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陽明心學立志就做第一等人

儒學 02-08

以下哈佛商業評論柯恩專訪杜維明教授的對話：

中國需要陽明學

柯：

此前有媒體報道說，您說21世紀會是「陽明學」的世紀，您真的說過這句話嗎？

杜：

我沒有說過這句話，我不會說這麼誇張的話。但是我確實說過，當面向21世紀時，

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學，儒家的心學，特別是心學所體現的這種寬廣的人文精神，應該成為所有地球人的參照，不管你是屬於哪一個傳統、哪一種文化。

柯：

讀《杜維明文集》五卷，感覺您對王陽明似乎有某種偏愛，您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寫的也是王陽明，為什麼這麼喜愛陽明學？

杜：

我從中學開始就比較認同儒家傳統，所以對儒家傳統如何向現代轉化這個大課題特別關切。我進入儒家這個領域可以說很自然，沒有經過什麼心靈交戰。第一次聽到我的啟蒙老師給我講《大學》，我就感覺走這條路真的有一種喜悅，認定這就是我應該走的路。

所以說我被吸引進入儒學世界是通過一種身心體驗，而不是通過文字、學術交流或是社會影響。

我有一個基本信念，這個信念到現在還是很重要，就是「聖人不我欺也」。這些古代大儒講這些話不會騙我，都是真話；不僅是真話，而且是確實可行的。

儒學是一種關於生命的學問，確是一種身心性命之學，而這個身心性命之學就是《論語》里講的

「為己」之學

。《論語》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古之學者為己」，因此宋明大儒常說儒學是「為己之學」或「身心性命之學」。求學有兩種目的，一種是為了謀生、做官，另一種則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從儒學立場看，前一種求學是虛脫的、不實在的，後一種才是實在的、能夠安身立命的「為己之學」。

但是要完成自己的人格，還必須發展他人的人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此這般，每個儒者都不可避免地要對他人、社會和國家負責任。

《大學》中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這樣一種人格完成的過程。

我讀過儒家基本的典籍之後，發現最能夠體現這種身心性命之學的，就是

孟子所代表的心學

，而真正能夠繼承孟子心學的，在孟子以後當然有很多人，王陽明是其中特別突出的一位。

第一點就是他的「知行合一」，第二點叫做「存天理去人慾」。

以前不少人批判後面這句話，其實他們對這句話的理解和批判是很荒謬的，真正的「存天理去人慾」充分體現了人性光輝，而這個人性光輝並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下的人性光輝，而是從宇宙大化，從宇宙的宏觀視野看人性所展現出來的光輝。

第三點，就是王陽明五十多歲時提出的「致良知」。

良知是孟子的話，但是王陽明提出來最重要的一個字就是「致」。王陽明晚年特彆強調「事上磨練」，我認為最能夠體現孟子心學而且身體力行的大思想家，只有王陽明，所以對他特別認同。

您怎麼看今天中國社會的現實，是物質富足、精神匱乏嗎？

杜：

這一點當然有目共睹，但是我想問題其實比你說的還要嚴重很多。從鴉片戰爭以來，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在解構解體，我們現在還處於這個解構過程中，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是在復興，但是鴉片戰爭的陰影到現在對我們還有影響。

從五四運動以來，強烈的反傳統意識，對傳統的解構，以中國最糟粕的糟粕和西方最精華的精華相比，從革命精神到鬥爭哲學，鬥爭哲學再加上革命傳統，這些都使得原來傳統文化中的「天地君親師」精神被徹底解構。

經過長期鬥爭哲學所造成的人際關係緊張和矛盾衝突，再加上市場經濟泛濫成災的力量，情況就更糟糕了。異化，鬥爭，再加上商業大潮的衝擊，人們心中的價值蕩然無存，我們現在碰到的就是這樣一個危機，而不僅是最基本的價值缺失。

孔子不是講「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嗎？「民無信不立」，現在事實上我們就碰到這樣一個問題，沒有誠信的話，這個社會等於就是解體，我們就是碰到這樣一個大的危機。

一直有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杜：

我認為「救亡」壓倒「啟蒙」這個提法是正確的，但是不夠深刻，

更深刻的解釋是人們認為只有「啟蒙」才能「救亡」，而所謂的啟蒙又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啟蒙。

