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谷老闆的艱難時世

2017 年元旦剛過，一群身穿「樂視還錢」討債服的人，浩浩蕩蕩地聚集在了北京樂視大廈的門口。其中有人已經來了數十次了，他們大部分都是樂視手機的零部件廠商。樂視拖欠了愈百億元的貨款，令珠三角的一些下游工廠不得不停工。音響零部件供應商豪聲電子甚至發出了仲裁公告，向其追討一筆 1102 萬人民幣與 592 萬美元貨款加利息的債務。

「現在生意難做，本來就是硬撐著，一筆壞賬就能要了一個企業的命，誰能不急。」38 歲的陳高峰坐在寬大的木桌後，四方周正的辦公室將他的身形擠壓得格外渺小，他是深圳炬威電子的 CEO，生產配套給手機的數據線和耳機，是珠三角千萬名手機供應商的一員。

他開辦了兩家工廠，一家在老家江西九江，有 1200 名工人。一家在深圳，大約有 800 人。去年，為了節約成本，陳高峰把深圳寶安的廠房轉移到了惠州的仲愷高新區，兩個小時車程，但「房租至少節約了 40%，人工節約了 20%」，他掰著指頭一筆一筆算給我聽，然後點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煙。但必須在珠三角保留一個窗口，方便訂貨，也方便資訊交流。

南靠深圳的仲愷是新辟出的開發區，類似上海的松江。廠房和村落農舍比鄰而處，成片的空地圍住了一個個「施工現場」，大貨車跑得塵土飛揚，道路兩旁還來不及栽種樹木。我們到達的那個中午，這兒更是空曠，因為幾乎看不到工人。

炬威所在的陳江街道科技園，是一棟 3 層的辦公樓，但內部按照標準的車間設計，挑高、無隔斷。大約 4 個籃球場大的密閉空間里，穿著各異的年輕工人正在麻利地做著繞線、分線、組裝屏蔽殼等工序。橘黃的成品數據線和耳機堆積如山，等待包裝和運送。這個有序的鏈條本身即是珠三角龐大手機供應鏈的其中一個環節，它承接了世界上 70% 的手機生產量。機器的轟鳴聲和窗外農田的寂靜強烈對比。滿員 800 人的廠房，只有 500 人不到的樣子，襯得地勢格外寬敞。

在仲愷，類似規模的企業大概有上千家，絕大多數都是跟手機配件有關。在珠三角，除了東莞和深圳，手機零部件商主要集中在惠州，圍繞 TCL 等全球性的終端大廠商布局。

因為樂視事件的發酵，我請一位在手機行業近十年的銷售經理，幫忙聯絡一下採訪對象。

「你要很慘的那種啊，找不到了，都跑路了，要麼自殺了。」他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

「那沒跑路的呢？」我不甘心。

「那就都差不多——半死不活、艱難生存，」他答。

然後我見到了陳高峰，隨和，又有點不知所措。

採訪正是年底，製造業最難過的關。陳高峰正有一筆未到回款期的賬，也和樂視相關聯。雖然是和酷派直接的交易，但早些時候，樂視完成了對酷派的收購，「總是有些擔心」，他一皺眉，露出三道深刻的抬頭紋，顯得尤為老成。去年早間已經有一次「失算」。一筆大單：一百多萬貨款，內部一百多萬的貨，加起來兩三百萬的賬目，成了獃滯貨款。對方欠款一兩個億，註冊資金只有3000萬，隨時宣布破產。作為一種不得已的「賠償」，陳高峰只能接受以資抵債，貨物就存在倉庫里，還不知如何出手。

「不是沒評估過風險。誰會想到諸如樂視這樣的公司會倒掉呢？」他突然提高了音量，而且利潤越來越薄，必須靠量來堅守。

在 30 歲的時候，這個沉穩的年輕人曾經做到一年上千萬的利潤。而現在「利潤低到幾乎沒有利潤」，他回答，然後是長時間的沉默。所幸，他幾年前就在深圳南山區買了房，而不是把所有的資金都投在工廠里。我被「科普」：製造業的人即使大賺一筆，也不會揮金如土，而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錢都滾動投入生產。在這一刻，陳高峰難得地舒眉一笑，那個廣為流傳的「深圳賣房創業」的段子，在場的人彼此心照不宣。

手機，的確是上一個十年的深圳財富神話。2004 年，當陳高峰創業時，這個行業正在迎接它的黃金年代。

他在一家台灣公司做集成電路的銷售，25 歲，月薪拿到 10k。在深圳，從銷售到老闆，是慣有路徑。有了下家，自然而然希望盤家廠做供貨，裡面多少利潤是直接能夠計算的。生產門檻都不高。什麼產品，拆開了看看，十有八九都能 copy。

牌局、飯局，都是些上下游的朋友。做抽線的朋友以 15% 股份的許諾，邀約他加盟，陳高峰有些猶豫，1999 年的時候，他把第一桶金投入到BP機的生意上，這個夕陽生意沒支撐多久就一敗塗地。如果出來再失敗，「就要喪失自信心了」。

但創業的種子已經埋下了，只需要一個小的節點來觸發。一日，他下班經過一個十字路口，看到一名年輕的女子開了一輛賓士。「我什麼時候能開上賓士，住自己的房子？」他想，靠打工肯定不行。第二天，他一衝動就交了辭職報告，不給老闆挽留的機會。正式離職是 10 月 28 日，他還記得，陽光特別好。

