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下民國時的電影審查制度，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電影審查制度如今是熱議話題，其實它的建立最先是在美國。1907年，電影剛剛誕生十多年，商業電影藉助美國私有制的社會經濟體制迅速發展。暴力、性愛的場面頻頻出現在美國的電影銀幕上。「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即「美國電影協會」。這個組織成立於1922年，最初是作為電影工業的一個交易組織而出現的，如今它涉足的領域不僅有在影院上映的電影，還有電視、家庭攝影以及未來有可能會出現的其他傳送系統領域。

就在這一年，第一部電影審查法規——《海斯法典》也誕生了。

由於當時美國各州均有立法權，各州的法律條文規定存在較大差異。這對電影製片人是很不利的。同一部影片，在這個州就可以放映，在另一個州就可能被禁，這完全與地方長官的個人情趣相關。同時，電影放映面對著日益高漲的公眾道德管制壓力，於是美國電影界採取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實行行業自律。

海斯法典名為法典，其實不具立法含義，只是一部自律公約。1922年，美國電影製片人與發行人集會，決定邀請威爾·海斯主持電影的道德審查事宜，《海斯法典》由此誕生。

如今在每一部中國上映的電影開始前，都會出現的「公映許可證」

海斯法典的條文規定主要是使鏡頭畫面「乾淨」，不致觸犯公眾的道德規範與習慣，因而定出了許多項「不準」與「注意」。其主要條文是：

不準喝烈性酒

不準嘲笑宗教

不準把牧師演成壞人或者喜劇性角色

不準惡有善報

不準同情犯罪

不準明顯地描繪特殊的(關於性的)細節

不準使誘姦或強姦成為喜劇的正式題材

不準用刺激低級的和鄙俗的成分來表現主人公的情感戲

不應使觀眾認為低級的兩性關係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電影一經引進中國就伴隨著電影審查的管理，早在1911年（請宣統三年)6

月，清政府因考慮到影戲「前往游觀者人數甚多，難免有滋生事端之患，故擬飭令停演，以期地方安靖」。

由此，上海的「自治公所」就公布了類似於電影檢查的《取締影戲條例》，規定 「開設電光影戲場，需報領執照」；「男女必須分座」 ，不得有淫邪之影片」；「停場時刻，至以夜間十二點鐘為限」；如違犯，「經查屬實者，將執照吊銷，分別懲罰」等等。

可見，中國電影審查一開始就蒙上了濃厚的傳統道德倫理色彩。

1926年2月，國民政府成立前夕，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戲曲股成立了電影審閱會，擬出了《審查影劇章程》，規定國內外影片「均須經本會審定後方准映演」，

並規定有下列情形者「應禁止之」：跡近煽惑有妨治安者，跡近淫褻有傷風化者，凶暴悖亂足以影響人心風俗者，外國影片中之近於侮辱中國及中國影片中之有礙邦交者。

有下列情形者「得令其裁剪或修改之」：情節乖謬不合實事理者，形容過當易起反感者，意在勸誡而近誘惑者，大體尚佳間有疵累者。

但是，因為北京政府的權力所及範圍有限，而且隨後不久北伐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所以此規則實際上未能推行於全國。

此時對上海一帶的租界真正有影響的是江蘇省電影審查委員會，其名義上為江蘇省屬，實際上審查主要是針對上海電影公司的出品和在上海電影市場放映的影片，

但上海市區內的電影製片廠和電影院大都位於租界地區，而工部局對電影實施管理，最初體現在對影院營業執照的發放上，但從審查的確切含義上來說，此時的管理並非審查。

1920年，上海發生了一起洋行買辦閻瑞生謀財害命，勒死妓女王蓮英的社會新聞，轟動一時。上海新舞台把它改編成文明戲演出，上演半年多，賣座不衰，引起陳壽芝和徐欣夫等人的興趣。

1921年，由洋行買辦陳壽芝和施彬元、邵鵬、徐達夫、顧肯夫等組成的中國影戲研究社將閻瑞生案拍成中國第一部故事長片《閻瑞生》，以真人真事、實地真景為號召，該片於1921年7月上映後，票房收入之好超乎預期所料。

1922年，明星公司的《張欣生》一片更是掀起新一輪的高潮，同時也使社會對所謂「不良」影片的反感與日俱增。與《閻瑞生》一樣，影片《張欣生》也是根據張欣生謀財殺父案的真實故事進行拍攝的，全片「俱就實地攝取，即演員之面相，亦必使與本人相似，而表演之真實，剪接之合度，尤為是劇特色」。結果上映後，「連日售座異常擁擠，後至者俱紛紛退回」，票房更超過《閻瑞生》，恩派亞戲院上映6天，即達到3182.6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演出場次。

