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並非一開始就反對戊戌變法

「老佛爺」慈禧，在後人看來莫過於帝國最為陰毒可怕、最為愚昧顢頇的女人了!「女人禍國」，多是人們對她與女皇武則天的評價。即便在她離世後，人們也多不改對她的負面評價，反而日益加深了對慈禧的厭惡，加重了對光緒的同情。但在作者筆下，慈禧並非一個老態龍鐘的帝國執政者，而是頭腦清醒，執事剛毅，頗有挽大廈將傾的氣勢和魄力。

慈禧離世的1908年，乃清光緒三十四年。如果將此年份安放在整個動蕩不安的晚清歷史「大變局」之中，這並非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因為，往前八年，是整個華北地區侵擾不安的反洋教鬥爭與義和團運動，以及緊隨其後的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再往後的三年，是起於武昌並致滿清大廈傾覆的辛亥革命。

但是，就是這看似並不起眼的年份，卻註定在中國法制史上要寫下一筆。該年的8月27日，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性質的綱領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誕生了!

《欽定憲法大綱》與其說出自垂死的滿清朝廷，毋寧說來自於當朝實際的最高統治者慈禧之手。儘管它強調了「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旨意，但是它也附著了一個中國版的《權利法案》，規定：「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問題來了——這個「老妖婆」為什麼在臨死之前還要做出這樣驚天動地的舉動?是良心發現，還是「人之將死，其『舉』也善」，甚或是為了挽救自己日益敗壞的名聲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理性和憤青，是人們對待歷史的兩種態度。我知道，在當前的語境中，如何客觀地評價慈禧，這是需要勇氣的，否則就要被冠以「翻案」的嫌疑。

研究具象的歷史人物，要想剝去被後人強加上去的或神聖或卑鄙的外衣，只有將他們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有討論的前提和考察的意義。擺脫情感和道德的因素，這是評價包括慈禧在內的諸多歷史人物亟待解決的問題。

慈禧是個複雜的人。恰如李剛所言，慈禧「首先是一個嗜權如命的統治者」和「善於玩弄權術的宮廷貴婦」。試想，在男人佔主導地位的宮廷鬥爭中，一個皇族女人不懂政治、不甚精明意味著什麼，結果可想而知。慈禧是靠「辛酉政變」、扳倒了顧命八大臣起家的。當政期間(1860-1908)，雖然後期還政光緒，但是大多數時間裡她還是晚清決策的核心人物。

在其執政時期，面臨內憂外患，她實現了君臣和衷共濟，滿漢一家。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洋務運動，歷史學者很少提到慈禧，但這項近代化運動無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為在集權體制下，沒有最高掌權者的實際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無從談起。

可以說，沒有慈禧，就沒有洋務運動，當成定論。戊戌維新呢，說她是殺害「戊戌六君子」的「劊子手」，確是事實，但說慈禧從一開始就不支持變革，完全是帶著「有色眼鏡」說話。光緒下詔廢八股時，就遭到了守舊派大臣剛毅的阻撓。他隨即去頤和園請慈禧支持。光緒五月初二去頤和園，初五就得到批准。這是慈禧支持新政的一個典型體現。維新導致百日夭折的結果在於維新黨人的急躁冒進，逼迫慈禧走向了對立面而已。

晚清新政十年，從簽訂《辛丑條約》的1901年算起。一年前的1900年，慈禧縱容義和團導致京城「人頭滾滾，屍積如丘」的慘狀，確實是其一生「罪不容誅」的證據之一。用義和團來排外，這是慈禧的利令智昏所在。

她輕信了剛毅等人的胡言亂語，也有逞「滅殺洋人囂張之氣」的一時之勇，但就此說她僅有「婦人之見」恐非事實。但隨著「法術不破金身」等「謊言」的破滅，慈禧清醒了過來，義和團很快也從「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民」回歸為「妖言惑眾」的「拳匪」，成了八國聯軍與清軍的共同敵人，身份轉變之快，外界始料未及。第二年的1月7日，驚魂未定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陪同下，從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礫的北京城。

慈禧在「西狩」之中就已經反思自己的行為了。是被打怕了，還是幡然醒悟了，史家每個人有自己的解釋。總之，清朝隨後推進的每一項改革，都是在慈禧的關照和默許下逐漸推進的，其中的許多措施，不僅實現了百日維新的目標，而且完全超過了當時康梁的膽識。例如：

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緒名義發布《變法詔書》：「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其改革內容為「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

並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這對官僚大帝國的批評可謂切中肯綮。慈禧晚年的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書一筆帶過。

1901年7月，清廷明令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12月，破除滿漢不通婚禁令，禁止婦女纏足。1905年9月，清朝廢止綿延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12月，下達「考察政治諭」，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

1906年9月，慈禧發布立憲詔書，這是其一生可能最具重大意義的決定。慈禧同意仿照日本實行君主立憲，似乎有些出人意料，但此舉在慈禧看來，可使君權永固。

1907年8月，宣布籌備在中央設資政院，各省設諮議局。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

可見，帝國最後十年的新政改革，內容包括教育、經濟、法制、軍事、政體等諸多領域，其廣度與深度都遠遠超過此前康梁的戊戌維新……只是，歷史給慈禧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這個憲法大綱頒布的兩個月後，光緒和74歲的慈禧相繼死去。

美國的政治學者亨廷頓曾經說：「處於權威危機中的統治者將會迅速地變成真誠的改革者，他對改革的真誠來源於他對保住權威的真誠，保住權力的真誠。」經過歷次戰爭洗禮、列強的欺凌、沸騰的民怨、革命黨人的起義以及立憲派的改革驅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懷疑由晚清上層推動的新政改革的真誠，但問題是，改革的最終結果為什麼反而換來清帝國大廈的瞬間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於中央無強力人物，政權出現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後，「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物」，「失去了維繫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攝政王載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有書有富貴，無事小神仙」，這是載灃寫過的一副對聯，也是他性格的寫照。

其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就是這個載灃，唯恐大權旁落，極力防範袁世凱坐大，將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從日本歸來的軍事留學人員填補。殊不知，這些年輕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並不能效忠帝國，甚至在成為軍方高級將領之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已經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排滿學說了。

其二，改革過於激進。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步伐「太猛」。因為受局勢的刺激，無論是民間的立憲人士還是朝中的官僚，他們的立憲主張變得陡然激進起來，開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日俄戰爭後，清帝國先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接著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確定了9年的預備立憲期，日本一個小國都花了20年的時間醞釀才出台了一部帝國憲法，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卻想用九年時間過渡到憲政國家，這無疑是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然而，排滿主義的革命派已經連9年也等不及了。

總之，當權力出現真空之際，一個小小的「保路」竟然升級為政治衝突，最終釀成了民變並導致了武昌起義的爆發。激進與真空，使「保路」成了壓斷帝國命運的最後一根稻草。新政的失敗只是告訴人們一個「不改革則死，改革遲亦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