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院教師為你點評名刊：人民文學 收穫 十月 小說選刊

浮躁又功利的今天，文學期刊是一股清流。它們尊重文學，一次次地修改，一遍遍地打磨，努力讓每一篇稿子都對得起「文學」二字。它們敏銳地觀察著當代文學發展的動態，在沉澱中書寫時代最真實的情緒。多少個日日夜夜，多少次伏案閱稿……在此，向所有文學期刊的編輯們說一聲，辛苦啦！

辛勤耕耘的這一年，文學期刊收穫了哪些寶貴的成果？魯迅文學院的老師們對《人民文學》《收穫》《十月》《小說選刊》2016年的創作進行點評，在此分享給大家！趕快跟隨小編的腳步，走進各大文學期刊，窺探鮮活的文字，傾聽純文學的聲音，感受這份對文學的堅守吧！

最豐富：《人民文學》

《人民文學》一瞥：

多維度的敘事與審美

趙 依 | 文

趙 依

文學期刊的總體格局作為一種不可替代的權威，形塑著生長中的當代文學史，其形態演變歷經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昭示出宏大背景下的文學情緒——傳統道德結構坍塌，精神倫理文化轉型，作家對寫作對象的觀照。文學總是圍繞某種真實展開，「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2016年，各大文學期刊直陳文化裂變和生存之謎，在不懈思索的風格氛圍下，這年度的《人民文學》對憂患困頓的審美逐漸告別對不理想生活的簡單情理認同，對新公民意識的索求也不僅僅訴諸於現實生活層面，總之，《人民文學》在2016年的文學維度指向諸多尚未與時俱逝的「真實」和「存在」。

《極花》講述鄉村凋敝、販賣婦女等現實和問題，賈平凹以個人記憶的專屬區塊為沃土，生長出具有某種歷史印記的小人物、邊緣者在大時代當下的遭遇和與之相適的心理變遷，以此溢出其本來的鄉土視域，輻照駁雜的城市文明與社會文化。此外，張煒的《獨藥師》、曹文軒的《蜻蜓眼》、孫惠芬的《尋找張展》三部長篇也是誠意之作。《獨藥師》借鑒傳奇筆法，以「長生」設喻，溯「原道」、探「新變」，而還原歷史的旨意太小，絕非張煒此書格局。《蜻蜓眼》講述了無處安放的人類姿態、家庭期待以及文明的尊嚴，故事殘酷凄涼，卻在毀滅的廢墟上搭建出關於美好生活和溝通理解的夢想。曹文軒敘事優雅，翩翩風度中異國女人被命運的巨大悲劇吞噬。《尋找張展》如孫惠芬自白是一部救贖小說，小說上部多視角地提出疑惑：張展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孩子？可是我們需要問一個戴面具的人是誰嗎？張展是個象徵，成就和顛覆他同樣都是藝術。象徵是因為人性才擁有力量。否則，象徵沒有意義。但如果有足夠多的「張展」現象發生，世界的景色也許大不一樣。

近年來，小說的創作實力趨穩趨強，中短篇佳作無疑是《人民文學》頗有分量的集中展現。《人民文學》在2016年第9期以「青年小說展」呈現小說創作群的更新與延伸。正如該期卷首所言：「文學向來不以年輕與否論英雄，然而，年輕出英才也是必然的常態。」肖江虹的《儺面》以匠人筆觸敘述儺面師的死亡，作者對世相的表達已然跳出「固守」與「瓦解」的兩點一線，對地域、民俗多層面多維度的實情描狀乘萬箭穿心之勢，直擊生命、人性與神性，以此反觀生存與苦難。強雯的《石燕》娓娓道出古文物專家華綿無法忍受商業社會的殘忍、物質和粗陋卻只能以死為終的故事，時代的宏大課題聚焦在作家筆下的古董房間，對人物內心的絲竹鋪排似一曲輓歌長鳴。國產青春片輪番以「出軌」、「墮胎」轟炸青年一代三觀，焦沖的《無花果》正是以「孕事」為引子，傳統倫理和精神道德在死亡的陰影下切開，人性與傷害，理性與冷漠，成為不應對立的對立。李宏偉的《而閱讀者不知所終》極易發評論話題，它天然帶有許多被井字元（#）區隔的模塊，供人們發散思維：虛實、真假、你我——哲學專業與生俱來的優勢。大部分的情節不緊不慢，人物不慌不忙，小說在神秘空間下的日常感覺中完成敘事模式的切換。在李宏偉先鋒意味的結構情結里，小說強調的是文學的形式和一個哲學家的自我拉扯，敘述的人稱、視點的全知與限知、時空的回溯和綿延，小說里的所有要素都可重置，李宏偉用孜孜不倦的解構與重構創造了自省式的小說世界，頗有點「剪不斷，理還亂」的雋永，而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東西，恰恰在於創作或閱讀主體對文本的構建方式，文學的立場即是對存在於文學文本中獨特的文學性的強調。

