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岳武：如何評價清代的屬國體系？

作者：柳岳武（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去評價過去的歷史，其本身就存在問題。今天的文明、進步、發達往往使人們對過去的歷史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因此站在今天的位置上，以今天的政治、思想、文化為參照去看待過去的歷史，過去的一切都彷彿顯得是那麼的幼稚與落後。這似乎是普通大眾心理的一個普遍傾向。

但是人類歷史是一點點地積累起來的，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以過去的文明發展為基礎而層層沉積下來的。因此，我們在批判歷史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歷史的作用。

18世紀乾隆時期的清朝領土範圍以及藩屬國。

如何看待清代的屬國體制以及清廷同屬國關係，就涉及如何對傳統進行認識、評價的問題。唐德剛先生曾稱：「吾人讀史治史，不可以為時不過百年的『現時』價值觀念去強姦古人，遙想當年勢能九合諸侯的齊桓、晉文（現代的羅、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屬國』為恥，還以『大周屬國』為榮。韓王自稱為『天子』屬國，已逾兩千年。日本一度以不能為天子屬國為恥，而痛恨韓人之橫加阻撓呢！」（1）同時，日本的濱下武志先生也發出了如此的呼籲。他稱：「傳統本來就不應當同近代進行比較，而應該從它是產生近代的土壤這個角度來把握。還應從它是規定著近代自身的性質這個角度來把握其相互間的關係。」（2）

因此，我們在評價清代屬國體制時，一方面要從明清以後該體制所暴露出來的缺陷與滯後性去批判它的不足和落後，另一方面又要從傳統的角度出發去肯定該體制所曾起到的歷史作用。

1清代屬國體系的缺陷

湯恩比在《歷史研究》中批判「大一統」時稱：「我們應該記住，大一統國家基本上是消極的組織。首先，它們是在文明崩潰之後，而不是在文明崩潰之前興起的，然後才帶給這種文明一種政治上的統一。它們不是夏天，而是小陽春，掩蓋著秋天，但已預示著寒冬。」（3）湯恩比對「大一統」制度的批判也暗含著對清代屬國體制的否定，因為清代屬國體制既是大一統的產物，又是追求大一統目的的重要體現。

湯恩比的《歷史研究》

無論是讚揚還是批判，清代屬國體制自身以及由體制所誘導的其他因素共同構成了體制上的缺陷，這些缺陷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宗法制所帶來的缺陷。宗法制是古代社會用來處理有著血緣關係的氏族、部落、國家內部宗族之間事務的一種制度。而屬國體制則是用來處理中央王朝同鄰邦之間關係的一種制度。中國古代的藩屬體制將中國傳統的宗法制度移為己用，本身就註定著它要走向失敗。因為以強調人為主體的倫理文化的宗法制更多是以血緣、親族為紐帶，而藩屬體制更多以地緣為基礎。中國封建君主以及傳統的「儒聖」的宗法制中的「以小事大」中的「小」「大」關係與中國古代宗屬制度中的「小」「大」關係完全是兩回事。前者的「小」與「大」是建立在血緣關係之上的遠近「親屬」，這種聯繫即使用暴力的手段也無法解除。而後者卻是獨立的地域、政治實體，這決定著它們在政治、經濟等方面有著自己的獨立性。後者不同於宗法血緣關係，它們的存在完全是地緣政治的結果，遠交近攻的相互制約是導致該體製得以建立的真正原因。正是因為宗屬體系不像宗法關係那樣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宗屬體系的宗、屬國之間的關係也不具有穩固性。

四夷圖示

第二，理論表達與實踐之間的背離。中國古代宗屬體系中理論表達與實踐之間是背離的。術語表達上的中國歷代皇帝都可以稱自己為「真命天子」「懷柔遠人」「德化四夷」，但在實際上，每個中國皇帝對「夷夏」「內外」還是有區別的。中國歷史上所謂的「華夷」之辨就是「內外」區別的一種標誌。即中國的統治者一方面在宗屬關係里對外宣揚著自己「天下共生」「澤被四海」；但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上做出遠近親疏、華夷大防的區別對待。這種表達與實踐上的背離表明：在「宗屬體系」里，在很大程度上是「名實不符」。正如羅茲曼所批判的那樣：「理想和現實是大有差別的，而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歷代王朝往往犧牲其理論。」（4）