該片尤甚於《閻瑞生》的是，裡面出現了種種殘酷鏡頭。

因此，該片上映後招致了輿論界嚴厲的批評。

當時上海市區治安不良，租界內白晝行劫、綁票殺人、開槍拒捕等刑案，層出不窮，電影為此背了鍋。閻瑞生被捕之後也承認自己是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受了不良電影的影響。

於是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界開始擔心電影的社會效果，從而提出對電影實施審查的要求。

1923年3月，上海總商會認為「租界盜案迭見，推原其故，所演陰狠之偵探影片，亦有助長盜風之盛，應請設法取締」，於是呈請江蘇省政府「取締內地及英法兩租界之有礙風化影片」，並得到江蘇省省長韓國鈞的回復，韓省長認為除了「謂除請內務部頒發檢閱章程外，並令淞滬警廳及許交涉員先行設法取締」。

1924年6月，上海總商會接到五馬路商界聯合會的信函，兩者就「租界放映不良影片」一事達成共識，於是致函許交涉員，詢問上一年商請取締租界不良影片一案，應該如何辦理。

電影

《閻瑞生》劇照

由於這兩部電影引發的熱議，江蘇省教育協會開始對上海地區放映的電影實施審查，

但由於江蘇電影審查委員會是民間組織，缺乏足夠的行政權力的依託和支持，因此它的實際效能有限，尤其是對租界內放映的影片，更是缺乏管理權。

江蘇省教育協會審閱電影之證

在公共租界建立電影院之初，工部局警務處承擔起了禁止在租界內放映不適宜電影的責任，管理依據為電影院執照章程第七條，

此條款規定：「不得放映淫猥或下流的電影，所有上映的電影均須經警務處批准，如果警務處認為影片不符合社會道德標準，有權禁止公映。」

1917年12月12日，上映的影片《貞潔(Purity)》也是引發了不小的爭議。該部影片幾乎就是不間斷地向觀眾展示裸體，如果刪除其中的裸露鏡頭基本就沒有上映的必要了，因此片方和工部局開始了一場場的博弈。

對於工部局給出的「影片帶有淫穢性質」的解釋，片方律師在信函中特地向工部局詳細闡釋了藝術與淫穢的區別，並建議重新任命一個委員會，且提議他的委託人應該作為該委員會委員之一。

這個新的委員會將會重新對影片《貞潔》進行審查，並決定是否可向西人和華人社會放映，或者採取某些權宜措施，例如在向華人社會放映前，將某些鏡頭刪掉。

對此，工部局董事會成員進行了討論，他們認為華人觀眾會看到一名裸體的白人女性，並對其評頭論足，這將會降低西人在東方的聲譽。

於是在經過進一步的討論之後，董事們一致認為，不能保持原狀地向所有觀眾放映此片，但是，可以在刪剪部分情節之後再向公眾放映。

最初工部局對影片的審查主要集中在「淫猥下流」方面，主要是維護西人，尤其是西人婦女在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

當時並沒有正式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只是為了解決某部有爭議的電影而臨時組建一個電影審查委員會，這可以看作是電影審查委員會的雛形。這一時期人們對電影內容關注的熱點也主要是集中在社會風化和道德方面。

電影

《貞潔(Purity)》劇照

1927年4月23日，上海工部局警務處通知各電影公司經理，工部局正在籌備成立電影審查委員會。

如果各電影公司經理認為警務處的判決不公正或者不正確，他們就可以向該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訴。如果警務處沒有審閱全片就做出判決，或者沒有事先通知就禁止放映某些不合適宜的影片，那麼電影公司負責人就可以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訴。

工部局還規定警務處人員在審查影片時必須遵循下列規則：

禁止上映以犯罪暴力或使用火器為主要內容來吸引觀眾注意的影片，這一規定要長期執行；

禁止上映以種族問題為主要特徵的影片；

禁止上映直接意圖降低婦女道德威信的影片；

禁止上映意圖侮辱合法宗教教義和團體的電影；

禁止上映意在本地進行不適當的宣傳或者意圖煽動破壞本地治安的電影。

這幾條電影審查法則完全是參照香港電影審查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完全拷貝而來。這則通知的目的是警告電影製片公司和放映商，任何與上述規則相違背的行為都將受到工部局的嚴厲處罰。

