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波：願承殺名姚廣孝，功過是非任憑說

文 | 陸波

▍一、 慶壽寺雙塔下的過路僧人

讓我們從西長安街上一座消逝的寺廟說起吧。今天的長安街是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兩側高樓林立，商業繁華，雙向10車道現代化交通設施，氣派、恢弘！而金、元至明至清至民國，這條大道（東單到西單）並未有很大變遷，其中一間800年的寺院及其兩尊八角密檐磚塔，秀麗挺拔，卓爾不群，始終如一。

這兩座塔分別建於蒙古國憲宗蒙哥汗七年（1257年）和憲宗蒙哥汗八年（1258年），是慶壽寺兩位高僧——海雲大師及其弟子可庵禪師的靈塔，而慶壽寺建於金章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亦即是說，800年景物未動，添減些許，眾生誤以為時間也凝固不動。

換種說法，寺與塔巍峨800年，人間星辰轉換，朝代更迭，閱歷的便是那悲悲喜喜，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知是否也已厭倦之至？

雙塔

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中期，這寺院與靈塔終於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刻。為了修建西單電報大樓及拓寬西長安街，主管北京市建設的某副市長下令拆掉它們，因為在建設規划上，寺與塔成了釘子戶。這時梁思成又出來說話了，他提及「燕京十景」之一的「長安分塔」的彌足珍貴之處，情感與文學色彩俱佳。

所謂「長安分塔」，即是清晨時刻浪漫的光影投射，在太陽欲出時分，站在西單牌樓東南角——老長安戲院門外往東觀瞧，就會看到慶壽寺兩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走到近前再看，兩座塔卻都在路北的慶壽寺裡面，挨得挺近，師徒倆靈塔，彷彿長幼相攜。這光與影的錯覺便是老城的神秘與浪漫。

慶壽寺

梁思成建議至少保留雙塔，即使它們在路中央，可以以環島的方式輔以綠化，讓雙塔繼續閱覽人間至千年……但1955年已是梁思成陷入人生萎頓的開始，4月1日，林徽因去世。她以獨有的倔強在指著鼻子指責前面那位副市長對文物的踐踏之後，以很合宜的尊嚴離開一場對古城毀滅戰。而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梁思成則陷入那場所謂批判「兩梁兩胡唯心主義思想」（梁思成、梁漱溟、胡適、胡先准）的運動，他開始寫檢討書……

梁思成的言論只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被人們津津樂道，他對慶壽寺的關懷只是美談而已，他還保住了北海團城，但那種文人的無力感在當年不會引起更為重視的討論。慶壽寺及雙塔在1955年左右全部拆除，西長安街擴建，西單電報大樓的鐘聲為一個新時代敲響。

如果這個聲音可以倒流往昔，它可否又驚著了另一位在此慶壽寺圓寂的高僧靈魂？那高僧便是姚廣孝，住持慶壽寺20餘年，只是慶壽寺過路僧而已，寺與他無關，塔更與他無關，他只是與大明朝奠定的厚重的開國基石相關。

▍二、 世上總有必然的相遇，註定的因緣無法錯過

世上或許存在這樣的人：他們應該相遇，為了歷史的大事件而相遇，為了成就偉大的事業而相遇，相遇的焦灼感只在於：人生之短，那使他們相遇的因緣是否可以具足到來。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8月朱元璋的正宮皇后——馬皇后過世，朝廷召集分散於各地的有些聲望的僧人們前往應天府（南京）皇宮為其超度法事誦經薦福。正是此次機緣，47歲的僧人姚廣孝（時名「道衍」）初遇從北平奔喪過來的四皇子——燕王朱棣。兩人一見如故，相談投契。