幾乎沒有作家的寫作能與其身處的現實保持絕對適合的距離，這種幾乎不可能抵達的可能卻完美佐證了文學實踐上的未知與無極限。青年作家們正在回應這種期待，他們或許還需要一點時間，但他們誠然正在形成一種「青年小說」的美學風貌，以《人民文學》「青年小說展」為例，青年們還年輕，但他們已經開始思考死亡，也正因為他們年輕，經歷死亡對他們衝擊巨大，死亡成為他們普遍採納的敘事策略，映射青年文藝思潮的轉折。同樣地，《人民文學》推出「2016：中國報告」，連同「非虛構」和「報告文學」作品，共同處理著寫作與現實的距離。「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新浪潮」等欄目，也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記取「真實」與「存在」。

2016年《人民文學》呈現的文學樣本兼具豐富性與代表性，其線上平台也在打造一種新媒體時代的完美分裂：坐擁新經濟成長成果的文學期刊，即便與生俱來刻有時代的物質印痕，也不得不主動因時而動，在有形的實體存在和無形的真實存在的雙向收編中彰顯自己獨特的複雜性、豐富性與矛盾性，其爆發力，還看今朝。

最大膽：《收穫》

《收穫》小說印象：

文學還原內心的豐富性

嚴迎春 | 文

嚴迎春

《收穫》2016年發表的作品裡，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仍然是小說。黃永玉的《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保持了一貫的高水準，在斷續的寫作中，居然元氣充沛，浩蕩而來。其他小說風格各異，主題不同，綜合看來，2016年的《收穫》在有限的空間里重點關注了秘密、慾望、成長與流浪。

秘密與真相

儘管自2015年開始，《收穫》開設了「明亮的星」專欄，加大了對當代詩歌和詩人的關注，讓人看到它似乎重新總結當代詩歌的企圖，但是它所發表的小說卻一再殘酷地提醒我們，我們生活在一個毫無詩意的時代。一個大部分人心中都埋藏著陰暗、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時代，不可能是詩意的時代。《收穫》2016年所發表的四部長篇中，有兩篇（《繭》《王城如海》）故事的核心都是陰森可怕的秘密，整個故事靠秘密支撐而起，主人公的世界完全被秘密所吞噬。他們的生活是秘密陰森的延伸，他們的性格被秘密完全扭曲，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保住這個秘密。當然，這些秘密的產生，它們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為直接關涉到了政治，關涉到政治對人性的扭曲。換言之，這兩部小說表面在寫秘密，實質仍然是寫政治，寫政治和人性這樣一個古老的命題。這樣一個命題已經被前人寫過無數遍了，即使是從更年輕的嘴唇里唱出來，就一定是新鮮的歌謠嗎？關鍵是看救贖之道。這兩篇小說給出的救贖之道都非常單薄，《繭》裡面的答案是少年之戀的純情，《王城如海》則是人性的善良。與這樣單薄的答案比較起來，作者費盡心力所寫的事先張揚的龐大秘密有噱頭的嫌疑。世故的中年讀者看到這樣的答案，總忍不住懷疑作者是在舉輕若重的敷衍。因為相比《棋王》《活著》《富萍》，這答案實在沒有說服力。

四部長篇里的《望春風》，情節的引人入勝，也是靠著秘密推進的。格非給我們描繪了一幅1966年江南一帶的清明上河圖，秘密頂多使整幅圖畫基調暗淡一點，但無關主題，也不是核心。毫無疑問，《望春風》明面的秘密也是政治，但裡面的人物超越了這些秘密。即使在這樣一個疾風暴雨的時代，父親、德正，包括村裡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們關心的還是最日常的生存、死亡、慾望。他們依然有懺悔意識，在最隱密的內心深處，他們並不關心政治。天命、日常、藝術有它們自身的邏輯，這個邏輯通常大於政治，這是《望春風》的高明之處。