警察專員指出，租界內放映的所有電影均需經過警務處審查，任何影片如果性質模糊，則應由電影審查委員會做進一步的審查。

警備

委員會和工部局經過慎重考慮後，通過了此項建議，隨後確定於1927年10月1日成立電影審查委員會。工部局在公報上發表了如下聲明：工部局已經任命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委員們將對準備在租界里放映的電影進行審查。電影院執照章程第七條也相應地作了如下修改：「凡未經電影審查委員會認可之電影片未經工部局以書面明確特准者，不得公開演映。」這一新執照條件，同樣也於1927年10月1日開始實行。

工部局總董提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電影審查上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此外租界地區和中國當局控制的其他地區也應該採取同樣的處理方式。

從1930年4月1日起，電影審查工作專門由警務處特務股辦理。1931年，工部局制定了專門的警務處電影審查規則，並對原有的規則進行了修訂。考慮到電影審查這個問題的多樣性以及所涉及的範圍比較寬泛，工部局認為，對影片中禁止展示的事件和主題進行嚴格規定的做法是極不明智的。

然而，電影審查必須遵循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如果一部影片被認為可能會敗壞公共道德，或鼓勵犯罪作惡，或觸犯民眾感情，或者損害民眾對各民族應有尊敬的話，一律不準公映。

工部局還特彆強調，如果電影中出現下列幾種情況，必須加以修改或禁止上映：

描寫犯罪暴力或使用火器，或者與正當的專業或職業相比較，從引誘人或者引人矚目的角度來表演犯罪的電影；

以種族歧視為主要特徵的電影；

意圖傷害僑民感情的電影，以及意在煽動社會動亂或不滿的電影；

意在本地進行不適當的宣傳或者意圖煽動破壞本地治安的電影；

直接意圖降低婦女道德威信，或者可能誘發傷風敗俗行為的電影；

意圖侮辱合法的宗教教義和團體的電影；

以殘酷對待人或動物的場面，表現人臨死前痛苦、殘酷或下流場面為特徵的電影，或者不會產生有意義的道德教育，卻可能會使人淪為禽獸和喪失人格的電影；

描述應該遭到反對的監獄場景的電影，以捏造或有損人格的角度來表演巡捕的鏡頭，被認為有可能助長輕蔑國家當局、軍隊和法官的電影。

民國時期通行全國的強制性電影檢查制度開始於1931年。

1927年4月，

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在依靠武力維持其政權和統一的同時，國民黨也相當注重意識形態的功用。蔣介石有言：「思想之統一，比什麼事情都要緊」。所謂「思想統一」，自然是統一於被國民黨奉為「立國之本」的三民主義。

1929年6月，國民黨中宣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通過《確立本黨之文藝政策案》，要求創造三民主義文藝，取締違反三民主義之一切文藝作品。

有著廣泛社會影響力的電影，自然也被國民黨政權列入其亟須優先控制的文化

事業。1930年11月，大法院通過並公布《電影檢查法》，

隨後在1931年

3月由教育部和內政部聯合組成電影檢查委員會，開始實行中央集權下全國

統—的電影檢查制度。

根據《電影檢查法》，違禁影片被歸為4類：

1，有損中華民族之尊嚴；

2．違反三民主義；

3．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

4．提倡迷信邪說。

前兩項標準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後兩項標準則與中國文化傳統有密

切關係，也不無當局出於對其時電影實況考量後的應對。

自全國統一的電影檢金制度建立後，基本上得到了嚴格而有效的執行。

與民國時許多法律法規在執行中的鬆懈無效相比，電影檢查制度可謂少有的、自始至終都得到嚴格執行的法律制度之一。

1934午3月，電影檢查委員會改組，成立直屬於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的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但其適用法律、組織架構、職權效能等基本未變，一直到中日戰爭的爆發。

1939年電檢所遷到重慶後，鑒於抗戰的時代背景、國民政府管制地域的特

點和電影輸入的現況，

在內容上，主要是查禁那些不利於抗戰民心

士氣的影片，鼓勵抗戰電影的製作和放映；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國民政府管制地區的大城市，尤其是重慶、成都、昆明、西安等處，對於昆明和香港這類美國影片輸入的城市還要派駐特派檢查員；在國別上，以檢查美國和上海「孤島」影片為中心。