9月，在奉天門，高祖朱元璋親自為即將返回藩地的各位皇子挑選德行高尚的僧人，以陪伴他們回到自己的藩地，協助治理一方，固守邊防，即所謂「陰翊王度」。這個決策與朱元璋早期曾經的出家經歷有關，他希望治理領地也可以得到佛教的智慧裨益。他見到僧人道衍時，內心有驚異的觸動，他恩准了四皇子朱棣將道衍分配給他帶走的請求，並任命道衍住持北平慶壽寺。

朱棣與道衍註定沒有辜負此生相逢，結下了「註定之緣」。彼時僧人道衍已47歲，在前一年已經接受了弟子供養的一根紫竹手杖，意味著進入長者行列，而22歲的朱棣如旭日朝陽，即將噴薄而出，他容顏俊朗，身形偉岸，文武雙全，更重要的是已顯示出一代大帝所應具備的堅強意志與自信。

在兩年前他已經就藩燕地，多次受命參與北方邊境抵禦清剿蒙古人勢力的軍事活動，曾兩次率師北征，招降元太尉乃兒不花，其軍事才能是各大藩王之翹楚。

後人一直好奇這兩位年齡相差25歲的君臣是如何一見如故，彼此吸引的。其實，從此後他們幾近40年的君臣之誼可知，伴君如伴虎的臣子少有姚廣孝這樣始終與君王保持著平穩、平和且始終受到信賴的關係。他們一定是在這次結緣的初見上彼此看到了自己在對方身上映出的影子，而這正是他們內心中最為欣賞卻並不會輕易示人的。再者，虎眼僧人道衍空有大志，到了人生的第47年終於等到這一天……

他們一去北平便是20年，等到朱棣再次以血腥屠殺的方式入主應天府南京的時候，已經是1402年，這20年中的17年他們在大明的北方邊境，恪勤職守保衛國土。後三年便是掀起了強藩與中央王室的對抗，就是為爭奪皇權發動的「靖難之役」。

作為一生篤持佛教的道衍和尚始終以高僧身份出入俗塵，為什麼以最深入的最直接的甚至最兇狠的方式捲入這樣一場殘酷的屠戮殺生之役，長期以來為後世詬病，甚至有將其列入宗教參政的典型而直接損害到佛教的聲譽。

「道衍」是法名，其幼時名天僖，字斯道，又字獨闇，號獨庵老人、逃虛子，長洲人（今蘇州），醫家出身，14歲出家至長州妙智庵。至今沒有他俗家姓氏的記載。「姚廣孝」是後期朱棣賜姓賜名。雖為佛弟子，但他交遊廣泛，好學不倦，精通儒釋道、兵法醫學甚至星象卜測。相士袁珙見過他後稱其面相異於常人，三角眼猶如病虎，有嗜殺貌，類似元初佛家出身的名臣劉秉忠一般人物。（「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 ）這次相面對道衍不知有否產生強烈的暗示作用，但他喜歡這樣的稱呼。

他唯一存世的畫像收藏在紫禁城南熏閣里，名《姚廣孝像軸》，確證了前述說法為真：雖說是他老年畫像，但三角眼炯炯有神，目光澈亮，英武之氣洋溢。在他贈袁珙的詩里這樣寫道：「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 凌煙閣上丹青里，未必人人盡虎頭。」 此詩證實了袁珙相面之說。虎頭燕頷專指王侯的貴相或武將威武之相。此詩表面自謙，說是那些供奉於名臣大夫的「凌煙閣」里，也未必都全是虎頭燕頷之像，但實則頗為自賞。

燕王朱棣與建文帝朱允炆的徹底翻臉是一件大概率的歷史必然事件，其禍根埋於明高祖朱元璋所作為。按理說，原來的嫡長子朱標立為太子繼承王位沒有任何問題，朱標本人品性溫厚忠良，對兄弟關愛有加，包括朱棣在內沒有不信服尊重這位兄長，朱元璋也是將其作為儲君精心培養，但想不到的是天不假年，朱標竟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過世，給朱元璋沉重打擊，這之後的幾年基本是他悲傷恍惚，情緒混亂，不思理朝的垂暮之期。

