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楊絳姑母，也是被魯迅痛罵的中國首位女校長

文/顏浩

離婚創舉

1905年，晚清女界很有影響力的刊物《女子世界》在第2卷第3期的「國內記事」欄目中刊登了一條簡短的新聞，題目為《離婚創舉》。新聞的內容是一位上海務本女學堂的學生，結婚後因為丈夫和公婆的專制，不能返校讀書，因此要求離婚。

新聞雖然只有寥寥幾句話，但這件事委實不同尋常。而且離婚的這位女士也非同一般，她姓楊名蔭榆，江蘇無錫人氏。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這是一位掀起過大風浪的女人。她第一次出現在報刊的版面上，竟然是如此特殊的情形。

據多年以後楊絳的回憶，她的三姑母楊蔭榆長得不好看，性格也倔強，從小就不得父母的歡心。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家裡給她定親也比較草率，僅僅因為門第相當，在不知底細的情況下，就將她嫁給了一個弱智的蔣姓男子為妻。這段短暫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

儘管清末民智漸開，社會風氣已有所變化，但女性主動要求離婚，仍然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和誤解。離婚後的楊蔭榆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被家鄉人罵為「滅門婦」。

直到1925年的北京女師大風潮中，她身為校長與學生對立，昔年的離婚創舉仍然成為攻擊的目標。魯迅就曾辛辣地諷刺她為「擬寡婦」，以嘲笑她「和丈夫生離以及不得已而抱獨身主義」。

而在與她關係更為密切的家人看來，這段悲劇婚姻對楊蔭榆的傷害實在太大。她的兄長楊蔭杭曾感嘆「申官如果嫁了個好丈夫，她是個賢妻良母」。

楊蔭杭的夫人對這個長期賴在娘家的小姑子也頗為縱容：「三姑母要做襯衣——她襯衣全破了，我母親怕裁縫做得慢，為她買了料子，親自裁好，在縫衣機上很快的給趕出來。三姑母好像那是應該的，還嫌好道壞。」

只是家中的小輩們對楊蔭榆多無好感，一則是為「受欺負」的母親打抱不平，二來也因為這個三姑母的脾氣實在古怪彆扭，讓人難以親近。楊絳就承認「我不大願意回憶她，因為她很不喜歡我，我也很不喜歡她」。

楊蔭榆離婚之時，不過十八九歲的年紀。在這之後，她基本斷絕了婚姻的念頭，外出求學就業，成為職業女性，致力於自身能力的培養與自我價值的實現。

只是身處一個內憂外患、動蕩不定的時代，這條「有所作為」的道路，她走得也並不順利。而個人與時代之間這種微妙的契合與裂縫，未嘗不是她坎坷一生的寫照。

女學堂的女校長

從上海務本女學堂畢業後，楊蔭榆考取了公費，於1907年赴日留學，在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化博物科學習。直到6年後的1913年，才從日本畢業歸國。在蘇州短暫地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她便來到北京，擔任國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監兼講習科主任。

這是楊蔭榆第一次與這所國立女子最高學府發生聯繫。在擔任學監的這段時間內，這位勇敢打破舊式婚姻藩籬、又從海外學成歸來的傳奇女子，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楊蔭榆自己對這份為人師表的工作也頗為滿意，對青年學生很是喜愛。談起學生們的一些趣事，臉上每每「笑出細酒窩兒」。這確實是她人生中難得的一段舒心時光。

1918年，教育部首度選派教授赴歐美留學，楊蔭榆入選，將赴美攻讀碩士學位。在火車站歡送的人群中，來了好些女師大的師生，個個都哭得抽抽噎噎的，讓當時年幼的楊絳很是驚奇。後來她回憶起這一幕，方才醒悟到「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

因為與女師大的這段淵源，楊蔭榆1924年回國後擔任女師大校長一職，就顯得順理成章了。而且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學，在專業知識方面也是旁人所不能及。

