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摩登時代——收入、生活與個性

20世紀30年代，胡適（右二）與友人的合影

清末民初是一個紛亂而璀璨的時代，也是中國走向現代的開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浪潮中，眾多留洋學子回歸祖國，以少年英才啟迪著國人的智慧，滿足著國人對現代的渴求。

雖然武夫當國，這些知識分子卻也得到了極大的尊重，並在思想上閃爍出耀人的光輝。一代宗師，風華絕代，留下了一段民國的美妙記憶。

「學」「富」五車

當年的教授們可謂是「學」「富」五車，尤其是在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之下，很多有真才實學的人，一夜之間成為了北大教授，教授們的收入也是不斷增長。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到了1917年5月3日，教育部公布了《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令》，對國立大學中的校長、學長、正教授、預科教授、助教、講師、外國教員、圖書館主任、庶務主任、校醫及事務員等薪俸數額做了詳細的規定。

當時公立大學基本是按教育部所定標準來發放職員薪水。以北京大學為例，1917年4月，周作人受聘為北大國史編纂處編纂一職，月薪120銀元，後擔任北大文科教授，月薪「教授初級為240銀圓，隨後可以加到280圓為止」，這與教育部規定的本科教授最高工資為280圓相符。

1917年1月，當時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的26歲青年胡適，以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打響白話文運動第一槍。當年夏天，胡適回國受聘於北大當教授，教授哲學，月薪260銀圓。

剛踏入社會的胡適就能拿到如此高薪，自是振奮。上課一個月後，胡適立即被評為一級本科教授，加了薪水，他高興地給母親寫信：

「適在此上月所得薪俸為260圓，本月加至280圓，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處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僅有此數亦盡夠養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豈非大好事乎！」

根據1917年2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小學教員俸給規程令》可以看出，大學教員的收入是中小學教員的10倍以上。當時中學教員一般實行時薪制，「1922年以前一般為每小時5角至2圓。1922年實行學制改革後，初中一般每小時1圓至1圓2角5分。」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教授們的收入水平非常高。這也可以參看1917年，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在對曹家渡的調查中顯示「工人支持五口之家的伙食費月需15圓」。難怪青年胡適看到自己的工資單，會在心中發出「盡夠養吾兄弟全家」的豪言。

民國初年，大學教授群體的收入屬於當時社會的上層，他們享受著很高的經濟待遇，工作條件相對優越，這些凸顯出了高學歷人才的匱乏，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現狀。

此外，一些有影響的教授往往還在其他學校兼職授課，創辦雜誌、發表文章或出版書籍，甚至在政府謀有職位，他們的收入無疑會更高。

教授們的高收入水平，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日常生活

在當時，大學教員的收入處於社會的中上層，用魯迅自己的話，他們是屬於「中產知識階層」。何況這些教授還有相當豐厚的稿費收入。以胡適為例，到1928年底，僅胡適在亞東圖書館出書的版稅和稿酬就有三萬銀圓。

魯迅在京歷任教育部職員、大學教授、期刊撰稿人等職，收入也頗為可觀。縱觀這一時期的教授群體，他們的身份大多都是在幾所大學兼任教授或多個期刊的撰稿人，多渠道的收入使得他們能從容地享受文化生活。

教授們承襲古代士人傳統，互相宴請或互相邀約，或是輪流做東。據當時顧頡剛回憶：「在大館子請一桌十席，高級的魚翅席每桌12圓，加酒水消費總共不到20圓，每人兩圓。魚唇席10圓、海參席8圓一桌。最高檔粵味『譚家菜』，40圓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魚翅，可供11人入席，這屬於豪華消費。」此外，教授家一般都顧著僕人和廚子，這些廚子常是能夠做出一手家鄉風味菜的。

在物質生活之外，教授們還追求著豐富的精神生活，他們要買書、聽戲、遊玩，這些既同他們的職業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又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和精神享受，所以日常的娛樂花費成為他們的主要消費之一。

民國初年大學教授是社會中上層，經濟收入遠過於普通民眾，儘管有拮据之時，但大多數人維持溫飽不成問題，因而比普通人有更多精神追求。

生活品味是建立在文化背景基礎上的，他們光顧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廠文化街廠甸，在一定程度上，這個著名的所在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去處。

這箇舊書攤遍布的地方，經史子集小說野史應有盡有，在當時吸引了大批文人，如胡適、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日常生活中最頻繁的就是買書。他在北京居住了十五年，瀏覽古書，訪求碑帖，徜徉於琉璃廠。

錢玄同喜歡逛舊書攤更是出了名的，而且只要他到了那裡，一般情況下都會把自己看到的所有喜歡的書一網打盡，時人戲稱錢玄同為「廠甸巡閱使」。

文人藏書是雅嗜，讀書人多少都愛閑逛書店書攤。在某種意義上，士人藏書，比富戶對財產更有一份痴情，他們將藏書看作是自己的萬貫家財，是一種精神的物化。

相對穩定充裕的收入，決定了他們體面的生活，可以讓他們在教學之餘，開展富有情趣和文化意味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並且受到社會的尊敬。