在檢查外國電影時，電檢會認為，「外國人口之影片內容有關戰時宣傳，增強盟國勝利信念者應屬多數，而涉及浪漫香艷神怪及荒誕等有

違電影檢查標準者亦復不少」。尤其是美國好萊塢影片，因其與中國國情的差別，戰前就是電影檢查的重點關注對象，戰時仍然如此。

在被檢查的美國影片中，特別是涉及中國題材的影片中，凡是表現中國的貧苦和落後、中國男人抽大煙賭博、中國女人留小腳當婢女等等，都會被刪去；美國題材影片中，表現神異怪誕、搶劫愉盜、跳舞接吻、洗浴裸體的場景和鏡頭亦多被剪去，所有正面提及日本和日軍佔領區的場景和鏡頭都必須被剪去。

卓別林的名片《大獨裁者》也曾被認為是「有問題之片」，需要當局出面協調方可通過。

卓別林《大獨裁者》劇照

至於國產影片，由於國民政府管制地域的電影出品數量不多，而且都是國營電影製片廠的出品，大多都是以抗戰題材為主，除了個別影片被認為有問題需要刪剪外，多數並未受到電影檢查的特別影響。

非常時期電檢所關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孤島」的影片，這些影片數量不少，

拍攝於特殊的地域和時間，雖然其製作不受日本控制，但畢竟不能大張旗鼓地公開宣傳抗戰，而且由於環境的因素，題材多為古裝和武俠，情節打打鬧鬧，表演和製作粗糙。

電檢當局認為這類電影「甚少右關於建國與革命之事者，

但以社會教育倫理意義上言，此類商營公司之影片似尚有存在之價值，其中如有涉及愛情浪漫之情節者當即調回嚴予以複查。」這些影片的被刪剪比例甚高，多數被刪剪場景和鏡頭都是因為被認為是庸俗、荒誕、打鬥、胡鬧、調笑的情節和場景。

相反在來看看日本佔領的區域，對電影的審查就帶有強烈的殖民色彩。

日軍佔領南京後，於1938年3月扶植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次年5月，「維新政府」宣傳局與日本興亞院代表商訂了《在華電影政策實施計劃》，預備設立電影統制委員會，作為「電影政策之統制指導機關」，在其下設電影檢查委員會。但日偽當局暫時還無法控制電影業最為發達的上海租界，因此該計劃關於電影檢查的部分未能付諸實施。維新政府轄區內的電影檢查，一般由當地警察局或社會局實行。如武漢市政府制定的檢查條例，特別將妨害東亞新秩序建設、為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的內容列為嚴禁。

1940年3月，由日本扶植的汪精衛政權在南京成立，「維新政府」電影檢查

所也隨之被接收改組。汪精衛自認其為國民黨正統出身，其在南京建立的政權打出的仍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旗號，故其政權的體制、規章勺架構基本沿用了戰前國民政府的老套，電影亦然。1940年10月，南京立法院通過了修訂的《電影檢查法》，其各項規定與戰前的《電影檢查法》大體相同。

只是將電影檢查標準中禁止「違反三民主義」，改為禁止「違反子民主義及現行國策」，一方面繼續凸顯其遵奉三民主義理念，一方面用「現行國策」代替了原維新政府檢查標準中的「違反東亞和平」，字面上較為隱晦，但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

在1939年12月由日汪代表商定的「日華新關係詞整要綱」規定，「關於思想、教育、宣傳、文化事業和警察，日、華緊密聯繫和合作」。

1940年11月，南京偽政權的電影檢查委員會正式成立，隸屬於「行政院宣

傳部」，其職責在於「積極推進電影檢查行政，徹底取締一切不良影片，矯正國產影片風氣，及利用電影以為宣傳和平、反共建國、推進教育之工具」。不過，由於上海才是電影製作與放映的重鎮，南京電檢會認為，「上海租界情形特殊，西洋片商一時未必能將影片依法送撿。自當中日合作，運用種種力量，加以壓迫，使其就範」，

最終決定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由專任檢查委員駐滬辦理檢查。

在這段時間裡，被刪剪的影片以中國影片為主，除了有關道德風俗的情節和描寫被刪剪，

如調情洗浴、袒胸不腿等鏡頭外，刪剪原因主要為「違反三民主義及現行國策」，

諸如「想不到老爺爺死得這麼慘」、「這一次冤枉死掉的人不知道多少萬」、「岳飛韓世忠所以叫做愛國」等對白，中國的國旗和全景地圖鏡頭，「唱不得白山黑水徒心傷「歌詞，雖末直接涉及戰爭，但均以「抗日諷刺」為由被剪去。

