信息量巨大的消息。信息量越大的消息價值越大。

信息量大到已經觸犯法律程度的消息，被稱為傳說中的「內幕消息」。而在戰爭時期，這種信息量巨大的消息則被稱為「情報」。正如我們知道的，一條有價值的軍事情報，可以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在系統理論和複雜科學領域中，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組成了所謂的「老三論」，而耗散結構、協同學和突變論則組成了「新三論」。這「六論」雖然不曾廣為人知，更不曾驚天動地，但卻潛移默化、不可阻擋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20世紀之前，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劃分得很明確，這也是西方拆解式思維與機械論盛行的原因之一。然而到了20世紀，各個學科高度融合，我們很難說一個智能手機到底屬於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還是無線通信技術；一個智能的心臟起搏器也很難被單純地看做一種電子產品或是醫療器械；一輛能夠定速巡航的汽車則絕不僅僅是機械技術發展的產物，而是自動控制技術的「當街展示」。

20世紀的科學技術，在回歸系統與融合，中國自古以來的整體性思維沉寂了千年之久，終於開始與系統理論遙相呼應。而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的逐漸崛起，也許正是整體性思維開始要引領世界。而整個人類融合在一起的重要標誌，就是全人類已經都被「一網打盡」。所有人都已經被鎖定在了這個或者那個網路之中。

1969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分組交換網路「阿帕網」，當時連接了美國四所大學。「阿帕網」的建立開創了計算機網路的新紀元。

接下來各種網路層出不窮，人們紛紛「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網路技術的發展風生水起。但是各個網路之間各自為政，缺乏有效的互通性，大家都呼喚著新時代的秦始皇能夠站出來，像統一度量衡一樣統一網路協議標準。

1980年，TCP/IP 協議橫空出世，它扮演了網路時代秦始皇的角色，從此全世界的互聯網走向了天下大同。90年代以後，隨著Web 技術的推進和商用化的進程，互聯網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20 世紀人類社會最重要的連接方式。

21世紀的世界，是一個網格化的世界，所有人都是這個網格中的一點。處於這個網格之外的人，嚴格意義上講，已經不能算現代社會的人類。一個飯館可以沒有飯吃，但不能沒有WiFi 信號。

套用馬克思的話說：人的本質，是一切WiFi信號的總和。

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進入了黑客帝國。

儘管我們的後腦勺並沒有插著數據線，但是我們已經開始脫離我們所熟悉的本真的世界。現代社會的人類，已經一秒鐘都無法離開手機，即使吃飯上廁所，也要盯著手機不放，用手指在屏幕的玻璃上不厭其煩地划來划去。

曾經有一對夫妻，因為雙方長年獨自玩手機，缺乏有效的溝通，最終導致感情破裂，不得不對簿公堂，走向了離婚的結局。結果在法庭上，一向冷靜的法官也勃然大怒：

「你們倆能不能不玩手機？沒看到我在宣判嗎？！」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我們控制了技術，但更多時候我們是被技術控制了卻還不自知。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我們利用技術征服了自然，但更多時候我們發現不斷產生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恰恰是技術濫用的結果。很多時候，我們認為技術不過是貫徹我們意識形態的工具，但更多時候其實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當我們使用它的時候，已經被它所洗腦。

當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狗滿街跑的時候，是否應該讓克隆人也一起出場？

21世紀，也許將創造出過去所有年代所創造不出的更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可能引發過去所有年代所不可想像的技術災難。在這個我們正在經歷的世紀，也許人類最主要的關注點不應該再是狂熱於科學的革命或者技術的突破，而在於從人文、社會、倫理和哲學的角度去思考技術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它又意味著什麼。

只有這樣，科學技術的歷史，也許才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戛然而止。

以上內容選自《科技史脫口秀》，姜萌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