更重要的是，她是當時國立高校的第一位女校長。在中國近現代女性教育史上，無疑具有開先河的特殊意義。

自1908年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設立以來，其歷任校長均為男性。在楊蔭榆之前執掌女師大的，是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他對於學校的發展建設頗有功績，但始終不得學生的好感。學生們曾集體決議反對他，並贈送了他「德謨克拉東」這個廣為流傳的外號。

因此，許壽裳辭職時推薦楊蔭榆繼任，聲稱「辦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長」，顯然也是有感而發。有了這種種鋪墊，楊蔭榆走馬上任可謂眾望所歸。

就連以後在學潮中最積極的反對者許廣平，也承認曾對楊蔭榆當校長一事有過期待：「關於她的德政，零碎的聽來，就是辦事認真，樸實，至於學識方面，並未聽到過分的推許或攻擊，論資格，總算夠當校長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學校長，是多麼榮耀呀！」

但這一次重回女師大，楊蔭榆的境遇與幾年前卻大不相同。從1924年2月就任，到1925年1月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向她遞交要求去職的宣言，「驅羊（楊）運動」隨即爆發，不過短短一年的時間。

過去的「滿紙歡迎」變成「自行引退，以讓賢能」；「認真樸實」的好評，也被「專橫恣肆，暴戾無忌」的抨擊所取代。這種轉變的速度之快與幅度之大，確實令人驚異。

由於積怨甚深，甚至楊蔭榆的外貌、衣著和言行舉止都備受攻擊。在女學生的筆下，楊蔭榆是「控著拳，走著八字路，扭進課堂」。或者「整天的披起鍾式斗篷，從大清早出門四處奔走，不知干出什麼事體」。

「驅楊運動」的導火索，是1924年秋季楊蔭榆以「整頓校風」的名義，開除了幾名暑假後未能按時返校的國文系學生，引發了學生的集體不滿，風潮由此醞釀而生。

但這場持續了兩年多的女師大風潮，並不僅是校紀整頓這麼簡單。其背後關涉的是不同教育理念的衝突和高等教育環境的變化，並與「五四」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發展與分化密切相關。

女子該如何教育？

在具有上任宣言性質的《本校十六周年紀念對於各方面之希望》一文中，楊蔭榆寫下了這麼一段話：「竊念女子教育為國民之母……本校且為國民之母之母，其關係顧不重哉？」

這段話的行文方式雖然有些彆扭，但本質上是繼承了晚清以來對女子教育的發現與重視，依舊是「女性者國民之母」、「欲強國必由女學」等啟蒙觀念的延續。

但這篇文章在《京報副刊》登出後，卻招來了不少嘲笑。有學生以「國民之母之母之婆」來譏諷楊蔭榆，以抗議她對女師大所採用的家長式管理。

以家庭模式來治理學校，是楊蔭榆執掌女師大的主要理念之一。在她看來，「為尊長者斷無不愛家屬之理，為幼稚者亦當體貼尊長之心」，維護師長的尊嚴和師生之間的上下秩序，是保證良好校風的關鍵。

她上任以後對女師大的人事制度和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其中最關鍵的部分是削弱了評議會和教務處的作用，而加強了校長的權力。這顯然與當時大學普遍推行的「教授治校」的宗旨相背離，對楊蔭榆「擅自威福」「排斥異己」的批評，也多源於此。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引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強調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立思想，傳統的家庭制度和倫理道德遭到批判，封建家長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在這樣的社會思想環境中，楊蔭榆推出「學校猶家庭」的論調，愈加顯得不合時宜。

周作人批評她將師生關係演變成「高壓與順從，忠誠與酬庸的關係」，魯迅諷刺她實施「寡婦主義教育」，以婆婆自居，將學生當成童養媳，針對的都是「家庭論」中所隱藏的專制陰影。

在美求學期間，楊蔭榆受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道德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落實到女師大和1920年代中國的具體環境中，這種對於道德完美的推崇則呈現出鮮明的保守主義傾向。

