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如何走上人生巔峰？安史之亂背後隱藏著什麼？

先給大家看看安祿山的生平。

《新唐書》曰：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讀Xí：在外雲遊謀生的巫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讀音是zhá luò ），虜所謂鬬（同「斗」）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願遣搜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

然後來看文章。

作者：李拯

摘自：《歷史不糊塗》（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8月版）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1、既得利益為蕃將打開晉陞大門

安祿山從小精通多種少數民族語言，在幽州邊境做各個民族互通有無的翻譯，由於偷盜事發本應論死，刀都架到脖子上來了，安祿山對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大聲驚呼：大夫不是要消滅契丹嗎？為什麼還要殺壯士！一言之下，張守珪「奇其言貌」，不僅原宥其罪，而且許其軍前效力。而安祿山果然不負所望，所戰皆克，擒賊必倍，迅速升為張守珪的副手。

就這樣，安祿山獲得了能夠與朝廷對話的平台，人生再次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本來由於華夷之防，唐朝從一開始就在軍事領域設計出漢人主導的制度安排，「蠻夷將領」再有才華也不能升為元帥、獨當一面，而必須被漢人元帥統領。「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也就是說，「蠻夷將領」無法獲取鎮守一方的軍權，能夠獲得的最高軍階也只是漢將的偏裨。安祿山這時已經摸到了朝廷設置的「天花板」，人生似乎將止步於此。然而，此時高層政治正在醞釀巨變，將會為安祿山打破那個妨礙他平步青雲的「天花板」。

當時，李林甫作為宰相秉政當國已有十數載，雖然他屢興大獄，剷除政敵，但仍然缺少權力的安全感。尤其是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邊將權力日益膨脹，甚至到了與宰相分庭抗禮的程度，而且邊將當中，「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郭元振、張嘉貞、張說、蕭嵩、李適之等人都是以邊將身份直接躋身宰相之列，而李林甫剛剛與李適之展開了一場血腥的權力鬥爭。心有餘悸的李林甫為了專寵固位、永葆權勢，開始醞釀改變唐朝的軍事體制，其中的核心就是以蕃代漢，明以胡人為將，實削漢人之權。為此，李林甫專門向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力陳在軍事領域以蕃代漢的好處。他在上表中說：陛下英明神武，之所以還未削平四夷，根本原因就是「文吏為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欲滅四夷、威海內，就應該使用蕃將，因為蕃將「生時氣雄，少養馬上，長習陳敵」。

李林甫非常懂得抓住皇帝的心理，李隆基「有吞四夷之志」，所以李林甫就順著皇帝的宏圖遠志進行了一番為國為民的慷慨陳詞。表面上看，李林甫是說蕃將比漢將勇猛，必能實現皇帝吞併四夷的夢想，實際上是為了暗中廢黜漢族將領的軍權，使得邊將入相不再成為他的勁敵，從而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朝廷的大門徐徐打開，而安祿山個人也開始發力，他從最初與朝廷接觸就懂得通過控制信息的傳播渠道來為自己贏得更多關注。御史中丞張利貞作為河北採訪使來到平盧，安祿山極盡諂媚，重金賄賂，「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張利貞入朝之後，「盛稱祿山之美」，朝廷接收到虛假的信息，也憑此做出了錯誤的決定，竟立刻提拔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由副職而位居正職，由偏裨而獨任方面，安祿山實現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飛躍。

權貴因私廢公，洞開方便之門；官僚受賄謊報，扭曲信息之實。故事開頭包含的這兩個因素將會貫穿故事的始終，也會助推安祿山走上人生的巔峰。

2、以「野蠻人」淳樸憨厚的表象迷惑皇帝

當然，在此之前，安祿山需要一個獲得皇帝寵信的資格。善伺人情、苟合取容是安祿山與生俱來的優勢，但是最為打動唐玄宗並在人心浮動時仍然能抓住帝心的，恰恰是他身為「蠻夷」所處的地位，讓唐玄宗充分感受到作為「文明人」的優越感，並沉溺其中難以自拔。

安祿山經常展現出一個未經開化的野蠻人所具有的淳樸、憨厚、簡單形象，並以此作為偽裝，赤裸裸地向皇帝邀寵獻媚。安祿山在一份上表中曾訴說自己的忠誠，沒有士大夫的華麗辭藻與磅礴氣勢，翻譯成白話文簡直就是一篇小學生作文，大意是：去年院子裡面有蟲子吃禾苗，臣焚香禱告，要是臣事主不忠，就讓蟲子吃臣的心；要是臣事主竭誠，那就讓蟲子去死吧。後來果然有神鳥來叼蟲。通過這種充滿兒戲色彩的故事來向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這在久經聖賢熏陶的漢人士大夫看來，安祿山邀寵獻媚的方式過於直白、近乎呆板，但安祿山實際上是把皇帝想像中的「野蠻人」應該具有的淳樸發揮到了極致，並讓皇帝感覺到安祿山這個人尚未開化、心思簡單，不像受過文明熏陶的漢人士大夫已學會了偽裝和說謊。

