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名將與皇帝是怎樣管理下屬的？

古人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古代打江山，坐江山，守江山的都是如何管理自己的下屬，統籌大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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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與程不識

李廣和程不識都是漢武帝時的大將，但兩個人治軍的風格迥異。在這裡舉他們兩個人做例子，是想談一談領導的方式與風格對事業的影響。

李廣

李廣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飛將軍。程不識，可能除了專門研究秦漢史的人之外，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其實在漢朝前期，特別是漢武帝時代，兩個人是齊名的。他們一個是現在河北省的太守，一個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當時的太守大多是邊境上的守將。

李廣和他的孫子李陵都是名聲很大的人物。司馬遷是李陵的好朋友，司馬遷由於為李陵辯護受了宮刑。李廣由普通軍人成為一代名將，史書說，他能叫出部下士兵的名字。李廣是邊郡太守，領軍萬人之眾，他不可能叫出那麼多名字來。實際上這很可能指的是他和士兵關係密切。李廣訓練部隊以恩義相結，不重紀律，因此每位將領都與他交情好。作戰時，他行軍布陣採用自由的作風，不拘一格，他所帶領的騎兵非常精良，以機動性代替當時中國傳統的行軍布陣，所以李廣的部隊常常獲勝，有時即使士兵比較少，也能以少制眾，反敗為勝。

李廣的孫子李陵帶五千名荊楚健兒出塞。這些漢軍都是步卒，無法和匈奴的騎兵對抗。李陵率軍從居延（在今天的額濟納河流域）出發，進入大漠，自然條件非常惡劣。李陵的敵人是匈奴的右賢王，他的部隊數量多，而且戰鬥力很強，李陵要想取得勝利是極其困難的。最後他的五千人的軍隊覆滅，他本人也被俘了。李廣和李陵作戰很勇敢，但靠個人英雄主義無法打贏一場大的戰爭，這不是統帥的做法。作戰不是逞強，不是炫耀自己。要論作為一個指揮官，李廣和李陵似乎都是不夠格的。

程不識

程不識和李廣、李陵相比，有鮮明的特點。他是非常嚴謹的將領，將部隊按照最嚴格的紀律訓練，分成部伍，有職責明確的層層級級的指揮系統。部隊出戰時，總是處在人不解甲、馬不卸鞍的戒備狀態。他的軍隊以步兵為主，行軍很慢，但很堅實。凡是他率軍作戰，前面一定有斥候（古代的偵察兵），左右一定有掩護，一隊一隊互相呼應，互相照管，安營紮寨很有章法。行動起來，全軍—起行動；紮下營來，敵人沖不動。

他從未讓匈奴得逞，但他自己也沒有取得過重大的勝利。程不識應當算是極為穩重的將領。在西漢，人們都知道程不識是名將，因為他戰不敗。而李廣呢，不是大勝，就是大敗，就好比在賭場賭錢，不是打贏，就是大輸。程不識則能夠不斷地積累勝利。

李廣、程不識代表了兩種指揮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這兩個人之間難以進行必然的好壞評斷。就親和力與團結力來說，李廣軍隊的五千人可以頂五萬人來用，而程不識的一萬人則永遠是一萬人，但也是不至於輕易被打垮的。程不識指揮軍隊的風格在漢朝延續了很長的時期，所以漢朝時「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換句話說，指揮的命令只能下達到第二級，無法下達到第三級以下。這樣的部隊非常堅實，但擴張性與活動性都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這兩類例證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具體說來，居上風的時候，李廣的軍隊較容易成功。平常的時候，程不識的作風可以維持不敗。最好的方法是適當地調和這兩種風格，但如何調和則是另一門大學問。從一般情況來看，如果我們不知道眼下的局勢如何，還是選擇程不識那種類型的人才或者採取程不識那樣行事的作風比較穩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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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與明太祖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屬於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皇帝，但他們創建帝業的方式、施政的風格卻有極大的差別。通過比較這兩位皇帝，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同的領導風格、決策方式對國家造成的巨大影響。