他對朱標的鐘愛使其沒有正確的理性思考這個王朝平穩發展的問題，而是對孝順善良的皇孫朱允炆愛屋及烏，將其立為皇太孫，直接繼承帝位大統。他忘了那些在天寒地凍的遙遠北方為其忠守江山的其他兒子們，此時他們都是擁有領地的藩王。按照朱元璋立下的祖訓，藩王們不得任意返回帝京應天府（南京）。但祖訓中開了一條例外，那就是一旦朝中出現奸臣，藩王們應該責無旁貸立馬揚鞭疾馳而來殺滅亂臣，曰：「清君側」。

▍三、一生只為這件事：君王大統與天下蒼生的艱難共存之道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6月，朱元璋70歲薨逝，皇太孫繼位，即後世所稱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他年僅21歲，文雅溫和，熟讀儒家經典，是具備儒家推崇的仁心之帝。他有三位學習治國之道的老師，分別是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

可悲的是，斯文的君王與只懂空談而不切實務的儒生並不是最佳的搭配，這些儒生飽讀經卷，將治國理政過於理想主義化，甚至夢幻得不切實際。他們指導年輕的皇帝奉儒家「修齊治平」說為經典，試圖挽救朱元璋遺產中的種種弊端，試圖行改良之舉以為達成有效的治國方略，他們以《周禮》為藍本為其描述未來國家的仁政理想景象，幻想傳統儒家的政治理想可以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得以實現。

這些大儒是一些滿腹經綸的書生空談，用乾隆語概述：「齊泰、黃子澄等輕率寡謀，方孝孺識見迂闊，未足輔助少主」他們輕視了朱允炆的那些已羽翼豐滿的藩地叔叔們。他的叔叔們這時候剛剛步入中年，十幾年的歷練摔打文韜武略，有理論有實踐，對於統治之術已不再陌生，尤其是他的四叔朱棣。

朱棣

朱棣在北平藩地已鎮守18年，1398年他已四十不惑，他信賴的高僧道衍也已跟隨他16年有餘，雖然住持慶壽寺，上朝朝服加身，下朝必換回僧袍。朱棣經常來寺中探訪，兩人密談，避開外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直到今天，後人找不到朱棣謀反在先的證據，但他們密談什麼只有天知道了。

是儒師慫恿朱允炆「削藩」，他們也從相對弱勢的藩王動手，譬如削掉周、齊、湘、代、岷幾位藩王，直接把他們圈禁帝京。但建文帝這一行人的書生氣還表現在「削藩」還要搜羅「明正言順」的理由。燕王朱棣長年戍邊有功，找不出甚大的過錯，他們為想好如何處置朱棣浪費了時間，但另一方面又派出密探張昺任北平布政使，派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去監視朱棣。隨後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開平，並調走北平原屬燕王管轄的軍隊，公開不再信任朱棣。他們扣留著朱棣全部3個兒子在南京皇宮作為人質，朱棣當然不敢動手。

想著三個淪為人質的兒子，朱棣各種裝，裝病裝慫甚至裝瘋，乞求他的侄子放回這三個兒子，而昏聵的黃子澄不知怎麼想的竟然以不要打草驚蛇之理由，讓朱允炆放回了虎子歸山。這下好了，朱棣臉色大變，決意起兵，先下手為強。不過，他內心糾結自己挑戰南京中央朝廷還是有「忤逆」之嫌，敢想並未敢幹，怕觸犯天倫。他問和尚：「民心向彼，奈何？」，畢竟朱允炆是朱元璋名正言順的接班人，這時候，同樣深諳儒學之道的道衍和尚給了他振聾發聵的灌頂之言：「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他讓朱棣拋開倫常之道而應順天意，不用管民心，無論中央朝廷還是百姓，不用管老皇帝的屬意，即使天下人都不支持你，你也要順天意（趨勢）而行。貌似強藩王朱棣也是迫切需要和尚給予高屋建瓴般的精神指導，才可以化為行動的信心。道衍和尚打開他「叛臣逆子」的心結，指出大明朝不能由所謂文弱仁君統治，不應由一些夸夸其談而不懂實務的儒生制定法度規則管理，因為如此下去分裂之虞隨時發生，各種不服氣的地方勢力以及休養生息的北方民族都會虎視眈眈如此坐而論道而執行力弱化的書生朝廷。