還有一次，安祿山上表跟皇帝說自己做了一個夢，夢到先朝的名將徐世勣、李靖來求食，於是他就在自己的駐地為這兩位開國名將立廟供奉，沒想到廟宇方立即有靈芝生於庭院，這真是天降祥瑞，於是發誓要踏平契丹，因為「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他還在一次宮廷宴飲上直言不諱地說：「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為陛下用，願以此身為陛下死。」這番話如果出自漢人之口，唐玄宗或許還會引起戒備心理，認為這是討好自己的美語甘言，但是李隆基這時把安祿山當作秉性淳樸的「野蠻人」，因此對安祿山的這番表忠心的話深信不疑，而且不由得生出了憐憫之心。史書上對皇帝的心理描寫用的是這樣4個字：私甚憐之。

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里，中國自視為中央大國，「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華夏擁有天生的文明優越感，而夷狄則被視為未開化的野蠻民族，不懂得君臣父子的倫理大道，也不懂得委婉曲折的權變謀略。安祿山自然屬於「野蠻人」，但是他抓住了唐玄宗的這一心理，靈活運用道家「知其雄，守其雌」的權術，把「野蠻人」的淳樸、愚昧、憨厚表演得淋漓盡致。一方面讓皇帝產生了「文明人」對「野蠻人」特有的同情，另一方面則以其憨厚淳樸進入了皇帝的心理安全區。狡猾如漢人文儒，皇帝當然會有所保留；唯有淳樸到呆板、憨厚到痴呆，皇帝才會徹底放下猜疑。

為了維護淳樸的形象，安祿山可謂煞費苦心，甚至到了裝傻充愣的地步。他本來身寬體胖、大腹便便，一度達到330斤之重，腹垂過膝，「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就是在移動如此不便的情況下，只要是在皇帝面前，安祿山還能以如此體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

有一次唐玄宗跟他開玩笑，你這肚子裡面裝了什麼這麼大？安祿山回答說：「唯赤心耳！」這是一肚子的赤膽忠心啊！皇帝聽後自然龍心大悅。而後，皇帝命安祿山拜見太子，他竟然站著不動，只是充滿疑惑地說：「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唐玄宗解釋說：「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安祿山才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這次裝傻更讓皇帝覺得安祿山心思簡單，也由此更加深了對他的信任，「玄宗尤嘉其純誠」。

當時，楊貴妃寵冠後宮，安祿山又用這份「淳樸」攻佔了皇帝枕頭邊的政治陣地。他請求皇帝允許自己作為貴妃的養兒，李隆基欣然同意。而後，安祿山但凡入朝覲見必然先妃後帝，李隆基感到很奇怪，安祿山的解釋再次以淳樸打動帝心，「蕃人先母后父」，李隆基聽後龍顏大悅。楊貴妃在一次過生日時，用綉繃子綁住安祿山，歡呼動地。唐玄宗派人詢問，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曰洗兒，洗了又綳祿山，是以歡笑。」這也勾起了唐玄宗的童心，於是欣然前往，極樂而罷。從此宮中都稱呼安祿山為「祿兒」，出入來去盡自由。

300多斤重的中老年男人竟被稱為「祿兒」，至今想來都令人感到肉麻，而這也恰恰反映出唐玄宗、楊貴妃該是把安祿山看得多麼淳樸簡單。然而，安祿山並不是他們想像中未經開化、不知狡猾為何物的「野蠻人」，也不是沒見過世面所以還保留著原始淳樸的鄉野村夫。皇帝看到的一切都來自安祿山處心積慮的表演。

3、通過信息控制麻痹皇帝

當然，安祿山不僅懂得如何把自己假扮成皇帝想像中的淳樸憨厚形象，更懂得如何用虛假信息來蒙蔽皇帝，讓皇帝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信息」，徹底把皇帝隔絕在真相之外。

前文提到，「信息」的傳播與控制被譽為「政府的神經」。在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中，由於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因此下級在傳遞信息過程中會有意選擇那些迎合上級偏好的信息，最常出現的情況就是「報喜不報憂」，結果導致信息在向上傳遞過程中層層過濾、級級失真。特別是在君臣之間，如果處於權力頂端的皇帝已經有明確的「主觀偏好」，下級更不敢提供與之相悖的信息，即便這個信息是真實的。在下文中將會看到，這一點如何導致唐玄宗直到最後仍然執迷不悟。