2004 年，是諾基亞仍然稱霸的年代。國內手機品牌剛剛起步，山寨機橫行天下，華強北正在成為全球手機的集散地。整個深圳都在擁抱製造業，與手機相關的工廠每日都在成立。

陳高峰加盟的這家工廠很小，起初就十來個工人，成品做 usb 數據線，計劃給 mp3 的工廠供貨。但同樣的東西，買 mp3 廠家才 1.4 元，賣給山寨機就能到3元。第二年，工廠擴容到 60 個人，一個月做五六十萬的訂單，利潤竟然有二十多萬。

眼看著手機這麼好賺，團隊立馬著手搭建自己的山寨品牌——方案設計、開模、尋找組裝工廠，到了 2006 年 3 月，產品成型了，4 月就開始出貨。賣是絕對不愁的，拿到華強北，秒進秒出，一台功能機，毛利能有 120 元。難的是出貨量，組裝工廠忙到根本就不願意接單，得運籌關係。且誰家的產品什麼時候上線都有詳細的時間表。各家的人就蹲守在工廠，產品一下線，立馬打包帶走。就這樣，一天最多只能出 1000 台手機，但利潤就是 10 萬。

這年端午節，嘗到甜頭的大股東提出分家，自己帶走手機的生意，通過股份置換，把數據線工廠讓給陳高峰。就這樣，他就從一個小股東變成了深圳數十萬工廠主的一員。隨後五年，中國手機製造連續的超高速複合增長讓供應鏈末端的陳高峰幾乎不愁銷售，逐漸把工廠擴展到 2000 人左右。

他沒有開上賓士，買的是奧迪 A8。而 2008 年，山寨機市場全線崩潰，倒是像 1999 年的 BP 機了。

陳高峰有時很納悶，他接了很多單，不得不招募了很多人，可賺得卻越來越少。

有一個業界的段子是這麼評價手機配件商的：「你以為你拿到了富士康的採購代碼就萬事大吉了，結果很可能就是開著奧迪進去，開著比亞迪回來」。這是一個市場做爛的微利行業，公司只要管控不到位就很容易死掉。而大部分的老闆，都是銷售，而不是管理出身。

2008 年，陳高峰遇到一個小的低谷。那一年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波及到出口。和其他人一樣，他急忙調整了策略：一是跟山寨機做切割；二是把市場放眼國內，「出口轉內銷」，擠入了幾家大型終端廠商的供應鏈，轉危為安。

但 2015 年，手機發展成為一種多數人擁有的商品後，再也沒有退路了。競爭刺刀見紅，多如牛毛的同類供應商，「多到你根本不知道競爭對手是誰」。行業利潤向少數品牌集中，國產廠商里只有華為和 VIVO 還在增長。幾年前，當談起中國智能手機行業的時候，人們經常會使用「中華小酷聯」這樣一個簡稱。中興、華為、小米、酷派和聯想是出貨量最大的五大品牌，如今只有華為還配得上這個稱號。賺不到錢的廠商，基本都會向下游供應鏈轉移壓力，延長賬期、拒收、壓價……

也就是這一年，破產、跑路、拖欠工資的消息像霧霾一樣籠罩在珠三角。東莞手機代工廠兆信通訊董事長高民的自殺、中興、華為的一級供應商—正在籌備 IPO 的深圳福昌宣布倒閉……每一個月，「手機產業死亡名單」都在增加新的名字。

人力成本更是顯性的。2006 年，一個工人的底薪是 550 元。如今早已增加到 2030 元。但還是招不到人。深圳從 2008 年就進入用工荒。惠州也不好招，招工首先要滿足三星、TCL 等幾個大公司的需求，工人也是有選擇性的。

在老家江西九江設廠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解決成本和招工的問題。2010 年回江西時，那兒的規定底薪是 660 元，表面上看起來比深圳低 30%。但這個價位其實是不可能招到人的，至少也得出到 1000 元。春節後的下鄉招工是每一家廠的頭等大事。招工團隊幾乎是 365 天運轉，招不滿人是常態，偶爾需要勞動派遣來解決需求。

飯局上，老闆們個個愁容滿面，儘管已經是在辛苦經營了，還是得強裝鎮定，不願意向生意上的朋友袒露真實情況。「說實話，大家都是靠意志在支撐吧」，陳高峰的語速越來越慢。勞動密集型企業，人力、訂單、資金、產品，方方面面都要操心，「在現在的環境下，抗壓能力差的，內心早就被擊潰了，」他抿一口茶。大家都知道現在是洗牌的時候，如果今年市場里有 10 家廠，那麼明年只會集中在5家。

因為數據線的毛利越來越低，從 2011 年，陳高峰開始增加了單價稍高的藍牙耳機這個品類。去年還開發出一台音箱，不再作為手機配件，而是作為獨立產品在渠道上出售。

「現在找一個冷門的行業，太難找了，所以必須在原有基礎上開闢新的銷售渠道，升級產品」，他拿起顏色亮麗的藍牙耳機，細緻介紹它的工業設計。它是陳高峰的希望，今年年初，他還帶著這款產品去美國參加了 CES 展。「但千千萬萬的廠家都在走升級這條路」，轉頭又是不經意的失落。

看誰熬得過寒冬吧！

撰文：嚴又綠 攝影：徐曉林 編輯：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