唐太宗

唐太宗的大業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關隴集團，一支是山東集團，另一支則是江南文士。

關隴集團以北魏鮮卑貴族為首，代北武川系軍事貴族是其主體，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漢人和西域的胡人。他們握有兵權，多以軍功緻位通顯，世代承襲封爵、勛階，與皇室、關中郡姓通過聯姻等方式相結合，成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雖經改朝換代，仍然勢力不墜，正所謂「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

山東集團包括山東士族和山東豪傑兩部分。山東士族具有悠久的歷史、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宗族鄉里基礎，並由此產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們進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鄉土，當南朝高門走向衰亡之際，山東士族卻仍有生命力。山東豪傑是在隋末混亂的形勢下崛起的寒門地主武裝集團。換言之，他們是在陏朝末年大動蕩的社會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脹的山東地方豪強。所謂山東豪傑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

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統一之前南朝以文學見長的世家大族，他們一方面參與政治制度、典章則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區繼續發揮影響。這三支力量對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國力的恢復與壯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為了平衡各派政治勢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東舊士族。他能夠利用上述政治集團的長處，從中調控，保持平衡，不讓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駕於其他集團之上。他重用魏徵，一個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與所謂「山東豪傑」有密切關係。 魏徵為李世民所用，能夠「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

從政府的組織形式來看，唐太宗同樣重視在制度上保證分權制衡。這種制衡不僅僅針對各個官僚集團，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

唐朝在中央繼續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書省的正副長官是中書令和侍郞，下設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制。門下省的正副長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設給事中，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事。尚書省的正副長官是尚書令和左右僕射，下設左右 丞；該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唐初，三省的最高長官都是宰相。當時在門下省還設政事堂，是三省宰相共議軍國大事的場所。

中央的監察機構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為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可以說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設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彈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糾察朝儀、朝會、郊祀及巡視京師，以維護皇帝的尊嚴；察院置監察御史，掌監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機構有三家：分別為大理寺，這是最高的審判機構；刑部，是司法行政機構；御史台，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

很明顯，唐太宗不是把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權力分散到各個相關的職能部門去，這些部門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牽制，這就能較好地處理各種政務。

唐太宗本人很愛惜人才，能禮賢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訓， 懾於農民起義的餘威，與群臣「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國家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史稱貞觀之治。當時的政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知人善任，進忠賢，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夠虛懷納諫，以魏徵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諍，這就避免和糾正了不少錯誤。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輕代重，君臣執法能不避權貴。

唐太宗還重視吏治，慎擇刺史，嚴懲貪官污更，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以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他本人節儉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唐朝二十年間風俗淳樸。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了連年豐收、谷價低廉、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狀況。

明太祖

明太祖的作風與唐太宗差異極大。他主要是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淮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滅各路割據力量的過程中，這兩批人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佔集慶（今南京）後，實行了「高築塘、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發展生產，且耕且戰，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這條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來的。

明太祖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不是繼續利用這些文官武將的長處，相反，他對創業功臣心懷猜忌。為了保證朱家子孫能坐穩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大肆誅戮功臣。

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謀反為借口，大規模誅殺功臣宿將的事件，起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是鳳陽府定遠縣人，早年隨朱元璋起兵，很受寵信。明朝建國後，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撞自決定官員的生殺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審閱內外諸司的奏章，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之人，爭先奔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好。

這一切引起朱元瑋的極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發胡惟南謀反。朱元璋以「枉法誣賢」、「癱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其謀反「罪狀」繼續被揭發，牽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延安侯唐勝宗等人。朱元璋借題發揮，為肅清「逆黨」，株連殺戮了三萬多人，前後延續達十年之久。