當然，歷代統治者自然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古代明君無不主張廣開言路、從諫如流。唐太宗就曾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無非就是希望獲取更多信息渠道，以便相互印證，避免單個信息源導致信息失真。其實，唐朝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就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官僚體系的信息渠道之外，還直接從朝廷派出採訪使、觀察使等官員，繞開疊床架屋的官僚體系，直接向皇帝彙報信息。因此，從使者那兒得到的信息，可信度比經過官僚體系過濾的信息要更高，而皇帝也往往對這條信息通道更為倚重。

但是這樣做也會面臨另一個問題：如果派下去的京官一旦被收買，信息失真豈不是後果更嚴重？安祿山就是利用這一點，在傳言四起的關鍵時刻打消了唐玄宗的疑慮。當時，宰相楊國忠極言安祿山將反，並且謀劃任命安祿山為宰相，以此為名徵召入朝、罷其兵權。詔書未下，唐玄宗仍然猶豫再三，最終決定還是先派使者前往觀察，然後再做決斷。於是，「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名為頒發賞賜，實為刺探隱情。安祿山也知道使者到來的真實意圖，「厚賂之」，結果使者剛一回朝，就對皇帝盛言邊境無恙。虛假的信息在關鍵時刻蒙蔽了唐玄宗的心智。

如果說這只是技術層面的應對，那麼安祿山更加洞悉促使信息失真的真諦：由於下級視上級偏好而有選擇性地提供信息，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上級的主觀偏好。對安祿山而言，最重要的是抓住皇帝的主觀偏好。皇帝只要形成主觀偏好，下級就會用信息去證明，不是事實也能編造出事實，沒有根據也能製造出根據。比如說，唐玄宗滿心期盼削平四夷，安祿山就「懂事地」讓皇帝心想事成。他經常獻馘闕下，捷報頻傳，哄得龍顏大悅。實際上，那並不是戰爭所得，而是他利用熟人關係，對契丹酋長大擺鴻門宴，「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然後用向朝廷謊報戰績。所謂「邊朔底寧」，純系子虛烏有，卻因為迎合上意，竟讓皇帝篤信不移。

在安祿山舉兵謀反的前夜，唐玄宗實在抵擋不住漫天飛舞的傳言，於是設計了一個測試：追召安祿山入朝，立即回京則是忠心耿耿，若便遷延則是心懷二志。然而，洞悉人性的安祿山揣得其謀，馳馬入謁，毫不猶豫，結果「帝意遂安」，更加堅定了皇帝的主觀偏好和先入之見。而面對朝中大臣甚至太子的進諫，唐玄宗無論如何都閉目塞耳、置若罔聞。

於是，大唐風平浪靜的繁華表面之下，正醞釀著即將帶來毀滅之災的驚天巨變。安祿山最後一次離京心懷恐懼、戰戰兢兢，由於擔心朝廷收回成命，一日疾行三百里，不顧一切地奔回范陽老巢。這時，安祿山的反狀等於是大白天下、路人皆知。如果此時下旨召回，特一獄卒之擒耳，就能避免「安史之亂」的悲劇。

但是作為大唐的最高掌權者，唐玄宗不僅毫不知情，還戲劇性地「助紂為虐」，「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凡是來告安祿山謀反的人，都把人綁起來交給安祿山。皇帝之蒙蔽，竟一至於此！

結果，道路以目，無敢言者，直言不聞，真話匿跡，只有皇帝喜歡的信息才能登於朝堂，而皇帝也因此更加強化了主觀判斷與先入之見。於是，唐玄宗就在一廂情願的想像中麻痹自己，直到他記憶中那個淳樸憨厚的「野蠻人」舉起屠刀。

4、既得利益導致朝廷坐失良機

公元755年，安祿山果然起兵造反，以「奉密詔討楊國忠」的名義，騰榜郡縣，兵凡15萬，號20萬，以日行60里的速度鼓噪而下。安祿山雖然兵雄天下，但是唐朝國強民富、根基深厚，起兵造反可以說是以卵擊石。王夫之就明確地指出，唐玄宗失德而未失道，還未到改朝換代的時候，「安祿山不足以亡唐」。

在安祿山起兵前後，朝廷至少有兩次機會能夠以最小成本、最短時間將其撲滅，從而將危害降到最小。然而，在長槍短戟的刀鋒之上卻閃現著既得利益的魅影，哪怕是在生死存亡的關頭。當朝權貴為了維護一己私利，不惜犧牲朝廷的整體命運，異化了朝廷的正確決策，讓朝廷坐失了鎮壓叛亂的最佳時機，間接助長了安祿山的反叛氣焰。