中國古代宗屬體制內理論與實踐的脫離在明清時代體現得特別明顯，尤其是清代更為明顯。清廷作為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裡的最後一個王朝，其宗屬體制的意識形態、體系結構都發展得最為完善；同時其表達與實踐之間的差異也最為明顯。清廷一邊對屬國表達著「天下一家」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在疆界、貿易、逃人問題上一再強調中國與屬國的不同。另外，清代這種表達與實踐的差異，更由於近世以來中國近代國家意識的萌發而彰顯得更為明顯。

第三，以「德」為標準的體制構建，本身就是對該體系的瓦解。清代屬國體系的構建在理論上是以「德」為標準的，其目的是完成「天下一統」。但如上所述，中國的「天子」或「皇帝」即使在本國都很難在實踐上完成「德」的要求，對於「化外」之地和「屬國」更沒有能力真正地實行「德化」。但是體系的構建是以「德」為標準的，宗屬關係的開展也是以「德」為準繩。既然中國皇帝自身達不到「德」的標準，完成不了「德化」的功能，那麼皇帝向「天子」身份的轉化也開始受到屬國的懷疑與否認。正是如此，所以處於中國周圍的鄰邦就利用「德」為「天子」的標準，開始了各自的「天下」體系建設。其過程就是對「天下一統」的宗屬體系的瓦解。

這一瓦解作用主要體現在各鄰邦「中華意識」的產生上。亨廷頓就曾稱：「雖然儒教是中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文明卻不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脫了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中國。許多學者使用的『中華』（sinic）一詞，恰當地描述了中國和中國以外的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華人群體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鮮的相關文化。」（5）亨廷頓的「中國文明」「中華」其實就是「中華意識」的代名詞。而對「中華意識」的出現、發展作出明確分析的是濱下武志，他認為明代以後東亞各國的「中華意識」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他稱：「中華理念並非只有中國獨有，無論是潛在的還是外在的，都是朝貢體制內部共有的東西。」（6）也就是說，所謂的「中華理念」「中華意識」在亞洲國家內早就產生了，並非是明代滅亡之後才產生的；明代的滅亡充其量只是進一步推動了這一「意識」的發展，藉此來抵制清廷非正統的色彩。

亨廷頓認為21世紀國際政治角力的核心單位不是國家、而是文明。

而就日本而言，它爭奪「中國」的「天下」行為在唐代後期就已經開始了。其標誌是日本的統治者稱「天皇」，日本統治的範圍稱「天下」。明代後期，從豐臣秀吉到德川家康時期，日本的這一「天下」意識進一步彰顯。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就被稱為「掌握天下政權的人」，並形成了日本的「天下」意識。（7）而到了近代，日本的「天下觀」更為明顯，松平慶永在擔任幕府的政事總裁期間（1862-1863）所寫的《虎豹變革備考》中就稱：「為議天下公共之論而用之，不可無巴力門。高力士即上院，下院之舉……另，朝廷將天下之政委任於幕府，奉朝命而不改古來之制度，則幕府之罪甚重。」（8）日本「天下觀」的產生，「中華理念」的發展都是以「德」為標準來分割中國「天子」所獨享的「天下」的。日本「天皇」「將軍」認為，如果他們有德，中國皇帝「無德」，則「天下」就不再在中國「皇帝」的手中，而在日本「將軍」「天皇」的身上。

以「德」為標準對中國體系的破壞，對中國「天下」的瓦解還體現在朝鮮、越南、緬甸等國身上。尤其是清代時期，這些國家都認為自己是「中華」的繼承人，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宗屬體系去抵制清朝的「天朝」體制。緬甸、安南的統治者在國內是稱為皇帝的，他們與清帝共享著「天子」這一稱號。在這一稱號下的各自宗屬體系的建立，本身就是對天朝的宗屬體系的破壞，對中國「天下」的瓦解。其根據都在於「德」，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德」，也可以「化夷」「化天下」。