被列入「胡黨」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位的有開國功臣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侯。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罷去中書省，嚴格規定以後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重新設立丞相的，一律處以重刑。丞相廢除後，原來由丞相管理的政務由六部分理，皇帝隨之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藍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涼國公藍玉謀反，殺戮功臣宿將的又一政治案件。藍玉是鳳陽府定遠縣人，也屬於淮西勛貴。他有謀略，作戰英勇，屢立戰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將軍，大敗北元，獲人畜甚多，被封為涼國公。但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利用這個借口，族誅藍玉等人，並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的約有兩萬人。朱元璋還手詔布告天下，並把這起案件的始末編成《逆臣錄》。列名該書的所謂「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藍玉案與胡惟庸案被合稱為「胡藍之獄」。經過這兩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將差不多被屠戮殆盡。

從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看，明太袓走的也是集權路線。朱元璋在中央廢中書省和丞相，政歸六部，六部尚書直接聽命於皇帝，結束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從而加強了皇權。他又改監察機構御史台為都察院，與大理寺、刑部合稱 「三法司」，其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廢行中書省，設立布政使司，又設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合稱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財政、刑法、軍事，各自直屬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獨攬地方大權。

為了削弱將領的軍權，朱元璋在廢丞相的同時，又廢統領軍隊的大都督府，分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衛所和都指揮使司。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軍籍和軍政，遇有戰事，皇帝親自選官派軍，戰後官歸將印，軍回衛所，以防止大將擁兵自重，危及皇權。為保證統治的穩定，朱元瑋制訂了《明律》和《大誥》，還特別設立錦衣衛特務機構，以強化帝王的權威。

比較唐太宗和明太祖，兩位領導人的性格、行事風格不同， 對國家的政治風氣形成了極大的影響。他們對後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唐朝前期的國力強盛以及文化上的開放心態與唐太宗有很大關係；而朱元璋也給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長期出現君主與臣下的緊張關係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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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與王導

諸葛亮和王導也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領導風格，與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們兩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國家君主。

諸葛亮

諸葛亮是琅琊人，東漢末年，他隨叔父諸葛玄投奔荊州劉表，隱居在南陽隆中（在今天的湖北襄樊西面）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劉備聽說他的大名，三頓茅廬。諸葛亮隆中對策，為以後的蜀漢制定了總的戰略，成為劉備的主要輔佐。他遊說東吳，促成孫權、劉備的聯合，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隨後，諸葛亮輔助劉備取荊州四郡，從荊州率軍溯江入蜀助劉備包圍成都，推翻劉璋的統治，奪得益州。劉備出征，諸葛亮常鎮守成都，穩定後方，保證供給。劉備稱帝後，他任丞相。劉備病重，臨終託孤於諸葛亮。劉禪繼位後，諸葛亮以丞相輔政，又領益州牧。劉禪暗弱，朝政無論巨細，都取決於諸葛亮。

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漢是幾撥人搞起來的。一撥是劉備的舊部，包括李岩這些人；一撥是荊襄集團，這是和諸葛亮最親密的；另一小塊是西北涼州的軍人集團，前期是馬超兄弟，後期是從曹魏投降來的姜維。蜀漢建立後，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區的叛亂，所謂「九月渡瀘，深人不毛」。他收伏了孟獲，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這是很大的官，相當於副宰相。這幾部分人互不統屬，怎樣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很不容易。諸葛亮用信賞必罰的做法保證一定的紀律，以法家的觀念治國。

在他當政期間，主要依靠從荊州帶來的舊屬，同時注意籠絡原來劉璋部下和益州豪強大族。對出身貧寒而有才幹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稱讚為「能盡時人之器用」。諸葛亮在開發四川初期就帶去許多幹部與當地勢力結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兩項職務，作為溝通的橋樑，以個人的誠信、威望和親和力使這兩股力量結合。

當時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強大，劉備帶進四川的荊襄人士很少，諸葛亮只能給予當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權力。但是，如果權力完全被地方勢力所把持，那麼中央就架空了。諸葛亮的做法是用嚴刑峻法使四川的豪傑接受他的委任，執行他交代的任務，甚至提供足夠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錢。例如，益州大族自劉璋統治以來，長期專權自恣，蔑視君臣之道，諸葛亮對他們的不法行為，毫不容情。