第一次機會是在安祿山欲起兵而未起兵的關鍵時刻。

當時，安祿山上表請求以32名蕃將替代漢將，宰相楊國忠與韋見素認為這是將謀反公開化了，於是一起去勸諫唐玄宗。韋見素與楊國忠約定好，如果他勸諫不成功，楊國忠要繼續努力。結果，韋見素見到皇帝後，嗚咽流涕，仗義執言，但是皇帝仍然不為所動，而皇帝寵信的楊國忠，這時竟然「都無一言，俯僂而退」，最終不了了之。

當此之時，楊國忠為什麼一言不發、保持緘默？道理很簡單，安祿山起兵，不符合朝廷的公益，但是符合楊國忠的私利。楊國忠與安祿山，一個居朝為相、身當國柄，一個處外為將、手提雄兵，向來身為對手、視若仇寇。楊國忠從一開始就一直認為安祿山將會造反，是不折不扣的「倒安派」，這就讓二者一直處於相互猜忌的狀態。在楊國忠看來，自己一直說安祿山謀反，但如果他還沒謀反就收拾他，那不是說明自己的判斷不正確嗎？於是，楊國忠的如意算盤是逼安祿山造反，那樣不僅可以在皇帝面前「以明己之先見耳」，還可以名正言順地借朝廷之手剷除勁敵。於是，在可以消禍於未萌的時候，楊國忠為了維護一己之私竟然放棄了天賜良機。

後來，安祿山造反的消息傳到朝廷，舉國震恐，大臣以下，相顧失色，唯獨楊國忠認為終於驗證了自己的先見之明，「揚揚有得色」，笑著說：「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國命懸於一線而權貴猶自竊喜，私利害於公益竟至於此乎？

第二次機會是在全國已經對安祿山形成合圍、勝利朝夕可望的時候。

當時，哥舒翰率領10萬大軍鎮守潼關，截斷了安祿山西取長安的進攻路線；李光弼、郭子儀從河北率軍南下，阻擋了安祿山退回范陽的撤退路線。官軍四集對安祿山形成瓮中捉鱉的合圍之勢，安祿山起兵未幾就陷入了「進無所攻，退失巢穴」的進退失據的困境。

潼關不開，老巢難回，這時的安祿山充滿了追悔莫及的失望情緒，他把謀士召來大罵一通：「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為？」起兵之時，你們說策之萬全，現在官兵日盛，寸步難進，你們還有何臉面見我？安祿山在萬念俱灰之際或許還曾想過自己淪為階下囚的慘狀。然而，那一天永遠不會到來，因為當朝權貴再次為了維護私利，讓安祿山絕地逢生了。

當時，哥舒翰鎮守潼關，有人勸諫說安祿山起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名，當時漢景帝誅晁錯而平七國之亂，將軍何不師法古人，派兵誅殺楊國忠而靖難呢？哥舒翰同意這一方案，卻在未發之時被人泄露給了楊國忠。楊國忠為了明哲保身，在後方開始組建一支新的軍隊，而哥舒翰認為這是對付自己，上表請將這支軍隊隸屬潼關前線。於是，安祿山還未消滅，統治集團內部的將相矛盾再次公開化。失去軍隊的楊國忠這時正醞釀著如何挫敗哥舒翰。

本來，消滅安祿山的最優策略是哥舒翰堅壁清野，以逸待勞，阻之於前，而李光弼、郭子儀揮兵南下，銳意進取，逞之於後，兩軍合圍，形成夾擊之勢。但是楊國忠這時寧願哥舒翰失敗，也不願安祿山就戮，寧願自己寵祿皆保，也不願朝廷渡過難關。於是，楊國忠給唐玄宗上表，讒言哥舒翰「逗遛不進」，唐玄宗竟被迷惑，不識大局，而連發詔書迫使哥舒翰出兵。哥舒翰無奈之下，「慟哭出關」，放棄萬全之策而就莫測之險，結果兵敗被擒，潼關失守。形勢一時間急轉直下，唐玄宗在慌不擇路的絕望中倉皇西逃，大唐陷入亡國的危險。

可以說，安祿山起兵成功並不是他自己用兵如神，而恰恰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因為權貴階層為維護私利而扭曲了朝廷的正確決策。沒有楊國忠對既得利益的誓死保衛，就不會有安祿山困獸猶鬥的意外突圍。