第四，「天下觀」導致了近代國家身份的不明。清代屬國體系是以亞洲為主要活動範圍的，其體制所指的「天下」也主要指亞洲內部。宗屬體系活動範圍限於亞洲內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中國古代交往範圍的有限性，所交往的、接觸的主要是亞洲內的主要國家；另一方面也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實力的有限性。在冷兵器時代，在主要以帆船、馬匹為主要動力的時代，中國還無法走出亞洲這一範圍。再者以農耕經濟為主的重農思想、以家族為主的宗法血緣思想也使人們不太願意遠涉重洋，走出亞洲。所以古代中國人的足跡主要在東南亞一帶活動，很少有走出東南亞的。這樣一來，古代中國的宗屬體系的空間活動範圍在術語表述上雖為「天下」，但實則僅在「亞內」。這一點，費正清在《清代朝貢體制研究》一文中也進行了必要的強調，他稱：「不難明白，為什麼是這樣，如同中國作為一個陸上整體一樣，朝貢體制是在陸上發展起來的，而無海上經驗，中國（中央王朝）雖在地理位置上稱為東亞文明的中心，但它發揮作用卻顯得消極。因為有蠻夷自動朝奉中國，中國人就沒有必要走出國外了。在中國歷史的頭兩千年內，朝貢體制主要是以陸上邊境建立起來的，即使是中央政府相對強大時，跨過邊境的貿易也是被限制的。」（9）

《雍正祭先農壇圖》（局部）

清代屬國體系限於亞洲的結果是：它無力去解決近世以來亞洲所出現的新變化。近世的亞洲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西方各國在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革命後紛紛東來。他們是不同於亞洲傳統，且實力與「亞內」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當這種情況出現後，中國還用原有的處理亞洲內部國家的傳統方法去處理近代東西方關係，很難行得通。因此，有學者批判稱：「在過去的一個個世紀里，他們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穩定問題，但一直是在東亞的框架內，當西方從外部破門而入而帶來了新問題時，老的解決方法又被試圖著再次運用，但卻不起作用。」清代針對東亞範圍內的宗屬體制的亞洲性、內陸性的特點，導致它在近代很難適應亞洲內部的新變化，更不容易適應世界的變化。而對傳統的恪守以及很難立即找到替換體制，又導致了這一政策在近代運作時對何謂「內」、何謂「外」，很難區分。（10）因此有人認為中國近代的悲劇在於：用對付游牧民的手段來對付西方。（11）

無論是批判近代中國人對宗屬體制的濫用，還是批判藩屬體制對待近世西方的不適用，都是針對近世以來中西關係而言的。這一結果是歷史形成的，既是歷史的結果，又是傳統制度的後滯性的必然影響。因此，對於清代屬國體制而言，它的消極影響即在於：它給中國近代的國家身份的認可也帶來了困惑。

魏源的《海國圖志》，傳統天下觀已近崩塌。

中國傳統宗屬體系是以「天下」為依託建立起來的，因此它在理論上、在思想意識上是超脫國家的，也是超脫中國的。雖然中國皇帝更多時候在實踐的運作上與其稱它為「天下」的「天子」，不如稱他為中國的皇帝；但在理論上他仍然是「天下」的「天子」，代表「天」來統治天下。正是如此，所以「天下」與「中國」、「天子」與「皇帝」在近代的國家認可上往往陷入尷尬的境地。而對於清代而言，清代是中國近代國家身份萌發的重要時期，但是在理念上，清代的皇帝仍然是「天子」，這種雙重身份上的模糊性也不利於近代以來中國作為近代國家身份的認同。