在五四時代，我們接觸的是西方真正的核心價值，那就是自由、人權，而且嚴復講得非常好，

「自由為體，民主為用」

，這就是那時候我們接觸到的自由人權。

後來為了救亡圖存，從工具理性的角度，認為只有科學民主才可以救國——科學的意思就是從物質的角度進行科學救國，民主的意思就是調動所有人民的積極性來救國。

因此，我們的啟蒙心態被非常明確地定義成科學和民主，在西方科學民主的標準下面來「救亡」，不能通過民主科學檢驗的就沒有價值。

其實中華民族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它有很多比科學民主這兩個領域要寬廣的東西，比如「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價值。

中國的傳統社會之所以能建構，是因為有一些合理的治理觀念存在，我們歷史上有著人與人之間如何結合成社群的一些基本機制，比如說鄉約、社學，人們通過這些組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小集體。

如果不講什麼道德理性的問題，就拿政治制度來說，中華民族從漢朝開始到現在，大概有兩千多個縣，每個縣幾十萬人口，就靠一個縣官帶上幾個幕僚，再加上十幾個小吏，沒有軍隊，沒有警察，那時候怎麼維持秩序？靠各種不同的紐帶，有鄉約、社學、行會、宗教等各種教化力量，這是傳統社會中的互助組織，也是一種社會制約體系。

整個社會靠一種象徵控制來維持，而這種象徵控制必須是通過意識形態來進行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掌握實際控制權的官吏很少。因此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儒家傳統的這種傳播方式有相當程度的政治作用。

在北大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很遺憾蔡元培的名字沒有出現。蔡元培在北大時曾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個是兼容並包，一個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這兩樣和科學民主是可以配合的，但並不是科學民主，比科學民主的含義更寬、更深。

如果你認為「救亡」就是靠科學民主，而且你對科學民主又是很膚淺的理解，那你走的這條路就等於用工程學來救國，其他所有不能量化、不能摸到、不能看到的都沒有價值。

當年科學論戰的時候，研究人生觀和人生意義的都被當做玄學，救國就主要靠科學，而那時的科學事實上並不是真正的科學，

因為真正的科學精神極具探索性，是自由和開放的，而那時所說的科學其實是一種膚淺的科學主義，這是很大的問題！

在中國，救亡之所以壓倒了啟蒙，是因為救亡的急迫感太強了，所以西方啟蒙思想的很多價值我們暫時不能接受。

但是更深刻的問題在於，到後來我們認為要救中國就只有這麼一條路，而這條路本身又是那麼膚淺。

儒學在現代中國的發展中走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屈辱，知識分子心中常有悲憤不平之氣。

知識精英狠批儒家傳統，不僅是自由主義的胡適，社會主義的陳獨秀，無政府主義的吳稚暉，還有大文豪魯迅和巴金的聯合陣線，都對這個傳統進行狠批。

從魯迅對國民性的研究來看，都是些罵人的詞語，如奴性、沒有創造性、沒有進取心，等等。胡適曾坦率地要求中國人認罪，因為我們百事不如人。陳獨秀也做過這樣的分析。而且，他們的傳人，一代接一代地狠批儒家傳統。在我看來，真正的學術挑戰有其健康意義，他們犀利的批判方式很可能給儒家傳統帶來新希望。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自民國以來，政客對儒學進行的非學術、非文化的政治宣揚和鼓吹，則是對儒家的一種腐化。

從袁世凱開始，要恢復儒學成為國教；之後更有張宗昌，一個大字不識的人也要講尊孔讀經；閻錫山做軍閥時也提倡儒學，還有很多這樣的例證。這種對儒學的「提倡」，反而是對儒學內部的腐化，在我看來是暗箭，激發了許多有反思能力的知識分子激烈的反抗情緒。

對儒家的健康批判，其實可以為儒學發展創造出有利的條件，但是內部的腐化卻很難防範。

比如，從象徵學、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儒學中很多有健康意義的象徵符號已經被內部腐化所損害。