5、既得利益與信息扭曲共同導致制度衰變

安祿山與楊國忠的下場都當得起一個「慘」字。安祿山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個夜晚，那個他自詡為裝滿忠心的大肚子，被貼身侍衛一刀砍穿，須臾腸潰而死。幕後的指使竟然是他的親生兒子。楊國忠自以為戰勝了所有當朝的政敵，還能脅迫天子共同前往劍南老巢，正是國家不幸自家幸的幸福時光，卻在一個名叫馬嵬驛的荒山野嶺被義憤填膺的兵變士兵亂刀砍死，並拋屍荒野。

在中國歷代王朝中，「天下皆知而當權者獨不知」的信息困境幾乎普遍存在，這是一個王朝走向衰亡的標誌。「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硃異，以取台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這是魏徵對唐太宗說的一段話，來說明如果只有單一信息源，必然導致君主被欺騙，以證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通過《貞觀政要》的記錄，這8個字也成為歷代統治者引以為戒的金科玉律。

增加信息渠道固然能夠增強信息的對比，避免單一信息源陷入自證清白的境地，但這只是技術性的調整，並未觸及問題的根源。安祿山深諳此道，他深知問題的根源不在於信息渠道的多少，而在於居於權力金字塔頂端的皇帝的主觀偏好。或者換句話說，在事實還未澄清之前，皇帝內心期盼什麼？願意相信什麼，又主觀偏向什麼？一旦抓住皇帝先入為主的偏好，就能夠「選擇性」地提供信息，甚至製造假象，而皇帝看到能夠印證自己價值偏好的「證據」，也必然會「選擇性」地相信。至於那些與自己期盼相左的信息則會被視為異端邪說，從而遭到權力的剿滅，結果皇帝的主觀偏好陷入了自我論證的循環之中，從而缺少發現真相的能力，這才是「天下皆知而當權者獨不知」的根本原因。

而聰明的官僚，往往是事先就揣摩到皇帝的心思，然後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搜集信息，最後皇帝竟「意外地」發現事實證明了自己內心的想法，但其實，那隻不過是被製造出來的「證據」。於是，絕對權力看上去能宰割一切，實際上會陷入自我論證的盲目中，最終會讓朝廷喪失發現真相的能力。在這方面，李林甫更是爐火純青，安祿山與之相比真是螢火蟲與日月爭輝。

唐玄宗的悲劇在於，他的主觀偏好總是被安祿山悄然探知，而他自己卻渾然不知。唐玄宗總認為上報來的信息在佐證他的判斷，其實那是手段更高的欺騙。

導致安祿山崛起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則是官僚政治產生出既得利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曾提出著名的「諾斯悖論」，意思是說：國家具有雙重目標，一方面通過向不同的既得利益提供不同的產權，獲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國家還試圖降低交易費用以推動社會產出的最大化，從而獲取國家稅收的增加。顯然，前者是既得的私利，而後者則是國家整體的公益，這兩個目標處於無法調和的衝突之中，如果前者壓過後者，則是國家衰退的開始。

可以說，「諾斯悖論」為解釋楊國忠的行為提供了完美的理論框架。楊國忠身為宰相，秉政當國，一方面要維護宰相的權勢，這是私利；另一方面要調和陰陽、治理庶政，這是公益。對楊國忠而言，這二者經常處於不可調和的衝突之中。如果換作房玄齡、杜如晦、張九齡等士大夫楷模來做唐玄宗的宰相，這些人或許會出於高尚的道德追求而在安祿山禍起蕭牆時以身許國、廢私立公。然而，當道德約束不復存在，出於私利的選擇就會是楊國忠的做法：寧可犧牲公益，也要成全私利；寧可犧牲朝廷，也要保全自己。嗚呼，將人性之悲耶？將制度之哀耶？

楊國忠寄生於朝廷，但從不對朝廷產生任何責任。他從朝廷中獲得所有人生的成功，卻對朝廷並無絲毫的感恩。翻開中國古代歷史，楊國忠並不是獨有的孤獨存在，可以說，歷朝歷代的最後滅亡都是由於這樣一群「寄生蟲」肆無忌憚的腐蝕與消耗。明朝末年，天下群盜蜂起、烽火遍地，而福王朱常洵仍然富可敵國，「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致使官軍將士抱怨「福王府里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著肚皮去送死」；清朝將亡，革命軍已經席捲大半個中國，那些錦衣玉食的王公貴族只是口頭上支持朝廷鎮壓革命，卻不願為朝廷拿出自己家產的一分一毫。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認為，「既得利益通過尋租活動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從而增加既得利益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說，既得利益一旦形成，就只會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就會不斷地損公肥私。楊國忠則是既得利益的極端表現，他明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卻仍然不惜犧牲朝廷以謀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