2清代屬國體系的優點

清代屬國體系的優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強調「和」的精神，有利於中國與鄰邦友好關係的開展。中國歷史是一個講究「和」的歷史。天與地要和，天地和則萬物生長；陰與陽要和，陰陽和則氣機順；人與自然要和，只有當人與自然達到一種和諧關係時，才會順著自然之「天道」，才有助於人的生存。因此中國古代屬國體系也強調中國同周邊的部落、鄰邦要和，和才能使雙邊的子民得福，生活安康。何芳川教授認為中國歷史上華夷秩序下的「和」的內容有三：「中國不干涉各國內部事務，中國對各國交往上實行『厚往薄來』原則，中國負責維護各國的國家安全。」（12）由此，他認為中國古代的華夷秩序（藩屬體制）之主流為「和平」「友好」「積極」。（13）中國古代屬國體系對「和」的追求，不僅調和了周邊的環境，而且有利於建立同周邊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為雙邊關係的展開提供了前提條件。

公元1414年（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進貢的麒麟（長頸鹿）。

第二，清代屬國體系為中國周邊的穩定提供了一定保證，成為減緩周邊緊張關係的減震器。「在帝制時代後期，中國關於世界秩序的構想，是把安全和權力的實際現狀與理論和觀念上的中華中心論結合起來」。（14）因此，古代中國之所以建構藩屬體系，其主要目的在於調和周邊關係，減少周邊部落、鄰邦對中心———中國的壓力。宗藩之中的「藩」取「藩籬」「屏障」之意，就是要使周邊地區成為中央王權的屏護。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屏護之建設意義要弱於協調中央與周邊的衝突意義。從此意義上講，藩屬體系更主要功能在於緩和中央王權與周邊部落、鄰邦之間的矛盾衝突，成為緩和這一衝突的減震器。

賽音諾顏部郡王車木楚克扎布

以華夏為中心的周邊民族同中央的關係是很複雜的，當中央政權強大時，周邊部落成為中央的郡縣治理下的行政區域，受中央政權統治，體現得較為溫順；反之，當中央王權力量弱小時，周邊部落則有可能反擊中央地區，形成對中央地區的威脅。而藩屬體系在於讓周邊地區與中央結成一種相當穩定的關係，讓周邊地區承認中央王權的象徵性統治，並且在中央地區相對削弱時，通過懷柔、羈縻的手段來達到這一關係的緩和。而減震器功能突出體現在朝貢貿易和互市等方面。中央王權對周邊地區，往往將允許或拒絕貿易作為調整雙邊關係的「鬆緊帶」。如果周邊部落對中央順從，則可以得到中央地區的貿易機會，並獲得中央王權經濟上的「厚賚」；反之，則通過斷絕貿易關係來影響周邊地區。這一「鬆緊帶」的作用當然更需要以一定的實力為依據，但是卻是古代歷史上經常運用的手段。因為當雙方實力相當，或差距不大時，這一貿易「鬆緊帶」作用的確可以達到減震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康乾盛世下清廷與準噶爾部的關係。（15）

將中國與周邊部落之間這種關係進一步放大則擴展到周邊的鄰國關係上，中國同這些國家結成宗屬關係是同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結成宗藩關係的繼續。同樣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所實行的經濟貿易政策和政治冊封等手段所形成的「鬆緊帶」功能，對周邊的鄰國也適用。這種地域擴大後的關係在原理上與周邊部落的關係相似，「鬆緊帶」也會起到緩震作用。

第三，清代屬國體系對亞洲「世界」的穩定作用。清代屬國體系對東亞世界的穩定是有幫助的。中國單極秩序的形成吸引了亞洲其他國家，這一單極秩序以今天的標準看是不平等的，但在歷史上卻有利於形成有序的秩序。中國周邊的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緬甸、暹羅、廓爾喀等廣大的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及中亞地區的某些國家都同中國建立了這種關係。這種關係的形成為中國同這些國家關係的開展提供了方便，在宗屬朝貢關係下，所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由宗屬關係所帶動的、所遮掩的民間交流都有利於亞洲內部的穩定。