諸葛亮對西南少數民族也採取了恩威並用的政策，打擊為首的叛亂分子，同時盡量爭取當地上層大姓，有的被起用為地方長官。從此這些地區的統治得以基本穩固，為蜀國提供了物質財富和兵力。諸葛亮的領導保證了蜀國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統一。

諸葛亮從來不為了個人私利濫用職權，他定的法律連他的兒子、侄子和最親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樣懲罰。諸葚亮信奉申韓法術，法令嚴明，賞罰必信。不論何人犯法，都嚴懲不貸。參軍馬謖極受器重，北伐中馬謖為先鋒，違反節度，為魏將所敗，亮流涕將其處死，並以用人失察自請貶官。

諸葛亮治蜀很嚴，這種嚴是嚴明，不是嚴酷。所以他處罰別人，被罰的人沒有什麼怨言。比如李岩就是「雖死無怨」。嚴而明，是他讓大家信服的原因。嚴而明之後便是誠而信，他對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問題，他一定嚴加懲罰，決不寬待。有人認為他是法家作風，不是儒家。

諸葛亮的領導風格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點，實際上，漢朝時法家和儒家已經混合得很厲害了。他強調人為，看重事功。諸葛亮堅持與孫吳的聯盟，並多次進行北伐，雖苦心籌謀，企圖消滅曹魏，恢復漢室，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蜀漢地方太小，這就像企業的市場太小，沒辦法以這樣少的客戶和強大的對手競爭。

我們在《三國演義》中看到的呼風喚雨的諸葛亮不是歷史上的諸葛亮。陳壽在《三國志》中說用兵、將略非諸葛亮所長，這就和《三國演義》很不一樣。在小說里，諸葛亮是用兵如神的。陳壽說諸葛亮真正的長處是治國。諸葛亮退兵後，曹魏的司馬懿去參觀諸葛亮的營壘。古代駐軍做飯要搭灶，根據灶的布置就能夠知道軍隊是如何管理的。司馬懿看到，諸葛亮軍營的布置井然有序。

諸葛亮治蜀很成功，成功得簡直具有某種傳奇性。以至於到現在還有這樣的傳說，老輩的四川人愛在頭上裹塊白布,是在給諸葛亮戴孝，這個孝一直戴了一千多年。諸葛亮留下的制度直到蜀漢亡掉仍然存在。他的那套制度、規範維持時間很長，任何取得四川盆地統治權的力量都離不開這套規矩。四川大族不像江南那樣囂張，讀書很受重視，文化氣氛很濃。

王導

王導和諸葛亮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東晉開國的功臣，就是在他執政期間，脆弱的東晉小朝廷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立國時期。王導是琅琊臨沂人（在今山東臨沂的北面）。琅琊王氏是山東士族之冠。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時，王導勸琅琊王司馬容（後來的晉元帝）回封國。後來司馬睿移鎮建業（即建康），成為江南的最高軍政長官。王導為其謀主。江南的顧、陸、朱、張、沈、周等地方士族，輕視避難南下的「傖父」（南人對北人的戲稱），而司馬睿又是晉皇室疏屬，聲望不高，甚至江州剌史華軼也不肯聽命。

王導除選取避難南下的名士為屬官外，首先勸司馬睿虛心吸引各方人士，特別是優禮江南士族以維繫人心。乘三月初三舉行重大典禮的機會，司馬睿乘肩輿出遊，盛具威儀，而王導、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騎馬隨從，以提高司馬睿的威望。同時王導竭力籠絡江東士族，主動拜訪江南首望顧榮、賀循，司馬睿命他們參與軍府政事。榮、循應命，轉相薦引江南的其他名流，司馬睿才得以站穩腳跟。

王導外倚揚州剌史王敦的實力，內則利用荊州揚州局勢穩定、戶口殷實的經濟條件，協同江南士族,希圖一起「戮力王室，克複神州」。司馬睿視王導為蕭何，朝野號為「仲父」。

西晉滅亡後，司馬睿即晉王位，任王導為丞相。次年，晉王稱帝，百官朝賀，命王導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辭。由於在東晉政權的建立過程中，琅琊王氏立功居多，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後來王導的哥哥王敦從荊州舉兵反晉，有大臣勸晉元帝誅滅王氏。王導帶領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請罪，元帝始終沒有加以處罰。

