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競：在熊出沒的地方——第67屆柏林電影節觀影記

在熊出沒的地方——第六十七屆柏林電影節觀影記

文|王競

（作家、中西文化項目顧問）

柏林的波茨坦廣場，平時是個無趣的地方，柏林電影節期間，這裡幻化成熊出沒地帶。熊是柏林的市徽，也是柏林電影節令人神往的獎品。在波茨坦廣場下車後，穿過兩條街，走上大約五分鐘，就到了柏林電影節的主場——君悅大酒店和柏林電影宮。君悅是媒體中心和新聞發布會所在地，記者和明星涌動的地方；電影宮前鋪了那塊著名的紅地毯，是追星和鎂光燈的雲集地。

今年第67屆柏林電影節，一共邀請了399部參賽和展映影片。和往年一樣，電影節租下以波茨坦廣場為核心的24家影院，從2月9到19日，狂歡11天。在世界三大A類電影節中，柏林電影節一直以觀影人數眾多傲居首位。落幕後，新聞稿上寫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大眾電影節，我們今年售出了334471張票！」

通往電影宮的街上，除了密集的熊廣告，偶爾也立著別的廣告牌。有位德國記者描寫了歐萊雅公司的口紅廣告。從遠處看，系列廣告牌上似乎是好萊塢明星在對行人訕笑，走近了細瞧，才發現原來個個都是德國的本土模特。這位記者以此類推柏林電影節，猛一看挺國際化的，第二眼看去卻發現，它其實還是非常之德式。

第六十七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肉與靈》海報

什麼是德式？高冷嚴肅肯定算其中一味，就像柏林2月的天氣。「如果說在影院里安睡是對一部影片最大的信任，」有位媒體人如此調侃電影節影片的沉悶，「那麼我們可以將本屆電影節評為特別令人信任的電影節。」拒絕爆米花也可以歸納為德式——所有24家展映影院，都被電影節組織方嚴厲地滅掉了影院最重要的收入——銷售爆米花。柏林電影節上的電影，是不許就著爆米花看的。否則，高大上的柏林電影節選片，豈不變成了市場化的「爆米花電影」？

柏林電影節被德國媒體自己幽默地形容為「不講究流光溢彩，但求內容重要」。已經當了13年電影節主席的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今年依然強調「在娛樂中端正態度」。4月份開張的戛納電影節，是科斯里克格外強勁的競爭對手，今年被戛納搶去的好片尤其多。儘管如此，主席和他多年不變的選片小組還是完成了一個政治和人文信號強大的影片陣容：難民問題、非主流文化、邊緣人群、環保、人性、歷史反思??

為什麼是《姜戈》？

我的老朋友馬丁告訴我，二十多年來他要首次缺席柏林電影節。在德國著名導演施隆多夫推動下，德國在盧安達建立了一所電影學院，馬丁負責在那裡開展電影教育和培訓。三年後的今天，這個援助項目接近尾聲，馬丁趕上要在柏林電影節期間從盧安達搬回德國。他建議我在柏林電影節上見見克勞斯，一位優雅的德國國家電影資助的前負責人。科斯里克以前也是做電影資助的，兩人挺熟。

《姜戈》劇照

我們剛看完電影節的開幕影片《姜戈》，一起坐在電影宮邊上的咖啡店喝點兒熱的。柏林零下2度。我們都打趣自己不是明星，不用在如此氣溫下靚麗地露著小半個身子走紅地毯。

「科斯里克怎麼選了《姜戈》做開幕影片？」我問克勞斯。電影講的是「二戰」期間，著名的吉普賽血統爵士吉他手姜戈受納粹迫害而逃亡的故事。「你怎麼看這部影片？」克勞斯反問我。「音樂棒極了。可是作為開幕影片有點小兒科。壞人太壞，好人太好。拍得也老套。」克勞斯點點頭。他湊近我一點，說：「你看，姜戈的寵物猴子被納粹弄死後，他的臉上卻沒什麼表情，在整部電影里，演員的表情都不足。」克勞斯停了一下，又搖搖頭說，「《姜戈》是導演的處女作，可導演都五十多歲了，這說明以後做出好電影的機會也不多了。」「為什麼還用它做開幕影片呢？」「因為這個故事很重要，」克勞斯直言相告，「你知道，科斯里克是個政治性很強的人，他就是要用柏林電影節這個平台，向世界傳遞重要的信息。儘管已經有大量『二戰』題材的電影，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停止對『二戰』的反思。更何況，吉普賽人在納粹統治期間受到的苦難還很少被講出來。所以他選這個片子是對的。」