除長篇之外，中篇《哥尼斯堡七座橋》、短篇《蹺蹺板》《告密》主題都直接涉及到秘密，這些秘密或者微不足道卻帶來致命後果，或者本身就是一場血腥案件，或者不能釋懷又餘孽深重。

不誇張地說，2016年的《收穫》，到處都是沉重的秘密。這部分的影射，我們活在一個人皆臉譜的時代。我們環顧四周，簡直鬼影幢幢，所以要不停地探尋秘密，挖掘真相。真相的有無，本來就是個哲學命題，真相的尋找，本來是歷史學家的使命。當文學也扛起這面大旗，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尋找真相壓變形甚至壓垮。

慾望與時間

慾望，特別是性的慾望，是中國文學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主題。一部小說里如果不寫點性，就土而落伍，簡直愧對世人。文學裡的性慾，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剛剛啟封的中國社會環境里，是一種時髦的表達，一種叛逆的姿態。任何時髦的命運都是過時，時過境遷，連性冷淡都更時尚了。2016年的《收穫》，花了很多版面，來討論性的問題。長篇《上東城晚宴》，中篇《我看過草葉葳蕤》《六十歲的中文系女教授》《眩暈》《單身漢董進步》，短篇《隨園》，全部都跟身體的慾望有關。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小說在涉及到性的時候，態度驚人一致。首先是性不指向生，而指向了死。一個人性的慾望不能激勵他更好地活下去，反而只會讓他更多地想到死。《我看過草葉葳蕤》《六十歲的中文系女教授》《隨園》里的主人公都是在年輕或者正當壯年的時候，在性裡面嗅到了死亡的氣息。他們一邊滿足著身體的慾望，一邊因為這種滿足而越發看到身體的衰朽，頗具諷刺意味。其次，性已經徹底與愛、靈魂剝離，性可以與征服、滿足、成長、時尚有關，惟獨不能和愛相關。一旦與愛相關，產生的全部是可怕的後果。或者這就是現代人的命運？性、愛相分，性、幸福相分，水乳已不能交融。小說里所有人物都能清晰看到這點，非常理性，或者有片刻的衝動，但絕不會沉迷，也不會得救。

成長與流浪

2016年的《收穫》一如既往地關注了一代人的成長。在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代人的成長几乎都在流浪中完成。於是，每一篇小說里都有一個異鄉人。這些異鄉青年，他們懷揣著夢想，從故鄉來到他鄉，理想不是他們的翅膀，反而成了沉甸甸的包袱。如果不能扔下這個包袱，就要被壓得苟延殘喘。這些青年都有些共同特徵：來自小地方，家境一般，沒有背景，受過高等教育或者通過自學掌握了一些技能（通常是和藝術有關的），有不算崇高的理想和比較文藝的氣質，還算正直，是通常意義上的失敗者，但也沒到完全潰敗的境地。比較令人安慰也更接近現實的是，作者通常給他們留下一線生機，不會處理成極端無望的「塗自強」。他們不能與強大的時代共振，只能做個局外人，旁觀、迷惘、無所適從。《流年》《十年》《眩暈》《我看過草葉葳蕤》《像野蜂蜜一樣的自由》《大湖》《跳繩》，都是這樣的主人公，都是大時代里的失意人生，「他們都是故鄉的自我放逐者，也都是他鄉的漂流者」 （《像野蜂蜜一樣的自由》）。《收穫》一直鍥而不捨地關注這些人，2015年的《西北偏北之二三》與《像野蜂蜜一樣的自由》的主人公簡直像同一個人。人們說，歷史都是成功者書寫的，或者只有在文學裡，我們才能看到塔底的人，而且塔底的人也是五顏六色，有著豐富的內心生活，也許這才是文學存在的真正價值。失敗者，成功者，英雄，不在歷史裡留下任何痕迹的人，只有在文學裡留一席之地，只有文學能還原他們的血肉。也許這才是文學勝過歷史和哲學之處吧。