元帝死後，明帝即位，王導受遺詔輔政；明帝死，他又和庾亮等受遺詔一起輔佐幼主成帝。蘇峻起兵，建康被焚。叛亂平定後，朝中的一些大臣建議遷都，王導則主張鎮之以靜，力排眾議。他歷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穩定了東晉的偏安政權，從而形成南北對畤的局勢。

王導的領導作風和諸葛亮有很大不同。他為政寬簡，對士族息事寧人，自奉儉約，倉無儲谷，衣不重帛。東晉初期，土、客的鬥爭相當激烈。王導率兵東下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誅殺當地的領袖。所謂的「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江東大族的領袖周伯仁就是這次被殺死的。

王導面對的局勢和諸葛亮相似，國內有幾支不同的力量，比如有北方南來的「流民帥」，有長江中上游的軍人集團。當時江東大族已在長江下游三角洲佔盡了土地， 渡江東來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帶發展。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帶，亦頗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漢人流民，組織武裝集團開拓，他們的領袖號稱「流民帥」，都不是原來有名的大族。這些在內陸的新建勢力，也逐漸發展為相當獨立的地方勢力。上述各個集團都不是中央可以有效指揮的。

面對分立的各派力量，南方勢力覺得受到了北人的壓制。王導的做法是：盡量避免衝突，少干預原有的地方勢力，保持南方勢力的權威，不使原有勢力感到威脅，甚至給予那些地方大族某些特權，以此來尋求南北大族之間的合作。東晉朝廷對地方的控制相當鬆散，只在縫隙中安插進北方勢力；同時把一些南方勢力的代表選人中央，參與中央的決策，容忍南方勢力較多地介入中央事務。

在王導「鎮之以靜」的政策下，東晉的外來大族和當地大族，逐漸主客相安，和平共存，形成南人北人共治的局面。根據《世說新語》，王導幾乎每天都與各派人士會面、聚飲，刻意建立一種友好的關係。王導以他個人的威望，將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結合在一起。

琅琊王氏最早是在山東地區，當地流行道教，是新興道教的根據地之一。王導並不信仰道教，但他有道家的思想。王導採用的不是諸葛亮儒法並用的辦法，而是有些像道家：他調和各派，與每一個派別交好。

王導的繼任是謝家的謝安等人，基本上對王導的做法保持不變。於是，江浙一帶能夠有較長時期的穩定。不足的是，江南的穩定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事關係。社會的階級分化和大族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每一次鬥爭的結果都是軍人得勢。「鎮之以靜」的措施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局限。這裡面也有些權謀的成分。

王敦率兵一路打過來，沒有他弟弟王導的默許是不可能的。王敦打來了，他又不逃。周伯仁可以不死，王導一句話就可以救他，但王導就是不救。這些事情都是跟王導有關係的。他還是很有權謀的。道家的思想裡頭權謀的因素不少。

總體來看，王導施政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道家「無為而治」的特點，他息事寧人，善於調和南來北人集團和江南土著力量的矛盾，為東晉的長期穩定奠定了基礎。整個南朝的歷史沒有特別的繁榮強盛，但也一直沒有崩潰。

4

現代管理與家族企業：董事會、董事長、執行長

前面我們講了將領、君主、宰相和一系列政治制度。我們不妨用剛才分析的道理來和公司管理作一個比較。

董事會就像是政治統治集團，董事會裡面有董事長，也有一般的董事。這和統治集團中既有皇帝又有官僚相似。董事長不如皇帝那樣有權威。如果他是企業的創始人，那麼他會有較大的威信，因為他的聲望、地位都沒有問題。但是他畢竟不是皇帝，只是一個私人集團的領袖，他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從整個公司的利益考慮，不能只憑個人喜好做事。一個任性妄為的創業者是不多見的。

