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及陝甘寧抗日根據地的女性英模

原文載《歷史與社會文摘》2016年第4期，注釋從略。

抗戰全面爆發之後，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開啟農村女性解放之路，她們不論老幼、不分階層加入自身解放和抗日戰爭的洪流。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女性英模的崛起，她們活躍在民族解放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194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即「四三決定」。為鼓勵在各個領域表現卓越的婦女，各根據地實行了一套獎勵制度，給予其政治肯定和生產資料支持。期間，湧現出大批模範婦女，她們或是勞動模範、擁軍模範、殺敵模範，或是衛生模範、生育模範；其中人數較多且備受關注的是勞動英模，因為在大生產運動背景下勞動創造的價值似乎更大。「勞動英模」，即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的簡稱，勞動英雄主要指生產好並以其生產影響和推動別人生產者，模範工作者主要指工作好且以其優良革命品質、正確思想作風真正為群眾服務者。

在各根據地政府引領下，婦女摒棄不下地勞動觀念，放開小腳，剪掉髮辮，紡紗織布，走到田間地頭開荒下種、鋤草澆苗。大多數女性模範有著相似經歷，悲慘的童年、賣作童養媳的無奈、不甘貧困而奮起行動。出身貧苦、艱難度日——革命宣傳帶來希望——參加革命成為模範，她們的人生似乎都是這個程式，《解放日報》宣傳重點在於革命讓她們翻身做主，中共給了她們新生，因此她們晝夜為革命工作並變成具有堅定革命信仰的偶像式人物。

女性英模形象以特有的相似性出現在《解放日報》乃是中共政策使然。根據地初建時，中共將婦女解放重點置於爭取單純的自由平等上，一味強調「婚姻自由」，隨之出現的離婚率居高不下的情勢造成鄉村社會動蕩。為扭轉新婚姻法實施中的混亂局面、重建鄉村穩定、維護抗戰大局，中共認識到動員廣大婦女投身革命，並為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是進行婦女解放運動的最重要目標。1943年，時任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蔡暢根據中共中央「組織婦女參加生產、支援前線」的號召主持起草了「四三決定」，指明了「各抗日根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各根據地從戰爭、生產和婦女勞動的實際情況出發大力發展紡織生產，這一時期湧現的婦女勞動模範就是響應「四三決定」的先進分子，她們不僅成為根據地婦女解放的榜樣，更成為支援抗戰的英雄。

由於資料所限，我們對女性英模的了解多源於《解放日報》。在該報報道中，婦女勞動英模的生產總是「以一當十」，絕不輸於男人。她們為了大局犧牲小我，奉獻健康甚至生命，其生產換來一家的衣食無憂、全村的勞動熱情，甚至整個邊區的學習和效仿。當她們選作勞動模範時則成為備受矚目和崇拜的偶像，她們總是有著黝黑但健康的膚色、結實的身體、樸素且乾淨的著裝、讓人親近的笑容；當她們戴著紅花受獎時，人群中總會響起「像海潮般澎湃的掌聲」，像英雄一樣被羨慕和膜拜。

【《解放日報》，最早創刊於1941年】

《解放日報》對婦女英模形象塑造是成功的，在特殊歷史時期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讓原本愚昧的北方農村婦女團結起來，找到了自己在戰爭中的立足點和價值所在。但這樣的宣傳似乎有些過頭，整個女性模範被抽離出常人範疇，承擔著超出能力範圍的重擔，這並非否認婦女生產在戰爭中的作用，只是應客觀理性地解讀《解放日報》所傳遞的歷史信息。女性英模的出現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發展了生產、支援了抗戰，且對鄉村穩定起了重要作用。女性英模的塑造及大力宣傳是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成功實踐。女性英模奮力生產、積極參政、無私奉獻的群體形象成功地將抗戰主題與後方生產兼顧，將傳統婦女「賢妻良母」的概念與新環境下「新女性」的概念重新結合，這種理想化和極端化的女性形象塑造在當時發揮了極大作用，因為只有女性同男性並肩作戰，抵抗侵略的使命才可完成。

縱觀中國社會發展史，女性從未擺脫「工具化」命運，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因社會分工成為男子操控的角色，她們內在的生育功能和撫育幼兒的天性是束縛女性解放的無形枷鎖，亦是無法與男子真正平等的癥結。抗日根據地對婦女的全力發動及婦女在革命生產中的「過度」犧牲，實與中共對女性「工具化」政策有關，女性英模的不斷湧現，其在日常生活中所傳遞出的「過勞」及「性壓制」信號被政治榮譽與社會地位掩蓋。女性身體被「工具化」亦是事實，女性政策為革命服務的程度遠大於為婦女解放提供的支持。但在革命年代一切政策均應以戰爭勝利為目標，從這個角度看，抗戰時期的女性解放運動功不可沒。

回望歷史，女性英模日常生活折射出根據地婦女運動存在的一些問題。傑克·貝爾登指出：「在中國婦女身上，共產黨人獲得了幾乎是現成的、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廣大的被剝奪了權力的群眾。」中共婦女政策是其取得抗戰勝利、建立新中國的關鍵決策及實踐，「由於他們找到了打開中國婦女知心的鑰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戰勝蔣介石的鑰匙」。但在根據地婦女運動轟轟烈烈進行之時，性別差異帶來的女性發展障礙被集體忽略。中國近現代以來，高喊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口號的往往是男性，即便中共婦女政策亦難出男性化話語體系的框架。女性性別的特殊性使女性在很多領域無法與男性平等，而一味強調「男女平等」對女性來說或許是更大的災難：第一，女性英模偶像化、政治化、儀式化的形象背後是否真的喪失個體性，尤其模範抗屬在對待婚姻問題時是否心甘情願。如答案是肯定的，其解釋一定與特殊歷史環境相關。但每個個體都是鮮活的、充滿個性的，每個人的人生際遇又不盡相同，那麼女性英模幾乎千篇一律的公眾形象若是輿論導向使然的話，其真正的生活狀態又如何？第二，動員婦女生產、參政，實現社會價值層面的男女平等是根據地婦女政策的成功之處，但性別差異和輿論壓力使婦女在參加社會活動、從事生產勞動的同時仍須負擔孕育和撫養下一代及照顧家庭起居的責任，傳統家庭對女性的要求絲毫沒有減少，女性在生理上、心理上所面對的壓力更甚。第三，女性「工具化」在抗日根據地表現明顯。濃厚的政治氛圍、緊張的戰爭局勢使女性難逃「工具化」命運，婦女解放只是革命的策略和手段，女性權益只能為民族、國家大局讓步。第四，女性幸福與否、家庭和睦與否、社會安定與否、國家強盛與否都離不開執政黨對女性問題、婚姻政策的把握。婚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婚姻政策合理與否影響著每個人、每個家庭乃至社會，在革命年代婚姻承載了太多政治意義，超出婚姻這一民生安排的初衷。陝甘寧及華北抗日根據地女性解放運動是發生在抗戰背景下的政治性革命運動，特殊的社會生態、歷史情境決定了其獨特的內容及其結果。

作者單位：太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

摘自《安徽史學》2016年第5期，原文約2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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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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