一講到「孝」，我們想到的不是它原始的精神動源，而是二十四孝圖，愚忠愚孝，以「孝」作為政治上順民的符號，在家庭中則是沒有抗議精神、鄉愿型的孝子賢孫。一提到「禮」，就認為禮教吃人。其實如果我們對禮的陰暗面做批判，把禮的光明面做發揚，就能夠把禮的真正精神恢復過來。

繼承五四精神，其實指的是繼承那種健康批判的精神。當然我認為那時的批判在許多方面有其狹隘性和時代局限性，但必須把健康批判和政客們對儒家的內部腐化劃清界限。

該如何看待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們若把傳統當做封建遺毒，把它庸俗化、膚淺化，最後拋棄了之，以這種態度來對待傳統文化，那麼當我們面對西方文化的時候也一定是膚淺的、功利的、不加選擇的囫圇吞棗。

反之，我們如果能對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做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照察，我們也就能對西方文化所帶來的複雜問題乃至它的精神動源做深入的剖析。

這中間有一個悖論：

不繼承就不能揚棄，不揚棄就不能繼承；不能深入地引進就不能排拒，不排拒就不能深入地引進。

另一個悖論是，

如果我們不能夠把傳統文化的源頭活水引進來，我們就無法揚棄它的糟粕；如果我們不能深入地了解西方，同時批判地抗拒它，我們就不能把它真正的精華帶進來。

為什麼現在的中國需要陽明思想？

王陽明有個「拔本塞源論」，其中一段討論明代社會當時所碰到的困難，我覺得那一段和我們現在的困難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們現在社會的動力極大，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突飛猛進的階段，但是如果按照醫學的講法，我們現在的氣不是很順，如果調理得不好的話，很多動力會變成暴戾，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就充滿暴戾之氣。

另外在商業大潮之下，物質主義或者商業主義盛行，比較膚淺的現實主義的力量太強，所以我們這個社會裡年輕人的理想性不夠，特立獨行之士不多

。我覺得陽明心學相當於我們的強心針，對於現在的年輕人，對於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往前走的這一批人來說，陽明學是我們急需的一種重要的精神之源。從這個角度來講，陽明學現在的時機是最成熟的。

中國有動力，但是如果這種無比強大的動力沒有這樣一種精神的引導，它就會被浪費，要麼變成

狹隘的民族主義

，要麼就是過分的

物質主義

，過分的

現實主義

，或是過分的

人類中心、自我中心的思想

。

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

柯：

日本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的平衡有很多可取之處，請給我們著重講講陽明學對日本的影響吧。

杜：儒學在日本的影響主要就是陽明學，朱學也有影響，但這個情況和韓國完全不同，韓國接受的都是朱學。在日本接受陽明學並將之發揚光大的，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一些志士，像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福澤諭吉等，這些志士都有武士道精神。

我們對日本一個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日本維新以後拋棄了德川以來的儒家傳統。換句話說，很多人認為，因為明治維新的西化非常成功，所以日本甩掉了歷史和傳統的包袱，所以後來非常成功。但是，這恰好不是我所了解的日本發展歷史，日本很多學者也跟我持同樣觀點。

真正的儒家傳統在日本的普及化和深化，就是在明治維新時期。

1879年，天皇侍講、儒學學者元田永孚為全國教育系統起草的《教學大旨》說，教育應該「專一於闡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1890年，天皇通過聖諭的形式頒布《教育敕語》，進一步將儒學精神融入「國體精華」，列舉了「孝、友、和、信、恭儉、博愛、學習、成德、公益世務、重憲遵法」等「十大德行」，強制所有的學生背誦學習，這才把儒家文化完全普及到日本社會，鋪就了日本的富強之路。

如果說得確切一點，日本是通過明治志士把日本的現代化策略，圍繞著「尊王攘夷」*這個基本精神發揮出來。日本是一個在全世界範圍都了不起的學習者，它全力向西方學習，但是學習的基礎是「和魂洋才」，所謂「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是把陽明學和日本的神道結合起來，而「洋才」則是指西洋的科技。

日本越是向西方學習，日本人對自己文化的認同越強，本土化和西化之間有著健康的互動。

日本實業之父澀澤榮一，受到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巨大影響，回國創建各種企業，他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銀行、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是日本現代企業制度——株式會社的創始人，他一生參與創辦五百多家企業，他就是真正的儒商。澀澤榮一的代表作《論語與算盤》，將《論語》作為第一經營哲學，提出「士魂商才」，「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他在晚年專門注釋《論語》，我到日本還去看過他的博物館。