買房與租房

讀書人看重書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住所是最被看重的事情之一。

1919年春夏之交，已經39歲的魯迅有了一定的積蓄，這時的他開始張羅一件大事——買房。此時的魯迅家道早已衰落，作為長子的他，面對著自己的家室及兩個弟弟的家庭，需要買一個很大的房子，能夠住下自己、二弟、三弟共十幾口子人。

在經過多方考察之後，魯迅選了一個有二十八間房子的四合院，這是一個三進院落的大院，二門外是外院，有南屋三間；二門內，中間有北屋三大間；前院又有東西廂房各三間；後院有一排九間的北屋，三間為一套。

房子在八道灣胡同11號，總價約3500個銀圓，據說院子大的可以開運動會。3500圓在當時是什麼概念？在1918年，清華大學的外籍教員在北京西郊對195戶居民做了一個調查。根據統計結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之家，每年收入100銀圓就能維持生活了。

買房後，魯迅又花了600多銀圓購置傢具和房屋裝修，但對他來說，買房、裝修費用加在一起都不存在什麼壓力，他在銀行貸了500圓，又將祖屋變賣，應付下來綽綽有餘。

兄弟失和後，魯迅又買了一座四合院，三間北屋是家人的住房，東廂房是女工的住房，西廂房是廚房，三間南屋是藏書室兼會客室。

同樣作為教授的胡適卻沒有買房，而是一直選擇租房而居。從胡適給母親的信來看，胡適不僅有能力贍養母親，連兄弟全家都可以接濟，他是完全有能力買房的。但是，他認為有比買房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把錢省下來，買書買畫，買敦煌殘卷，買各種文物。他還資助學生等。

胡適雖然不買房，卻對住所的要求特別高，他租住的房子，要寬敞明亮，甚至需要專門的客房，以招待朋友。在北京的時候胡適就搬了五次家，一處比一處氣派。

性情中人

身處黃金時代，這些教授們性情各異，有的幽默、有的沉默、有的狂狷、有的自謙，但是他們有著共性就是博聞強識、學富五車。

他們中人緣最好的當屬胡適。無論是國學泰斗，還是西學大家，無論是文科大師，還是科技巨匠，他基本上都和這些了不起的人物關係很好。陳獨秀、錢玄同、陶行知、趙元任、徐志摩等這些耳熟能詳的人，都是胡適的好朋友。

在這些教授中，最特立獨行的當屬錢玄同。他在北大任教時，從來不批改學生的考卷，於是北京大學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質圖章，上有「及格」二字。錢玄同收到考卷之後，直接送到教務室，由裡面的工作人員統一蓋章，然後按照每個學生的名字分別計入學分檔案。

後來，錢玄同到燕京大學任教，同樣的行為惹怒了校方，說如果不批改考卷，校方將依照制度，扣發你的薪金。錢玄同也怒了，立即寫信回復，並在信封內附上鈔票若干：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

錢玄同還曾在報上與保守派論戰時，生氣地說：「人到40歲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然而就是這個喜歡走極端的人，促進了漢字的改革和標點符號的運用。今天我們看到的漢字和標點以及小時候學過的拼音，都和這位特立獨行的教授有著緊密的聯繫。

中國自派遣留學生至今，已有160多年的歷史，這期間歸國留學生地位最高的時代當屬20世紀初的二十幾年，可謂是留學生的黃金時代。

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年，清朝覆亡、民國肇建，國體政制除舊布新。在百業待舉、百廢待興的歷史轉折時期，代表中國新思想新潮流的留學生們迎來了他們登上歷史舞台的黃金時期。

但是，在當時留學生群體內部不自覺地分為三六九等。回國已久的老留學生看不起回國不久的新留學生，博士瞧不起碩士，碩士瞧不起學士，留學西洋的瞧不起留學東洋的，留學東洋的瞧不起沒出過洋的（這在錢鍾書先生的《圍城》里有詳細的描述）。

時稱留學西洋為「鍍金」，留學東洋為「鍍銀」。於是，當時流傳著「西洋一等、東洋二等、國內三等」的說法。故當時胡適、徐志摩等歐美留學回來的「紳士文人」是不大瞧得起郭沫若、胡元秋等留日作家的。

當時留學生歸國便身價倍增，一躍成為大學師資的上層，簡直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令那些沒有出國求學的國內學子羨慕不已。

陶希聖早年畢業於國內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後來成為蔣介石的「文膽」之一。他由於沒有出國留過學，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當上了大學教授後，一遇到別人談論學歷出身，他便窘迫不已。

在回憶錄中，他寫道「在國內學生與留學生的比較競爭中，國內學生嘗到的是苦味，我自己是個過來人」。

清末民初，作為留學歸國教授的黃金年代，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在那個獨特的時代，留學生給中國帶來了一股現代的清風，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正是由於社會對新知識、新思想的渴求，一個短暫的教授黃金時代由此出現了。

（作者：陳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