第二次跟克勞斯喝咖啡的時候，我們聊到一部兩人都沒看過的電影《菲麗希緹》，講的是一位黑人女歌手的艱辛人生。我轉述了一下幾位影評人觀影后的感受：故事本來就壓抑，影片還拖得那麼長，苦情堆得太多了。克勞斯一聽這話，笑臉一下子就變得嚴肅起來。他認為幾個西方人這麼評價一部內容離他們十分遙遠的電影太膚淺了。現在我們都知道，第67屆柏林電影節的熊獎頒給誰了。《菲麗希緹》獲得了本屆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

《菲麗希緹》海報

當時因為還要趕去看中國入選全景單元的故事片《巧巧》，我沒能和克勞斯深談下去。我們只匆匆聊了幾句共同的朋友馬丁以及他在盧安達的工作。是克勞斯和施隆多夫多方籌資，促成了盧安達第一個電影學院的誕生。克勞斯說，「我們從最基本的東西教起：怎麼寫劇本，怎麼製作，怎麼處理音響??最基本的東西往往是最重要的，學會了你就可以開始拍電影。而且，我們建議盧安達的學員從拍紀錄片開始，在他們的環境中，這樣開始做電影才有真正的希望。」年過六旬的克勞斯還如此熱血。未容我表達景仰之情，他已經用歐洲老派的方式跟我告別，在我的兩頰左右各印了一個吻。

《巧巧》的全球首映是在晚上10點半開始，五百座的影院坐得滿滿當當。我問我的鄰座兒，都這麼晚了，怎麼大家還願意來看一部中國電影？鄰座恰巧是柏林本地人，年年花自己的年假來柏林電影節看電影。她說平時當然不會是這樣，可現在是柏林電影節啊！來這裡看電影的，大都不是住在柏林的人，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迷。他們什麼電影都看，充分信任電影節的選片；而且電影節一過，這些片子就很難找來看了。聽到這裡，我們倆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神：柏林電影節上的電影幾乎等同於非院線影片，不是大眾的菜。這讓我想起今年的國際評委會主席、荷蘭導演保羅·范霍文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誓言：我們要堅持做好的電影，不做市場的奴隸！

《巧巧》海報

當《巧巧》的最後一個鏡頭從銀幕上消失，已經深夜12點多了。雲南導演和編劇宋川與他的法國製片人走上台，回答觀眾提問。有趣的是，兩人都發不出對方名字的正確讀音，卻一起做了這部電影。宋川告訴觀眾，他之所以要拍《巧巧》，源於自己每次回老家過年的複雜心情。被所謂現代文明裹挾之下的中國鄉村，變得越來越陌生，情感結構越來越模糊。這次創作是他對電影自覺性的開始，也是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反思。作為中法合拍片，《巧巧》的資助來自法國文化機構，電影的剪輯和音樂都打著明顯的西方式處理效果，但倔強和百無聊賴的歸來女子巧巧、讓人心醉的雲南山谷風景以及其後掩藏的殘忍和危險，都是宋川的原創。

離開柏林前，宋川坦率地告訴我，電影節上放映的《巧巧》版本並不是他滿意的，而是一個妥協的結果。合拍讓他體會到東西方電影製作環境和文化的差異。他寄希望於更多的作者表達，會在後續推出的導演剪輯版里表現出來。

語言把我們引入歧途，幹掉它！

在頒獎之前，看電影、聊電影和讀影評是人人熱衷的事情，唯有如此，熊落誰手的懸念才會變成一個越吹越大的肥皂泡。吹出泡泡，看它飄向何方，這才好玩。

《龍先生》劇照 張震飾演一個殺手

我讀到一篇視角很獨特的影評。看過多部參賽片後，這位影評人得出結論：本屆的多數影片不愛說話。他引用法國作家米歇爾·雷里斯的話：「如果人們相信，語言的誕生是為了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容易，這可就大錯特錯了。」本屆影片似乎在向世界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語言是個把我們引入歧途的東西，幹掉它！於是很多參賽影片對話極少，甚至從頭至尾幾乎無語。我一想，他說得真對！

日本導演薩布拍的《龍先生》，就讓英俊的龍先生扮演者張震沒什麼台詞。這是不是導致張震與影帝無緣的罪魁禍首呢？但也說不通。獲得最佳男演員獎的奧地利人喬治·弗里德里希，在影片《明亮的夜》里也沒怎麼說話。缺乏共同生活經歷的父子兩人共赴一個葬禮，在夏日挪威的山林間試圖重建父子關係，結果只有沉默。也許不說話的影片格外考驗演員的演技。

匈牙利女導演伊爾蒂科·茵葉蒂的電影《肉與靈》也幾乎保持沉默。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遇，眼神就在他們之間建立了某種神秘的聯繫。結果，當他們一開口，哪怕只是交換一下做土豆泥的心得，詞句就在兩人中間起了高牆。