在日本的發展過程中，這個武士道的明治精神來自陽明學（當然，這中間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最大的代價就是日本走向了軍國主義）。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蔣介石，他一生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曾國藩，另一個就是王陽明，但是蔣介石所了解的王陽明其實完全來自日本士官學校的教育。武士道所代表的陽明精神，就是講勵志、篤行，講武士道的義、勇、禮、誠等，和我們所了解的王陽明、我剛才提到知行合一等，都有關係，但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最主要的觀點之一，它的重要意義在哪裡？

從希臘哲學開始，人們就常常把知和行當做兩塊，一個是理論，一個是實踐。在哲學上，人們一般認為理論的探討有突出價值，而實踐的價值不大。

知行合一的重要意義，則是把這個從古希臘哲學開始就把理論和實踐分開的思維方式徹底打破。

馬克思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說，人類不只是要了解世界，而且還要改變世界。

根據陽明的論述，知和行是同一的，因為它們紮根在同一個「本體」上。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聖學只是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實際上，這個提法並不太好理解。他最好的學生徐愛也曾經提問說：「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陽明回答說，你所說的知和行「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他接著說：「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由此類推，只有實際上已經行孝的人才能說知孝。同樣，只有嘗過苦味的人才知道什麼是苦。

事實上，為了使他的知行合一觀開花結果，陽明又耗費了十年時間，經歷了數不清的困難——用他自己的話說，歷盡「百死千難」。知行合一觀作為陽明內心經驗的凝結，即使在初步闡述的時候，也是對朱熹難題的輝煌解答。有了這個新觀點，陽明踏上了他的新旅程，終於成為孔孟之道最偉大的模範教師之一。

柯：

請給我們講一講「存天理去人慾」，為什麼您認為對它的批判很荒謬？

杜：

以前宋明儒學最容易受到批評的一個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另一個就是「存天理去人慾」，把「存天理去人慾」當做禁欲主義，把「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當做最強制性的貞節牌坊。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是程頤講的，本意是每個人都應該有氣節，其實這句話如果用今天的方式講，就是對於我們這一批知識分子來說，失節是大事，餓死還是小事。

這句話是對知識分子講的，而不是要求寡婦去做什麼事情。

怎麼證明程頤確實這樣想呢？第一個可以證明的事例，就是程頤在為父親寫墓志銘的時候特別讚美父親的仁慈，舉的例子就是他父親不僅鼓勵而且安排了他的表姐再嫁，這是很明顯的一個例子。如果他對於婦女改嫁有那麼強烈的反對的話，他就不會在父親的墓志銘里寫這件事。

另外像韓國的大儒李退溪，受程朱理學的影響非常大，但是他不僅勸說，而且多多少少強迫自己孀居的兒媳改嫁。

其實，宋代人改嫁和離婚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沒有像今天我們受到基督教影響以後秉持著禁欲主義。

「天理」這兩個字在宋明理學裡面特別有價值，程顥講過一句話說，「吾學雖有所受」——我的學問雖然很多是從前朝大儒那邊得來，「『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中庸》開頭第一句話是「天命之謂性」，就是說我們的人性是來自上天，如果再講得複雜一點，就是通過一個轉化的過程，

從無生物的「氣」，到植物的「身」，到動物的「知」，再到人的「意」，逐漸演化出來。

在這個演化過程中，當生命出現以後，你就不能用「氣」這個遊戲規則來了解生命，因為有新的現象出現了；而當「知覺」出現時，你也不能夠用了解生命的規則去了解「知」；而當人的「意」出現時，你當然就不能用一般動物的知覺來了解人，所以人在這個演化過程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東西，即是孟子講的「幾希」——很少但是獨一無二的東西，這就是來自上天。「天命之謂性」，講的就是這個東西。孟子說，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王陽明他們特別注重人和禽獸分別的地方。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在追求道德這方面要比追求性更強烈的，這樣說來，性的追求是自然的，而道德的追求是不自然的，必須經過「人」的自覺反省而發展。

