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平淡：寫過《錢學森傳》和《南京大屠殺》的張純如

撰文｜姚蜀平

責編｜李曉明

不久前剛讀過張純如的先生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on Lee Douglas）為追憶亡妻寫的文字，讀後頗為感慨。想起這位未曾謀面的作家友人驟然逝去，令人扼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曾有過短暫接觸，儘管二十多年過去了，依然記憶猶新；現在寫下我們相交的點滴滴，作為對這位令人尊敬的逝者遲到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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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香港《開放導報》約我寫系列海外華人經濟學家。本人對經濟學是外行，卻又礙於引薦人的一片盛意，硬著頭皮允諾。紐約一位朋友恰好認識哥倫比亞大學華人經濟學家王念祖，聯繫結果，王教授願意接受我的採訪，但僅放在與朋友共同的飯局上；採訪地點和方式都不理想，聊勝於無。1993年初我為此專程從波士頓乘大巴前往紐約採訪王先生。到了紐約剛和朋友通上電話，獲悉我離開波士頓後不久，我兒子就打電話追到朋友家，告知加州有位女士來電急於找我。面對陌生的電話號碼，我不知此人是誰，更不知她怎麼知道我的電話，又為何如此焦急地找我。在手機尚未普及的時代，我在人流熙來攘往的紐約街頭，在一個狹小的公用電話亭里，費力地撥通了那個陌生的電話號碼。

對方是位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年輕女士，自報名叫Iris Chang，後來我一直稱她艾瑞斯；直到多年後，她寫《南京大屠殺》出了名，我方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是張純如。1993年在紐約街頭公用電話里，她說是薩特邁爾（Richard P. Suttmeier）教授引薦我與她，並給了我在波士頓的電話。

1981年我在北京認識的美國教授薩特邁爾。那年美國科技政策代表團首次訪華，當時我所在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參與了接待，我第一次見到作為代表團成員的薩特邁爾教授。1982年我作為訪問學者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見到了在北京曾經接待過的美國科技政策代表團的正副團長——他們分別是哈佛大學與MIT的兩位教授；而薩特邁爾教授遠在紐約州中部漢姆頓學院教書，我們沒有機會見面。直到1989年我受邀到麻省斯密斯學院講學，再度來到美國，次年薩特邁爾教授邀請我和范岱年同去他們學院做演講（范岱年是我在中國科學院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的老同事，當時正在波士頓大學作訪問教授）。於是1990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和老范從不同城市乘坐灰狗大巴，同去紐約州漢姆頓學院，自此我與薩特邁爾教授恢復聯繫直到今天。

張純如1992年決定寫錢學森傳，她申請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審核中，基金會質疑她不具備足夠閱讀中文的能力（她自稱中文閱讀能力相當初級）；基金會看中她的選題，還是想支持這個項目，於是建議她尋找一位懂中文的研究者合作共同申請基金。她得知薩特邁爾教授是研究中國科技政策專家，並去過中國多次，便向其提出詢問。薩特邁爾認為我是合適人選，遂推薦了我，並給了她我在波士頓的電話。去年聖誕節前，我在波士頓音樂廳里巧遇薩特邁爾教授，問及當初向張純如推薦我之往事，他說他始終沒有見過Iris Chang，和張純如都是通過電話聯繫和交流。

那一年張純如急於要和我聯繫的原因，想必是申請時限迫近；她在電話中和我簡單談了她要做錢學森傳記課題以及想和我共同申請國家科學基金，當前急於需要的是一份我的英文簡歷，需儘快交與美國科學基金會。我告訴她我剛到紐約，待兩天後回波士頓，會儘快將我的簡歷給她寄去。

2

「三錢」——錢學森、錢三強和錢偉長是中國家喻戶曉的著名科學家，我和後兩位都有交往，唯獨沒有和錢學森直接打過交道。要說近距離見面倒是有過一次，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就讀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為了便於高年級學生上專業課，三年級下半年，把我們從玉泉路搬到中關村。