《希望的另一面》劇照

最沒有台詞的影片，要數《希望的另一面》，眾人膜拜的芬蘭大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的作品。也許正是沉默，導致他的電影風格出奇的簡約而靈動。或者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導演是在做最大的努力，讓電影藝術回歸它的源頭——默片？不過說實話，考里斯馬基帶給本屆的影片，從故事上看就不可能產生多少台詞：一個陰差陽錯逃難到赫爾辛基的敘利亞人，不會芬蘭語，英文也說不了幾句，然後碰上了幾位英文說不了幾句、而且反正就不愛說話的芬蘭人。

《希望的另一面》是謎底揭曉前獲金熊獎呼聲最高的影片，不僅因為考里斯馬基的電影拍得令人心醉，而且還因為題材和柏林電影節的氣質高度契合。敘利亞難民在北歐的故事，不僅關乎政治，而且關乎的是時政。但同時，這一點也成為該影片惟一授人口實的地方：過於符合期望值了。在頒獎典禮上，考里斯馬基獲得了最佳導演的銀熊獎。他不肯上台領獎，結果是美女主持款款下台，走到考里斯馬基的座位上給他送熊。這個舉動讓德國媒體一片嘩然。有同情考里斯馬基沒拿到金熊的，有理解他不屑於銀熊的，也有譏諷他傲慢無禮的。

《肉與靈》劇照

角逐到最後，拿下了本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的影片是《肉與靈》。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雖然我沒有看到這部影片。它的放映時間不是太早，就是放映地點較遠，反正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錯過了它。但有兩件事讓我對它默默心儀：一，這是一個發生在布達佩斯屠宰場里的愛情故事。據說屠宰場面極其血腥。電影節主席科斯里克是位堅定的素食主義者，選《肉與靈》入圍主競賽單元，意在讓我們這些最後的肉食動物悔青腸子，皈依素食。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一場新聞發布會開始前，我和一群《柏林早間郵報》的讀者評選團成員坐在一起。這是些走在大街上你不會看第二眼的大爺大媽們。聽他們嘰嘰喳喳地交流觀影心得，我發現老人們的見地不俗。他們稱讚《肉與靈》的鏡頭精確到殘忍，電影全憑鏡頭來剖析人物關係。屠宰場的領導是一個抬不起左胳膊的老男人，新來的負責質檢的年輕女同事則反感一切身體碰觸。兩個內向的人有一天偶然發現，他們每晚都在做同樣的夢??讀者評審團大愛這個故事，最擔心的就是它因為跟政治扯不上關係而擒熊無望。「不過希望還是有的，」一位大爺說，「影片里涉及了腐敗！」

中日韓齊刷刷

在柏林電影節上，亞洲的藝術影片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去柏林，是很多亞洲電影人尋找認同的舉動。本屆的評委王全安幾乎把柏林電影節喚作亞洲電影的精神家園。歷年來，對亞洲影片的情有獨鍾已經成為柏林電影節的一個傳統。在西方世界裡，是柏林電影節首先發現了日本電影，之後又在上世紀80年代成就了張藝謀——《紅高粱》是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得的首獎。

《獨自在夜晚的海邊》劇照

近十年來，韓國電影也頻頻參加柏林電影節。34歲的韓國影星金敏喜，通過《獨自在夜晚的海邊》榮獲本屆最佳女演員銀熊獎，突破了韓國電影在柏林的零獎項記錄。不知何故，整個德國媒體對她未置一詞。相反，沒獲獎的《龍先生》得到很高評價：會做飯，更會殺人。影片以一種西方觀眾毫不熟悉的怪異結合而出彩——冷酷加喜劇。

南京的視覺藝術家劉健獨立創作的動畫片《好極了》像一匹黑馬衝進了主競賽單元，使得中日韓電影今年齊刷刷地站在了柏林電影節的主競賽場上。劉健的電影獲得不少好評，但我發現了一則有意思的批評。

《好極了》劇照

《法蘭克福彙報》的主編布拉德豪斯（Andreas Platthaus）是位資深的動漫專家，他對劉健有些擔心：「沒有自己的風格是他最大的問題，」「他的動漫畫風和顏色運用，完全屈從於日本裔的美國動漫家Adrian Tomine的影響。」我詢問《好極了》的德文字幕翻譯、孔子學院總部顧問阿克曼對此的看法。阿克曼沒聽說過Tomine，但他很欣賞劉健的創作：節奏好，尤其是對中國特定環境和語境的尖銳刻畫，令人心領神會。「而這也正是難度所在，」他說，「不了解當下中國的西方觀眾，只能遺憾地淺層解讀劉健的作品。」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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