郎世寧繪《萬國來朝圖》局部

第四，清代屬國體系有利於亞洲內部經濟、文化的交流。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宗屬體系的構建有利於本區域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宗屬關係下，尤其是自唐以後，東亞地區「亞宗藩體系」出現後所形成的網狀結構，更進一步推動了東亞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正如濱下武志所稱：「特別是15、16世紀以來，隨著對中國的朝貢貿易後互市貿易等官營貿易的經營發展，民間的貿易也在擴大。以華僑、印僑為中心的帆船貿易和官營一起，形成了亞洲區域內的多邊貿易網。」（16）同時牟復禮也強調了這一點，他稱：「到了1644年時，中國已是世界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世界貿易中的白銀的流動，勢必改變中國農業的農作物及食品的傳播，武器和戰爭，還有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瘟疫和製品等等，這一切都曾深深給中國帶來影響。」（17）牟復禮強調了世界的一體性，濱下武志強調了東亞朝貢貿易下所結成的網路，他們強調的共同點都是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貿易之交流與發展。

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所形成的網狀結構為東亞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通過朝鮮的朝貢貿易，可以將中國的產品通過對馬島運銷到日本；通過琉球朝貢貿易則直接將中國的貨物通過薩摩藩運向江戶；通過安南、緬甸、暹羅的朝貢貿易則可以將中國的貨物遠售東南亞，再通過馬六甲遠售歐洲；通過西北回、蒙地區的朝貢貿易，則可以讓中國的產品銷往中亞細亞和北方的沙俄。而且朝貢貿易還可以在東南亞形成內部的網路。安南從中國朝貢貿易所得物品，可能銷往日本、朝鮮；反之朝鮮所得貨物，通過日本也會運往暹羅等東南亞各國。總之，這一體系促進了東亞內部交易網路的形成。（本文節選自《清代藩屬體系研究》，柳岳武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鬍子華；騰訊思享會獲出版社授權刊發；圖片源於網路。）

相關注釋：

（1）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嶽麓書社1999年，第52—53頁。

（2）[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20頁。

（3）[英]湯恩比：《歷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4）[美]羅茲曼（Rozman,G.）主編，陶驊等譯：《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頁。

（5）[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29頁。

（6）[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0頁。

（7）[日]依田憙家：《近代日本與中國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第361頁。

（8）[日]依田憙家：《近代日本與中國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第372—373頁。

（9）John K. Fairbank 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no.2. 1941,P.204.

（10）Mark,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licy；NewYork，Free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4,P.118.xiii．

（11）John K. Fairbank and S.Y.Teng,"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no.2. 1941,P.206.

（12）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第41頁。

（13）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第30頁。

（14）[美]羅茲曼（Rozman,G.）主編，陶驊等譯：《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頁。

（15）柳岳武：《康乾盛世下清准貿易與清准關係研究》，《人文雜誌》，2005年，第4期。

（16）[日]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0頁。

（17）[美]羅茲曼（Rozman,G.）主編，陶驊等譯：《中國的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頁。

作者簡介

柳岳武，安徽岳西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河南省青年骨幹教師，近代中國研究所專職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清史及近現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國家博士後特別資助項目1項，國家博士後面上資助項目1項，出版著作多部，在《史學月刊》、《政法論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60餘篇，多篇被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

圖書簡介

《清代藩屬體制研究》，柳岳武著，人民出版社2016.8

《清代藩屬體制研究》以清代藩部、屬國兩大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這兩大體系在有清一代確立、演變至解體的歷史過程，釐清了清朝中央政府與各主要藩部、屬國之間關係的差別和具體發展變化，對清代藩屬體系所包括的王朝藩部和外部屬國在內的整體結構、以清廷為中心的多層次藩屬體系及其對近代中國內部多民族關係的形成和外部平等外交關係建立的影響進行了系統研究。藩部、屬國體系是中國古代極具特色的一種政治制度，它既不同於現代化的國際關係體系，更與近代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判然有別。這一體系中既體現了中國傳統政治智慧，又受時代局限而存在著必然的缺陷。清代是藩部、屬國體系走向終結和轉型的關鍵階段。本書溝通了古代史研究與近代史研究之間的鴻溝，明確區分了清代藩部、屬國的不同性質，有力地駁斥了國外一些學者用「朝貢」體系去涵蓋藩部與屬國兩大內容，將清廷與其內部某些民族的關係誤認為清廷同外部屬國之間的關係的論點。

出版社介紹

人民出版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重要的黨和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也是我國第一家著名的哲學社會科學綜合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