一次學校請錢學森來中關村給高年級同學演講，校方找兩個同學當場做記錄。我被選中，兩位記錄人被安排在講台上左側的一張桌子後面，距演講者相隔不過兩公尺。寫到此不禁想到我剛剛完成的一篇追憶文章《我的「詩人爸爸」吳奔星》（發表在微信公號「思考者iThink」，2016-12-28，及本人在《財新網》的個人博客），文中有一段——「大二時，北師大文學院請來胡適給國文系高年級講《中國禪學之發展》，胡適先生要求找兩名快手把他原本沒有講稿的講座當場記錄下來；黎錦熙按照胡適先生要求指定吳奔星及另一何姓學生作記錄，一是為貧困而優異的學生提供生活補貼，也為吳奔星和胡適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條件。連續四周的講課成就了一部五、六萬字的教材，後來還收入胡適先生的學術專著。吳奔星能記錄下講課中夾雜的英文，給胡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適還稱讚他的記錄能把他的語氣和風格都記下來……」

我這次擔任記錄遠沒有這麼高的規格，更不會把記錄拿給錢學森本人看，我也沒有注意他的語氣和風格，不過演講者咳嗽的間隔，還是給我片刻補遺及喘息之機。我的記錄功夫來自在女四中上初中時，每天清晨上課前，高年級同學規定坐在大禮堂聽時事廣播，我作為一個初中生，無權進去；我天天清晨獨自站在在大禮堂外面窗下，邊聽邊把廣播內容記下，真是自己給自己找了份苦差事。直到今天，我聽任何演講仍有拿筆做記錄的習慣。

1992年秋天，我正結束在賓州的富蘭克林·馬歇爾學院一年的講學，又回到波士頓，雖然掛名在波士頓大學科學哲學教研室，但那是份沒有薪水的空職，前一年，我和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專門研究核物理史的教授歐文·希爾伯特聯合申請美國國家人文基金，課題是關於中國核物理學家與核物理學發展史。遺憾的是，我們那年沒有被入選，也許我的合作教授已經年過70，又剛剛退休，也許申請總額過高……不過據內部了解獲知，如果我們繼續申請，下一年完全可能拿到。遺憾的是希爾伯特教授很少受到這種被拒的怠慢，他的自尊心以及他的長期規劃，使他不想再次嘗試，我們這個申請也就此作罷。

在此情況下，面對張純如的建議，對一個我並不熟悉的課題，我雖說不上熱心，但也無反感，畢竟還是科學家題材，儘管我對這位錢先生沒有特別感覺。我從紐約回波士頓，第一件事就是列印好我的英文簡歷，用快件給張純如寄去。不料幾天後接到她的電話，急促地問我為何還沒寄出我的簡歷？我回答兩天前已經寄去了！她焦慮地說沒有收到，一定要我立即用24小時隔日收的特快郵件再次寄去。我放下電話就去了郵局，用特快郵件再次寄去我的簡歷；之後還專程給她通了電話，告訴她特快郵件的編號，以便她去郵局查詢。這次看來是收到了；她很久沒有再來過電話。

按照張純如的先生文章所說：「純如後來又獲得了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得以繼續《蠶絲》的研究工作。」我始終不清楚張女士最終申請到的基金涵蓋幾年、又拿到了多少經費，我從來沒有過問，當然我也沒有看到過她的研究申請報告。我只記得前一年我和哈佛大學希爾伯特教授的基金申請報告就有70多頁，本身就是一篇相當規模的論文，那是下了相當功夫寫就的，而申請的兩年經費竟然高達33萬美金，當然其中大頭是給學校——哈佛大學，這是他們的慣例；也許是因為我的合作教授仍然是哈佛的退休教授，還可享用哈佛大學學術資源之故，而分到我們兩人手中的雖是小額，不過兩年預算也高達十多萬，我的小份額也有六萬——一年三萬。不過此時我們的那份厚厚的報告也只有束之高閣的命運。