在道衍和尚那裡，什麼是天道？在他1382年隨朱棣乘船北上的那個秋天的夜晚，他已胸有大業之想，做好艱難準備，決心幫助朱棣建立一個強悍的絕對權力中心。有詩為證：「歷盡風波艱苦際，無愁應只為賓王」（《十月一日金陵發船之北平》）。

作為今人的我們，在世界範圍經過幾百年的民主專制論戰較量以及建立和實踐著的各種政體、國體形式之後，可以回過頭對道衍和尚當時的政治理想發出各種批判，最主要一點，是他追求的強君強權的中央集權統治，這是自秦始皇以來中國不可能突破的政治理想：大一統與強權中央，因為反之，則是各種地方權力的割據與地方勢力製造的各種阻礙，於經濟民生，於抵禦北方強敵，則是一個更差的選擇。

大一統君臨天下這自始至終是中國文化下也是中國地理地貌要求的不二之選，而道衍選擇強勢之君，為那個早晚必將實現的強權穩定社會找一條快速解決之道，即長痛不如短痛，即使會有大的殺戮發生。

如果說「靖難之役」不是道衍極力挑唆的，至少也是他和朱棣無數個「屏人密會」而最終達成的決心。1399年7月，正值燕藩要發難挑戰前夕，某夜狂風大作，吹落了藩邸的房屋瓦片，那是一些藍色的泛著冷艷之光的瓦片，有著強悍大心臟的朱棣竟也踟躕並心生畏懼。他問道衍，這是不是上天對忤逆之心的懲罰，當然「忤逆」這個詞他不會說，但內心多少踟躕。虎頭三角眼法師只是冷冷地撥弄一下這些碎瓦而言：這是吉祥的徵兆，自古飛龍在天，必有風雨相從，墜瓦（低等級的藍瓦），是希望您的殿宇應該換上黃瓦（按照規制，黃瓦屬於皇宮）。

靖難之役歷時3年。朱棣自1399年夏末起兵，被視為冒天下之大不韙之舉，他是孤獨的，除了燕地的臣僚部屬，幾乎沒有人支持他。他依據《皇明祖訓》中：「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為理由，直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蠱惑皇帝擾亂朝綱，必須誅討，並稱自己是正義之舉，名為「靖難」，即靖禍難之意。但當時朝內從上到下，從文人到百姓，無不視其為逆臣造反，即使那些同情他的藩王兄弟也一半以上被削藩、圈禁，或者已經死掉，無法做他的同盟軍，只有他忠誠的和尚幕僚道衍極力為其打氣加油，不惜以天象卜測，搞神秘主義忽悠他所謂具備符合「天道」的「正義」。

當然所謂道衍和尚希望的天下強勢大統的過程並不可能是一次速決的短痛，戰爭自1399年7月到 1402年六月十三日南軍守軍金川門迎降為止，在廣闊的中國北方領土展開了多次大規模的殘酷戰爭。

在今天的河北、山東、甚至遼東，最後決戰於安徽靈璧，直至瓜州渡江直抵應天府，在這麼大範圍的土地上慘烈廝殺，彼此軍隊損失慘重，而被戰爭踐踏的土地及人民更是生靈塗炭，所謂「淮河以北鞠為茂草」，而我們後來所說的山西洪洞縣大柳樹下移民大遷徙，正是為了填充赤地千里的荒涼，與三年戰爭造成的華北平原及中原、山東地區人口凋零，土地荒蕪有最直接的關係。