最深情：《十月》

《十月》創作印象：

時代的情感結構

李蔚超 | 文

李蔚超

當代文學的當代性，除卻一望可知的鮮活而切近的經驗，也許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言，裹挾著一個時期的情感結構。像「結構」一詞一樣，情感結構具有固定不變的性質，作用於我們習焉不察、神秘不知的思維部分，它存在於一種活生生的、彼此關聯的連續性之中。本文選取2016年的《十月》數篇藝術性完整並呈現了時代癥候性的敘事類作品，期待拼構出當下文學新作中呈現的時代情感結構。

譬如婚戀生活。張楚的《風中事》事關小城小警察擇偶的遭際。與張楚以往小說中那些帶著文藝而頹廢感的青年們相比，小警察關鵬市儈、俗氣，他算計著擇偶條件，諸如「城市坐地戶」、長相健康、單親與否，若再加上是否喜歡，適齡青年的擇偶便是如此艱難。任何時代的婚姻和愛情都要經過精神和物質、情感和現實的抉擇和衡量，然而當急功近利的「條件」結構了我們的婚戀觀，適齡青年們又奉之如圭皋，深信著鳳凰男和孔雀女種種不堪的傳說，深信著門第出身先在決定著人的道德高度，更決定了婚姻愛情的幸福指數，今天的藝術很難產生跨越生死和階層的愛情想像，無論是大眾文學，還是嚴肅文學。小說中仙女般的段錦離開關鵬的原因無非是女人的拜物虛榮。張楚擅長的敘事迷霧，仍然籠在「一地雞毛」的小說之上，使之並不一目了然地呈現與生活同質的瑣碎和平庸。

蔡東如此擅長用漂浮的敘事語氣描摹城市家庭中的女性們最庸常、無趣、機械的日子，那些賢妻良母的煩惱人生變得有質地、可感知。《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是一個照料忽然瘋掉的丈夫的妻子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絮語。小說沉浸在女性糾結迂迴的心理描寫之中，男性化、邏輯嚴密、線性發展的外在情節描述時常讓位於女性化、散漫細緻的心理情感，年輕而敏感的女作家筆調溫煦，小說反高潮的結尾令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反觀男性筆下的女人（仍是夏娃般貪婪、欲孽、不可靠的女人們），勾連起父子兩代的遭騙、逃離與贖罪相互交織的故事。「我」因慾望、虛榮還有善良，實實在在地為女人犯罪，父親卻因輕信了美麗的女人而承擔了歷史罪名——竇紅宇的《青梅了》糾葛了兩代人的歷史債務和個人心債的故事。

譬如社會生活。《老海》充斥著酣暢淋漓的生活元氣，記者出身的李金波的小說現實性來自對生活的熟稔和浸入。《老海》不能算作寫實，《老海》是傳奇。仗義每多屠狗輩，老海，今之市井奇俠也。他在很多生活難度面前，比書生如「我」仗義，比仕途亨通、文藝時髦的青年簡單而粗暴，老海以其俠痞之氣贏回愛情，他立功受賞、解人之急，在解救畢老闆的「私自」行動中喪生。在法律和道德的縫隙之間，老海帶著民間智慧與草莽悲情，輕易為我們帶來了閱讀及宣洩的快意恩仇。然而《老海》又是生活的，與其說老海難以用絕對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不如說老海在重判娼者寬容嫖者，在巧妙為紗廠畢老闆解決下崗職工聚眾抗議的難局時，在小說家有意略去紗廠下崗風波的結局，筆鋒一轉進入老海及朋友們慶祝妻子懷孕的溫馨家庭內景時，也許在更早的時候，入伍的老海改變命運的壯舉意在為長官團長出氣，從警後立功的案子是為市局的「大局」分憂，最終以命相搏救下的是紗廠老闆時，小說早已顯示出與生活的同謀與同構。我們的情感結構暗示著這樣的邏輯：草莽英雄的智勇雙全獲得權力的認可，適應「規則」的折中的道德和正直，足以忝列「烈士」名。