1993、1994年，我和張純如之間不斷有電子郵件或電話往來，多是她提出要求與問題，我到哈佛大學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而我自己多年積累的資料與此題目相去甚遠，幫不了太多的忙。偶爾我也會回答一些她提出的詢問，那多半是她不了解中國國情需要參謀把握分寸。我知道從沒有在中國生活過的人，確實有時很難理解中國國情，諸如他們認為入黨是被逼的——殊不知，入黨是件光榮的事，多少人申請入黨多年無果，對錢學森來說也同樣，他把入黨作為一生中最令他激動的三件事之一。還有就是參軍，他們認為是被迫的，殊不知那個時代，參軍是要有後門的，能夠參軍令多少人羨慕又嫉妒！我按照她的要求尋找資料，或是對一些事做些解釋，再翻譯成英文，郵寄給她。前後她也給過我一定報酬（大概有小几千美元吧）。從她給我的查詢問題可以看出，她是一位嚴謹的科學史研究者，尤其關注於科學與社會、學者成長的社會背景。不過對我來說，這只是一項工作而已，非任何研究項目。我知道她同時也在加州的伯克利大學及其他地方，請一些通曉中英文的人，幫忙尋找一些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等方面的中文資料，並且幫忙譯成英文——這些都需要付出報酬的；至於廣布在美國各個檔案館及大學中的豐富英文資料，對出生成長在美國、母語是英語的張純如就無需藉助他人，只需付出差旅費及複印等常規開銷。

後來她要去中國訪問，她希望我給她提供線索。我那時和中國科學院力學所並無聯繫，沒有向她提供任何這方面的人選，據悉她想訪問的力學所幾位關鍵人物並沒有如願以償。當時我只向她推薦了我熟悉的我們研究所的王德祿。我告訴她， 1989年我赴美講學前一兩年，王德祿曾經和美國學者杜開昔在北京合作做「20世紀50年代留美歸國科學家」課題。杜開昔是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八十年代在北京中科院研究生院教英語，此時已經返回美國。我想她和王德祿的合作研究也許會對張純如有幫助，起碼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線索。後來張純如在北京多次訪問了王德祿，倒是我這個引薦人從未與她見過面。張純如去世後，王德祿因工作曾多次前往美國加州矽谷，還曾到張純如墓前憑弔（見王德祿個人博客）。

1995年底，張純如完成了這個課題，並以書名《Thread of the Silkworm》出版，她曾給我寄來了一本，扉頁上寫的是：「For Yao Shuping, who diligently assisted me in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 Thank you and best wishes— Iris Chang Santa Barbara, December 1995」 。她也不忘在前言中提及我——「此外，我的研究助理，中國科學院科學史學者姚蜀平也系統地幫我發掘並翻譯了大量材料。」此時我方知我被定位為「研究助理」。而在書中某一章中，她寫道：「曾是物理學家，也曾在中國科學院擔任官方歷史學家的姚蜀平……」，雖然現在研究科學院院史的後起之秀尊稱我是「科學院院史室第一任室主任」，但這也只是個研究職稱，而非任何「官方歷史學家」。不過看了她的書，知道那兩年張純如確實下了相當功夫，對一個並不了解中國，更不了解導彈專業的學新聞寫作出身的人，完成了這樣一部科學家傳記，確實非常了不起。當然如果我能夠早一點看到書稿，也許或多或少會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

英文版出書一年後的1996年底12月30日，台灣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譯者是張定綺、許耀雲，天下文化出版，書名《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15年後的2011年4月，北京也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書名是《蠶絲——錢學森傳》，譯者為魯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後者書名太過直白，沒有把書的內涵表達出來是一缺憾；更最重要的是，該版刪節過多，錢學森回國後的若干重要內容不再呈現，降低了該書的真實性；致使一些讀過英文原著又對錢學森有所了解的科學家們，表示張純如版的英文傳記是眾多錢學森傳中，最接近真實的一本。儘管英文原著仍有某些缺憾， 那是作者對中國實況了解有限，以及對中國科學發展，特別是力學所發展缺少認識所致。對錢學森回國後的貢獻，已經有太多的報道、文章及書籍介紹，所有的錢傳，在這方面都相差無幾，也不易遺漏什麼重要之處。不過在涉及他回國後的半個世紀（佔據其有生之年將近60%），選擇性地描述差異甚大，各種版本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若干關鍵部分。