楊蔭榆注重學生的學風品行，要求「今日女子教育，道德與知識並重」。但她對於女性品德的判斷，依舊以「婉順」「循謹」為標準，不能容忍學生的「率意任情之舉」。受早年不幸婚姻的影響，她對男女問題顯得過分敏感。

1930年代在蘇州，因為督學在表彰她教學水平的通稿中使用了「鸞鳳」二字，楊蔭榆認為是對自己離婚的嘲諷，大怒之下，連上數道呈文要求將督學罷免。

受此心態的左右，在女師大期間，她對於女學生與男性的交往和戀愛往往予以壓制。這無疑與「五四」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潮相抵觸，必然招來廣泛的反感與對抗。

楊蔭榆不懂政治，也要求學生閉門讀書，不參與公眾活動。作為校長，她未對學生關注社會的熱情進行引導，而是簡單地將其斥為「學風不正」，使得師生關係進一步惡化。

「五卅慘案」發生後，為阻止女師大學生罷課遊行，她借口暑假整修宿舍，叫來警察強迫學生搬出學校，並解散學生自治會，最終釀成了「八一慘變」，招致社會輿論的同聲譴責。

對於楊蔭榆在女師大腹背受敵、動輒得咎的尷尬處境，楊絳有這樣的判斷：「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當前的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這應當說是較為公正的評價。

與時代的隔膜使得她固守舊傳統，未能及時更新自己的觀念。作為曾深孚眾望的女校長，楊蔭榆卻未能在推進女子教育發展上多有貢獻，這不能不說是巨大的遺憾。

最後的理想

1926年8月，教育部接受了楊蔭榆的辭呈，「驅楊運動」就此結束。楊蔭榆隨即離開北京，回到了蘇州的兄長家。

在侄女楊絳看來，這一次再見到的三姑母，似乎有了很大的變化：「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兒熱鬧說笑，她是不孤僻的。可是 1925 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

楊絳曾說過，楊蔭榆長相不美，可也不讓人感到丑，「皮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只是從北京南歸後，楊蔭榆的性格變得愈加孤僻和偏執，這種「笑出細酒渦兒」的場景，在楊絳的記憶中越來越少了。

女師大事件的另一個後遺症，是楊蔭榆作為教育家的自信心受到了打擊。1927年以後，她先後在蘇州女子師範、東吳大學、蘇州中學等學校任教。由於教學認真，盡職盡責，頗受師生的好評。

但她不通人情世故，不善處理矛盾。尤其是對待青年學生，她似乎有一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心態，由昔日的嚴厲一變而為縱容，又每每因此生出許多事端。而一旦說錯話或做錯事，她會陷於自責中難以自拔。

然而，楊蔭榆對於女子教育的理想始終未曾放棄。1935 年，她投入幾乎全部積蓄在蘇州創辦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

學校規模不大，從小學、初中、高中到研究班皆有。「招收已經服務社會而學問上尚想更求精進的或有志讀書而無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國文、英文、算學、家事等有用學問」。

楊蔭榆對「二樂」學生的要求是「注重道德品性，真才實學，崇尚樸實」，這與她在女師大所推崇的教育觀念如出一轍，可見她並未因為屢受挫折而有所更易。但這個理想主義的實驗品只支撐了一個學期，終因資金困難而黯然結束。

之後不久，抗日戰爭爆發，蘇州淪陷。因為精通日語，楊蔭榆常幫助鄰居與日本佔領軍交涉和抗議，最終招來殺身之禍。

1938年1月1日，楊蔭榆被日本軍人殺害於蘇州盤門外的吳門橋。她的屍體由一個木匠入殮，直到1939年才和楊絳的母親一起下葬。

戰後，一位楊家的老朋友在報刊上撰文悼念楊蔭榆之死，肯定其風骨不凡，亦認為「女士孑然如老尼，顧性卞急，不能容人過，往往與人齟齬。殺身之禍，蓋基於此」。其實，楊蔭榆一生的是非波折，也多與她「不能容人過」的操切性格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