任何人都有退休的時候，到了他退休時，下一任的繼承者未必仍有他的威信與地位。這時候董事會本身就必須維持一定的穩定性。假如董事會不安定，就沒有辦法管理整個公司，就沒有辦法去聘請專業的總經理。同樣的，如果沒有辦法得到董事會在安定和協調的情況下的授權，總經理也沒有辦法執行董事會的政策。

權威的來源就是公司的董事會，在權威來源不穩定的情況下，公司是沒有辦法正常運行的。任何董事會的內爭或意見分歧，都會導致政策不分明、權力不穩定的局面，而使得公司業務無法開展，甚至失敗。前面講到朱元璋的例子，他不信任高層官僚，通過「胡惟庸案」、「藍玉案」大殺功臣，這就使整個「董事會」無法發揮正常的職能。

董事會的安定非常重要。它是一個集體組織，創業者必須在董事會內製定一定的規則和秩序，使得人在制度在，人走了制度依然繼續。否則人亡而政息，創業者退休了，公司就垮台了。所以一個創業者必須在董事長任內確定董事會的組織，確定董事的產生辦法，確定董事會是一個集體討論、貢獻智慧的地方。在集中智慧下所產生的權力，才會是有效的。

唐太宗就是一位能夠很好地建立制度的君主。前面我們已經講到他為唐初各項制度的完善採取的措施，這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調動集體智慧的機制。

一個穩定的、可以容納不同意見、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的董事會，可以為公司決定一個長遠有效、帶來長久利益、使公司長期經營的政策。這樣的董事會確定了政策、確定了方向，他們就可以聘請一位符合他們需要的，能夠替他們實行理想、推行政策的專家來擔任總經理。總經理就可以知道他的權力範圍在哪裡、任務在哪裡、時限在哪裡，那麼他就可以放開手，以專家的身份去推行這個政策。他也可以聘請不同業務的專家來幫助他推行這種方案。

總經理和古代王朝的宰相很相似。宰相的好壞, 也會影響到國家的政策,就像上面講過的諸葛亮和王導的例子。

一般說來，一個公司同時還需要幾個永久性的常務性質的部門，比如會計部、稽核部、檔案室等。除此之外，其他部門的負責人應該統統由總經理直接聘用、管理和指揮，這樣一來，總經理就有一批人可以差遣，而不會有那些他差遣不動的人。

所有的董事會的成員，包括董事長在內，都不應該干涉總經理在他職權之內的用人方法、在他預算範圍之內的花錢方式、在給他任務之內的做事過程和方式。這樣，總經理和董事會的職權就劃分得很清楚，董事會考核也比較容易，不會有總經理說我本來要如何如何，但是董事會派給我的人無法差遣或能力不足，使得工作受到妨礙。當總經理有機會說出這種說詞時，董事會就沒有理由責備總經理沒有實現他們賦予他的任務。

公司的這種組織機制要比中國古代政府清晰。每個人都明白自己的職權和任務。總的成績講起來，就使得賓主都得到益處。公司、董事會得到了應有的利潤，完成了應當實現的任務；總經理和他的屬員得到應得的報酬，如果成績出色，還可以得到一定的獎勵。有功勞的人得到一定的升遷，公司的業務擴展，公司擴大，員工工作的機會也會增加，大家都得到了好處。這些都是短時間內看不出來的。

要達到上述目標，需要董事會、董事長、總經理共同努力，集思廣益，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理順各方面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奇妙的。若干人擺在一起時，總會有意見不協調的地方。如果都是由親人擔任決策單位的成員，或是由共同創業的夥伴擔任成員，在一個階段內不會有什麼問題，不論是大家長或是大家都佩服的大哥，都能控制住局面。但是等到董事會進入第二代，有新的成員加人或是舊的成員退休，那麼鬥爭就難免了。甚至親兄弟之間、父子叔伯之間，都可能有矛盾和鬥爭出現。

很多家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實在太多，從皇位繼承我們已能得到不少啟示。歷史的經驗教訓是必須記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