3

如果不是《知識分子》編輯部李曉明先生邀請我寫此文，也許我永不會提及這些陳年舊事，不過既然談及這個話題，也看了一些相關的錢學森傳記，藉此機會願做一表白。

寫傳記，貴在真實；要做到這一點，首要是與被寫者之間有所交流。遺憾的是，錢學森曾明確表態，不接受此類採訪，不許在他有生之年為他寫傳，他說得直白：「急什麼，我還沒死！」張純如不可能採訪他早在預料之中；遺憾的是，力學所幾個錢學森的重要助手和學生，她也沒有機會和他們交談；這裡的原因且不去追究，只是這個結果對了解錢學森的真實狀況頗有影響。我在此僅就了解到的提及幾點。

——早在1951年，力學研究室就成立了，設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內；當時的室主任是錢偉長（1946年回國）、秘書是林鴻蓀（1950年回國）。其後在1955年夏天，錢學森回國之前，錢偉長就向科學院提出建立力學所的申請；錢學森回國後，也提出在科學院建立力學所，這就促使力學所於1956年1月建立；力學所是在原來力學室基礎上建立的；

——錢學森回國後，他的同事除了書中提及的郭永懷、以及回國船上同行的許國志、學生庄逢甘外，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為建立力學所和開展力學研究做出貢獻的，也曾經是錢學森重要研究夥伴的科學家們，他們是——

錢偉長（最早建立力學研究室，也是錢學森建立力學所的合作夥伴）；

林鴻蓀（協助錢偉長建立力學研究室，後來又幫助錢學森建立力學所）；

鄭哲敏（錢學森的得意門生，是繼錢學森後力學所第二任所長，真正為實現錢學森開展工程科學研究的後繼人，曾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

朱兆祥（當年代表中國科學院到深圳碼頭迎接錢學森，後來幫助錢學森籌建力學所）等人；

——錢學森對籌辦力學所、國防五院以及培養人才，書中都有詳盡的描述，卻忽略了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力學系的精心和刻意培養人才。錢學森每周來科大兩次給力學系講課，就像華羅庚給數學系講課，張文裕、趙忠堯及梅鎮岳給我們核物理系講課一樣。在給力學系第一屆學生宣讀教師名單時，錢學森曾得意地高聲說道：「我把科學院的『大炮』都給你們調來了！」錢學森特別關注的是最初兩屆學生，即58級和59級，那是他親自授課、精心栽培的科研後備軍。他對力學系的掌控遠遠超出其他科學家對自己專業系的掌控，不是一般的超出一點點，而是要強得多，也許是因為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比一般科學家在科大更有發言權。僅就一例即可看出。科大學制都是五年制，第一屆 1958年入學，1963年畢業；唯有力學系當年雖然畢業了，卻推遲半年分配工作，那是錢學森的要求。他認為學生基礎不夠紮實，需要補基礎課和英文。

當然這些受到額外栽培的學生，後來大多都成了他的部下，戰鬥在他統帥的各個部門，成為主力。對比當初我們系的科學家系主任上任時，站在一群學生面前戰戰兢兢地卑謙說話的神態，二者反差何其大矣！聯想起錢學森到廣州參加知識分子會議，是單獨一人乘坐鐵道部提供的專列，而其他科學家都是共同乘坐普通列車前往，引起與會者側目與不滿，而力學也被列為十二年規劃中物理學的第一章，其獨特身份顯而易見；其後文革中，他更是中央首要保護的科學家。

——張純如在書中全文記載了錢學森1956年5月（回國整一年），給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老師馮卡門的祝壽信。那封深深傷害了老教授的信，無情地指責了他以往敬重的人——「我想，馮卡門博士，您對自己在科學和科技上的貢獻，並不真的感到那樣驕傲，因為，您不免懷疑，您研究的豐碩成果是否都被運用於製造毀滅性的武器，而鮮少用於促進人類社會的美好？」如果沒有引用這段話尚可，一旦引用了，作者是否也應該用同樣問題，詢問一下此書的主人公呢？錢學森回國是當了火箭工程師，還是當了戰略科學家？他究竟是武器專家還是科學家？他提出「為革命搞科學」的同時，對自己導師的指責是否有點怪異？