曉航的小說總圍繞在一群曾經分享過青春、理想和友情的人身上。他們虛無又頹廢，這是現代主義的人物共同的心性特質，他們對現代文明悲觀和無力；同時這是一群小悲壯的「情懷黨」，他們千方百計超拔於現實的巨壓、匱乏、困頓，這些恰是現代文明的造物主人類所致，浪漫主義式的人物信任人類的智慧，醉心於科技的春夢。曉航的後現代性在於他戲弄他的人物，給予他們希望，放任他們在科技和幻想的奇遇中嘗試改變現實，縱容他們在資本和商業邏輯中不甚道德地翻雲覆雨，最終卻讓他們失望。同樣《霾永遠在我們心中》隱喻著關於霾的種種現實境遇，小說中有一座人工建造的最乾淨的城和一座氤氳著霾的城，在如此高科技時代，人們卻尊用身體感應霾濃度的人為「大師」；尋找乾淨水源和地球上最後一寸凈土靠的是超能女人一雙的肉眼，圍繞大師身世之謎的鬧劇，不過是一款防霾新產品的真人秀廣告。於是，科幻、藝術、霾、大師，能指歡快地滑動在小說中，反諷而戲謔地指涉我們的生活。

譬如藝術生活。身為文學批評家，李敬澤的創作背後暗含著對文學現狀的審美價值判斷，同樣也包含著我們看待文學藝術的情感結構。今天人們到底需要何種文學？李敬澤的實踐把我們的觀念打亂混淆，他提供一種文質兼美、貫穿古今、模糊虛實的「文」。「會飲記」六篇是職業文學人的文學日常和思索，研討會、閱讀、寫作、聚會，這些為文學人所熟知的生活被李敬澤重新組織為思考對象，古典時期的人類思想之維新，常常源自思想者的日常語錄、行坐記載，今天我們這些文學活動的意義是什麼？除了生產文學和學術產品之外，是否生產思想和審美？李敬澤使用第三人稱「他」來間離對象，間離每天熟悉的生活，以便形成自反式的思考距離，如此使文化生活作為思想資源成為可能。

譬如身份認同。阿舍的《我不知道我是誰》圍繞著人類的亘古追問：「我是誰？」「我如何成為我？」在多數和少數之間，阿舍們的存在是第三維。她是漢、維、侗三種民族的混血兒，是回族穆斯林家族的媳婦。在她的故鄉新疆遠離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聚居處的戈壁灘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漢族人組建了一個勞動、生產和生活的社群——生產建設兵團。阿舍以及擁有多民族血統的人群，他們的存在和生活狀態，他們對民族的自我認知過程和本民族對他們的接納與拒絕，是理解中國民族問題的特殊角度。霍爾說過，所謂「身份」不是自然生成而是經由文化塑造和建構出來的，在過程中，「身份」因循著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訴求，變更、移位、塗抹、同化和抵抗「運動」。因而，「文化身份」是「複數」的，是在不同的語境下加以「想像」和「再現」之物。阿舍飽含深情、迷惘和痛感的成長敘事，正是文化身份差異的表徵，也促使我們思考民族血緣和文化地緣的關聯。

黃燈的《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在焦慮與沉痛的個人經驗描述之下，批判著暗黑的叢林法則和冷酷的精英主義邏輯，她指出鄉村之殤的根源在於城鄉二元對立體制差異，她有別於不少鄉土寫作中「唱給鄉村的輓歌或者一種憤世嫉俗的宿命論」（威廉姆斯語）的情感結構，讓關於鄉村命運的呼籲成為2016伊始最熱門的文化討論之一。

最現實：《小說選刊》

略論《小說選刊》 ：

現實主義與當下創作

張俊平 | 文

張俊平

2016年是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又一個豐收年，從《小說選刊》中可見一斑；而在中國當下的文學中，中短篇小說素以量大質優見長，這在《小說選刊》中也是可以找到證據的。以短篇小說為例，2016年的《小說選刊》讀罷，則現實生活的質感、世道人心的複雜、底層人物的悲歡、精神世界的蒼茫歷歷都在目中。從風格上看，不管是粗糲的、冷峻的、熱烈的還是溫情脈脈的，都可見出寫作者不舍紅塵、直面現實的寫作立場。

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話，2016年《小說選刊》中的作品，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對社會底層人、邊緣人、弱者的悲憫和同情；對社會新鮮事物和世道人心的深切體察；對現代人理想精神世界的想像和建構。