總體評價靖難之役，雖然期間互有勝負，拉鋸相持，但比起朝廷的南軍，朱棣的燕軍從數量到兵器裝備都不是一個量級的。南軍曾組織過號稱百萬大軍討伐（實際最多不超過50到60萬），而藩王的軍事規模只被限定在3000禁衛軍並無更多，更像是一次瘋狂的以卵擊石。朱棣早有預謀籌劃，據說道衍和尚還出主意在藩邸內打造兵器，為了防朝廷派來的耳目，便養了大量雞鴨鵝等嘰嘰喳喳，掩蓋打造兵器的噪音。

後來即使如通州主動歸附，但燕藩還是要用武力收服那些並不認同「靖難」理念的地方勢力及軍隊，首先，朱棣攻破薊州，遵化、密雲令其歸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關；七月十六，攻破懷來，擒殺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盧龍縣，屬秦皇島市）歸附。在掃清北平周邊之後，他才收集了數萬軍隊，後來加之他軟硬兼施，與其說服不如說是脅迫另一藩王——寧王朱權，加入他的陣營，這才使其軍事勢力有了一定模樣，但與南軍相比，燕軍也只達其三分之一。

而朱元璋給自己孫子朱允炆埋下的更為致命的禍根是，他幾乎殺光了所有建國武將，基本上完成了「卸磨殺驢」之舉，南軍迎戰朱棣竟然找不出像樣的武將，而是派個老邁武將耿炳文帥13萬軍隊號稱百萬大軍迎戰，卻大敗於河北滹(hū)沱河北岸的中秋之夜，史稱「真定之戰」。中央朝廷換將李景隆再次集結號稱50萬大軍於河間，準備直搗北平，此時朱棣已前往永平（河北昌黎附近）解那裡的朝廷軍隊圍困之急，北平城幾乎空城，沒有兵力。而老和尚這個時候挺身而出，走到戰爭的前沿，竭盡全力輔佐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仁宗昭皇帝御容

朱高熾是明朝第四任皇帝，繼承朱棣帝業那是後話，事實上，他是朱棣三子中最不尚武之人，不像他的弟弟朱高煦那般從小跟著父親四處征戰。他體胖身虛，很年輕時走路就要人攙扶，遑論武功幾乎為零，但此人仁厚智慧，後來證明也是治理國家的明君。

道衍和尚同樣與這位世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時也是世子的老師。在這場北平保衛戰中，可以認定主要的指揮者就是和尚本人，他們在北平的城牆上巡視，下令死守擊退南軍的幾次進攻而不令其破城。實際上，南軍都督瞿能曾率千餘精騎殺入彰義門（後來的廣安門），但援軍上不來，只得撤退，這就是好大喜功的李景隆犯下的致命錯誤，他不支援瞿能一舉攻佔北平，還要等到更大部隊到來，來一場華而不實的攻城秀。

但是很快，北平城迎來了天氣的襄助，那時候10月的北平比今天的氣候寒冷的多，交戰期間迎來了一場朔風寒流，世子在足智多謀的和尚等幕僚幫助下，讓兵士潑水冰凍城牆，頓時天寒地凍，城牆似鐵，這下李景隆的軍隊根本無法攀爬城牆一米，而朱棣也已解救完成永平殺回北平。此時他已挾持了寧王朱權帶來驍勇善戰的蒙古騎兵，城內守軍也出城迎戰，里外夾攻，李景隆南軍大敗。

「北平保衛戰」是和尚親自主導並參與的唯一一次戰役，北平若是被攻陷，損失的不僅是世子、臣民與城池，則是朱棣老巢被搗毀，朱棣將徹底淪為落草流寇，前功盡棄。可以想像，已是65歲高齡的老僧瑟瑟佇立於北風呼嘯的城牆之上，僧袍浮動，俯瞰蒼生，萬千人心中，此刻，他的心已淪陷阿僧祇劫不能復還，只是一場血戰中的現世肉身行走騰挪。因為作為佛弟子是觸犯殺戒還是為更廣泛意義上的眾生行菩薩拯救之道呢？這一定是屬於他個人的獨特困擾。