所以，自然的食色是所有動物的規則，但是人的「幾希」是要經過反思的。

「天理」就是人的真正本質，存天理就是把這個人的本質——如果具體講下去，就是惻隱之情一定要保住。「去人慾」的意思就是，如果一個人出於個人的自私自利或者為了其他的價值利益，丟失了這種惻隱之心，這種自利就是「人慾」，必須要「去」掉。

王陽明在《大學問》中說，每個人都有惻隱之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果你讓它發展，它不僅可以包容其他人，甚至包容天地萬物；但是另一方面，人也有自己的私慾，讓私慾越來越狹隘，到最後連父母妻子這些最親近的人也可能要異化疏離。同樣的人，存天理就能夠將惻隱之心推到天地萬物，而在人慾就使你越來越小，小到連父母都不能相容。

王陽明的思路就是這樣，

他

不是倡導禁欲主義，而是告訴每一個人要保存良知的心，那你就可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果喪失了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良知理性，那你連自己的父母兄弟之間都會異化。

王陽明堅持天理和人慾之間的對立，可與古代將「道心」和「小人之心」區分相比擬。前者外延廣大，並且性質真實，後者範圍狹窄，是心之本體的虛假呈現。

所謂的「人慾」，其實並不具任何人性特質，它是心靈自私的表現，它的出現阻撓和扭曲了心靈真正的意圖，意味著心靈在存在上已和本體分離了。

當心不再依循本體而動時，用程顥的話來說，植根於心靈中的人性可能已經麻木了。「人慾」就是私慾，它們不是要實現自我，而是要毀滅自我。從這個角度看，存天理去人慾的目的是去除自私，以保存真正的自我。

那麼「致良知」的核心思想是什麼呢？

陽明提出「存天理去人慾」之後，經常有學生問「天理」到底是什麼。有一天，陽明忽然豁然開朗，

「體認」到了「天理」即植根於人心中的「良知」。只要私慾根除，人的「良知」就會自然顯露。

在陽明的哲學裡，

「良知」應該被理解為人最深的和永久不變的實在

。這也是為什麼每一個人的內在聖性永不會完全喪失的最終原因。

致良知的核心思想有一種推己及人的觀念，把個人的情向外推，由近到遠。良知的核心思想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仁。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則為「恕」。實行忠恕之道，也就是從個人的主體性逐漸向外推，逐漸從一個「作為個人」的人，一直推到「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人。

在《大學問》裡面陽明認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是人和人的關係、人和物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草木瓦石的關係，都要有所分疏，不是都一樣的。

所以儒家提出的是差等愛而不是兼愛。

這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同情心來理解。我們的同情感，像水位一樣，如果培養得高就可以流得遠，培養得低就流得近。

這種感情如果不能推向更寬廣的人際關係，儒家倫理便會墮落成為

家族主義

，甚至

個人主義

。

但是只要我們能把自己同情的水位提得高就可以流得遠，因此從對自己的親人、鄰里的愛可以發展到對其他人，一直可以發展到同胞、整個人類。

「此心光明」又意味著什麼？

這是陽明的臨終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說他本人是完全透明的，沒有黑箱作業的地方。宋代司馬光也有過一句話，「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另外陽明在龍場頓悟，「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陽明對一個人的主體性、獨立尊嚴不僅非常在意，而且認為絕對有可能實現。

所謂立志就是建立你的主體性，面對一切，你是一個誠信的人。

有很多人說，你看王陽明在面君、在殺人的時候，和他講良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矛盾的，認為陽明作為將領出去打仗，和他在書院裡面與學生交流，這兩件事之間好像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實際上，陽明有一個對我很有啟發的故事，他在平亂之後，在軍伍之中設宴請學生吃飯，向學生表示感謝，學生們都覺得很驚訝。陽明說，你們諸君事實上對我有很大的貢獻，因為我每一次判案或者做決定要傷害人家生命的時候，我一定要問我自己，我做了決定以後能不能回來面對諸君講學，假如我認為不行，我就不會做了，所以你們實際上等於做了一個借鑒，等於是我良知的另一面。因此，陽明在每一次處理事情的時候，他都是公開的、透明的，所以是「此心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