自打工文學興起，對社會底層人物的關注一直是中國當下小說的一個重要題材取向。其實與其說底層人物，不如叫弱勢群體來得公允些。弱勢群體面對的，往往是資源佔有的貧瘠和精神世界的壓抑、焦慮相互交織，而焦慮何嘗不是當下人時時感受到的精神狀態？陳再見的《有些事情必須說清楚》中的老湯是一名鄉村代課教師，從教多年而轉正無望。而比精神處境更尷尬的是經濟上的困窘，無法轉正則退休後拿不到一分錢，中年喪子又失去了養兒防老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失手打傷學生後老湯為了是否帶上僅有的八個雞蛋登門致歉而反覆躊躇的細節，讀來格外讓人心酸。安勇的《舌頭》則直面進城務工人員的生理需求問題。小說結構精巧，以尋找舌頭為引子，引出兩條線索，「母親」近乎偏執的尋找是為了給死去的兒子一個全屍，女工的尋找則是出於道德和良知的壓力，而兩條線索的交點是「母親」的兒子在性侵這名女工的時候被咬掉了舌頭。「母親」面對的是喪子之痛，女工面對的除了道德感的壓力，還有來自男友的猜忌和嫌棄。而在小說中並沒有露面的「兒子」作為故事的主角代表了寫作者對進城務工人員生存狀態的深沉關切。這實在是一篇有分量有內涵的作品。同樣值得一提的還有徐則臣的《狗叫了一天》，這是一篇頗具個性的小說，視角獨特，敘述冷峻，一條狗一條人命看似毫不相關卻具有耐人尋味的情感邏輯，深藏著作者人道主義的溫情。

與弱勢群體形形色色的生存困境相伴共生的是社會經驗的複雜多樣，現代人生活方式的趨同、經濟地位的分化帶來的心理失衡、物質豐裕和精神空虛的錯位、道德感和良知的缺失、社會強勢力量對人的異化等等，紛紛考驗著寫作者透過表象直達世道人心的能力。范小青的小說善於從社會習見的現象中探尋生活的底色，以諷刺的手法戳穿生活的荒誕外衣，帶給人以會心的笑和淚。《誰在我的鏡子里》圍繞老吳裝修房子設計了一次次意外和巧合，尷尬、糾結和哭笑不得成為老吳生活的日常。經過一番掙扎，房子終於裝修完畢，卻發現是別人家的，小說反映了現代人生活方式的同質化，小說的最後老吳與鏡子里的自己對話，以戲謔的方式宣告對社會的無奈和妥協。《死要面子活受罪》諷刺的是社會中不合理的制度體系，暗含著對現代人信任危機的憂慮。「孫子」想方設法得到奶奶的低保金以充作網路遊戲的費用，卻不得不證明奶奶姓甚名誰、爺爺是否去世、奶奶是否活著。當費盡心力得到了低保金，卻堪堪抵當證明過程中的一系列開銷，寄希望於來年，奶奶卻在第二年去世了。小說一波三折，引人入勝，尤其小說中人物的稱呼「孫子」、「老子」等極具諷刺意味。1993年出生的年輕作者龐羽的《福祿壽》也是一篇難得的佳作，語言老到睿智，顯示出深厚的語言功力。兩個經濟地位懸殊的家庭被放置在同一個空間裡面，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折射出世道人心的複雜。

相較於以上兩類社會問題小說的揭示與批判，還有一部分小說致力於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精神世界的想像與構建，以積極樂觀的色彩調劑著當下小說的底色。劉鵬艷的《月城春》寫兩個殘疾少年心靈的純凈和對美好事物的堅守，形象與心靈的反差代表了作者對美好人性的理解與想像。王方晨的《世界的幽微》塑造了堅韌執著的女性鵝的形象，對愛情的執著、對淳樸生活的懷戀、對精神世界的固守使得鵝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保持了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劉玉棟的《鍋巴》故事設定在人民公社的特殊歷史時期，歷史的荒謬和秩序的混亂並沒有摧折人性的光輝，以怨報德的九三嬸子在作者先抑後揚的筆法中給讀者留下出乎意料的深刻印象。張允的《新疆是個好地方》是一篇關於選擇的小說，生活中充滿了選擇，選擇的背後是得與失的權衡，但小說中的得失不是以傳統的價值觀作為評判標準的，而是聽從來自心靈深處的聲音。小說充滿了辯證的意味，挑戰著現代人的功利觀念。

當然，2016年《小說選刊》的作品在形式和內涵上的豐富性遠非以上所述能比，只是窺斑知豹，卻足見現實主義傳統的強大力量。而在轟鳴的社會潮流滾滾向前處，正需要寫作者們感知的觸角和深沉的目光。

以上內容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2月8日7版，

網路編輯：樊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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