馮卡門大師在其自傳結尾寫得明白：「自古以來，科學和科學家一直是在為戰爭搞創造發明與解開宇宙之謎和揭示物質微觀結構之間進行抉擇和艱難前進的。」他是個實實在在的戰略科學家，他主持制定的《邁向新高度》的戰略規劃，從二戰後直到今天仍然在美國具有權威性的戰略指導意義，而錢學森就是該規劃的作者之一。後來指責當年那個領軍人的錢學森自己，離戰略科學家又有多遠。當然我們不會忘記，1956年制定12年遠景規劃時，錢學森正是春風得意、呼風喚雨之時，他對那個規劃的卓絕貢獻正是他施展 「戰略科學家」的用武之地，是他繼承其師的另一傑作。可是後來呢？他的工程科學，他的力學所發展如何……

——錢學森回國最初是想建工程科學所，後來退而次之，在原來力學室基礎上建立了力學所。幾十年來，力學所三起三落，力學基地最終被剷平。他曾經對他的學生們呼喊：「你們上山打柴，我在山下等著，有個哨子，我吹哨子你們再回來做研究……」此話透露出的悲涼，不必多說，他吹哨子之時，他手中還留下些什麼？只需看看他晚年熱衷於那麼多他並不熟悉的領域——沙漠改造、人體科學……

錢學森提出了著名的「錢問」——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

北大一位教授答曰：「明知故問，答非所問！」

聯繫到錢學森最後兩年中，對前來醫院探望的同事和學生，深情地提及加州理工學院……

也許張純如在書中的後記中，反覆使用的一個句子「We will never know……」（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可以作為最好的解答。

4

張純如2004年自殺身亡，為世間留下了無窮遺憾與不解之謎。她在完成錢學森傳記之後，又出過兩本書，其中的《南京大屠殺》把她推到作家聲望的頂峰；其後的《美國的華人》也在美國暢銷。當她撰寫第四本書，那是關於二戰時淪為日本戰俘的美國士兵的「巴丹死亡行軍」時，精神瀕臨崩潰。對她的死因有多種分析和解釋，包括常年熬夜、四處奔波參加新書銷售演講會的疲勞，對日本右翼極端分子的恐懼，以及對美國政府懷疑、甚至為美國將變成她書中那種暴力橫行社會的憂慮，還有用藥不妥、獨生子患病等等。不過她的先生提到了獨特的一點——她的驕傲。那是他在看到妻子的遺書後的評論——張純如寫下「如果你們能記住我作為一名暢銷書作者最意氣風發的樣子，而非我從路易斯維爾回來之後眼神憔悴的病人形象，那再好不過了。」深深了解妻子的道格拉斯先生坦然說道：「她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樹立並維持自己的公眾形象。我認為，她覺得自己精神崩潰之後，再也無力維持這種形象了。」

上面所述因素也許多多少少都起了某種作用，不過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

對於這樣一個在溫室里、在象牙塔中成長的年輕女子，多年來寫作主題皆是大屠殺、華工受辱、戰俘受虐這類題材，確實不是輕鬆的寫作經歷。她能堅持十年之久，已非易事；而每次簽書銷售會又給她帶來新的例證和新的痛點。無止境的壓力、無盡頭的憂傷，久而久之，她的背景和經歷難以再承受。對同樣書寫災難事件和苦難人生的我，有著深切體會。不同的是，我本人有著足夠而充沛的負面經歷，對那些災難和苦難，本人有著深切的體驗與感受。無論從18歲高中畢業「整團」時，被全班整整批鬥了一個月之久（至今我們班沒有過老同學聚會），到大學五年的「三等公民」待遇，再到文革中的家破人亡及自己兩次受難（26歲時被上萬張大字報鋪天蓋地壓降而來的「殊榮」並非每個人能「享有」）等等；即便如此，每次從寫作到修改，我都像經歷一次次的煎熬。

我敬重張純如，以她的才華，寫風花雪月、兒女情長一樣會成功，可是這個沒有受過什麼磨難的年輕女子，毅然選擇了正義，心懷慈悲地一次次地寫下世人的苦難和歷史的悲劇，她以殉道者的虔誠，鋪就了後人知曉真相的羊腸小路。今天當我們站在那沸沸揚揚的岔路口，看到一條指引人們了解正史的明亮之途，我們從心底感激和敬畏這位烈女。

張純如女士，你——完成了人類的不朽！

製版編輯：姚蘭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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