1400至1401兩年時間裡，南軍與燕軍數次交戰集中在河北、山東等地。燕軍雖屢戰屢勝，但也被南軍里的優秀將領如盛庸擊敗於東昌（聊城），朱棣親信將領張玉死於戰陣，朱棣自己也被包圍，險些被殲滅。「東昌之戰」是南軍的一次大勝利。而征戰兩年，南軍始終佔據數量優勢，燕軍並不能鞏固攻城略地的成果，其真正控制的地盤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如果繼續耗下去，燕軍沒有前途。

在這期間，朱棣也感覺疲憊困擾看不到他理想大業的前景，「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這時，道衍再次激勵朱棣不能功虧一簣，而是要頂住最後的困難。

後人無論如何無法想像，一代強君永樂大帝朱棣這樣的人，這樣一生戎馬廝殺在血色天空下的人，最後還是要靠著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和尚鼓勵打氣，去堅持他艱難的偉業征程。

最後，「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朱棣大悟： 「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果然，1402年，朱棣繞過山東的糾纏，按照和尚的指示直抵空虛的京師，他們在安徽靈璧與追隨而至的南軍打了最後一場大的戰役——「靈璧之戰」。

起初，燕軍大敗，雙方相持於淝水。但此時建文帝接受臣僚建議，把主要軍隊調回南京，削弱了前線的軍事力量，南軍糧運又為燕軍所阻截，此次燕軍抓住時機，大敗南軍於靈璧，僅俘獲南軍將領幾百人，「靈璧之戰」的轉敗為勝奠定了朱棣勝利的基礎。自此，北南局勢反轉，南軍益弱。燕軍勢如破竹突破淮河，攻下了揚州、高郵、通州（今江蘇南通）、泰州等要地，準備強渡長江，奠定大局。

和尚了解朱棣的心性，他知道燕軍一舉奪下京師南京意味著什麼，那將是一次殘酷無情的血洗屠殺，是燕王朱棣踏上帝王寶座之前的一次對對手肉體的徹底消滅。北平出征之前，和尚只為一人跪求朱棣，請他務必放過此人，這就是方孝孺，和尚說，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點頭應承。方孝孺在當時以博聞強識，滿腹經綸名滿天下，建文帝身邊的第一御用文人，建文帝批文常命他趨前斟酌，而朝廷討伐燕軍的檄文詔書等皆出此人之筆。

方孝孺

但金川門打開，方孝孺絕不可能是跪地路旁等待朱棣饒命的降臣，朱棣甚至放下身段以溫和的態度對待建文帝朝廷的第一文人，請他起草朱棣新朝的即位詔書，方孝孺把筆擲到地上，邊哭邊罵道：死就死了罷，詔書我絕不能起草。朱棣發怒，命令將方孝孺車裂於街市，不僅於此，朱棣竟還創下滅人十族的虐行，不僅方孝孺家九族誅滅，連他的門生、朋友亦不放過，其兇狠暴虐不出「坑儒」其右。方孝孺之死是天下文人心中最痛的梗，也是釘牢朱棣於暴君恥辱柱上一顆結實的鉚釘。

後人不能知曉道衍和尚得知方孝孺之死後的心情，會不會勾連起他懷想洪武時期被朱元璋殺害的好朋友高啟。高啟是所謂「吳中四傑」，號稱「北郭十友」；與宋濂、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只因不願趨附朱元璋，其作《上樑文》，有「龍蟠虎踞」四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被朱元璋判腰斬，且親自監刑。

（未完待續）

【注】本文原標題為《一代高僧，願承天下殺名，功過是非任憑後世說》，題圖為姚廣孝像軸，故宮南熏殿存。

【作者簡介】

陸波|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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