不過，由於地區和環境的不同，日本對其扶植的不同政權也有不同對策。相比較華北與東北地區而言，日本對汪政權懷柔的方面至多一些。為了表示汪偽政權的「獨立性」，也為了顯示日本對汪政權的支持，南京電檢會也對部分日本影片中過於刺激中國人的台詞作了刪剪，如「暴戾華軍」，「上海之敵全線崩潰退卻」、「皇軍勇躍南京」等對白。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入上海租界。1943年1月，汪精衛政權對美英等國「宣戰」，下令各地電影院「一律停止放映美英敵性影片」，「一律上映國產及友邦影片」。

6月，汪精衛政權公布「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鼓吹「中國與日本為生死與共，中日在東亞為共存共榮」，要求調整、充實、強化各種檢查機構，務求事權統一，責任分明，聯繫緊密，嚴格審查。

但因為南京電檢會此時只能檢查日本、軸心國和日本佔領區電影公司的作品，而這些影片與戰時」國策」又基本一致性，禁映和刪剪比例反而想必之前減少了許多。

再來看偽滿方面，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後，7月即由各地保安科開始進行電影檢查，但由於「人員嚴重不足和設備不夠」，「所以不僅工作量不多，而且成效也很少」。1934年4月，偽滿電影檢查移交民政部警務列特務科內設之審檢股進行，當年6月，偽滿民政部公布《活動寫真取締規則》，電影檢查趨於制度化。

根據該項規則，凡「冒瀆帝室尊嚴」、「違反王道主義」、「違反民族協和」、「有失國家及官憲之威信」等等，均在被禁之列，違禁者輕則罰款，重則監禁。

1940年代滿洲國拍攝的都市愛情劇電影《迎春花》海報

偽滿電影檢查的宗旨與日本是一致的，即「一切審檢必須從思想角度觀

察」，只要檢查官認為義部電影有「思想」問題，輕則刪剪，重則禁映，至於藝術內容和表現手法並不佔重要地位。

檢查的重點則是美國影片和戰前上海出品的中國影片，因為偽滿當局認為，「這些影片有許多是不利於滿洲國的治安工作以及國民思想教育的。對此，有必要加以迅速制止。」

尤其是上海出品的中國影片，其戰前作品被認為「受蘇聯影響，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從滿洲事變到中國事變初期，一真是極端侮日和排日的」。而戰爭爆發後的作品，則被認為是「巧妙地轉變了製片方針，變露骨地排日悔日，喬裝成喜劇、漫畫或時代電影的形式，以鼓動和煽起排日意識。

偽滿電影檢查對任何可能被認為是表現中國民眾抗日愛國的主題或情節，哪怕是以古裝或武俠片的名義表現出來的，都保持高度警惕並加嚴禁。

1937年10月，偽滿政府公布《映畫法》，完全照搬日本的電影管理體制，將

電影列為高度統制項目，規定凡欲經營電影者，「必須持有國務總理大臣之許可」；「影片非經治安部大臣所指定的機構檢查，不得輸出口或上映」；

將未經檢查之影片出口或上映者，除處以罰金外，還可處以六個月以下徒刑，除對當事人

實行處罰外，同時處罰業主。根據該法，違禁者不僅要承擔經濟上的損失，而且須承擔刑事責任；不僅當事人要受處罰，業主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於此可見偽滿電影檢查之嚴酷。

該法通過後，偽滿的電影檢查由「治安部」電影檢閱股負責進行，1941年1月改歸「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映畫班負責。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政治合法性的授權下，以國家的名義展開了對日偽在華資產的全面接收，其中自然也包括電影審查。

國民政府對上海、南京等地進行一番「去殖民化」改造，這種改造的過程不僅包括對電影資產的接收和國營化改組，而且也包括對其創作及出品的意識形態訴求，甚至包括對創作人員的清洗。

戰後的電影則發展的越來越多元化，不僅包括國統區的電影，還有解放區和香港電影，因此審查起來也是紛繁複雜。

除了檢查因抗戰而未經檢查的舊片並嚴查偽片之外，電檢機關也在修訂《電影檢查法》以解決相關問題。1948年，最後一次修訂的《電影檢查法》第一次將電影方言問題納入其中。

根據內政部電影檢查處的提議，電檢法新增了第九條——「電影片因內容特殊，得限制其映演地區，並於准演執照內註明之」，這一條主要是針對粵語片。這個法規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前。

參考資料：

《上海公共租界電影審查 1927-1937》趙偉清；《舊制與新規——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電影檢查制度研究》汪朝光；《傳統、現代與後現代的糾葛 新世紀中國電影的文化癥結》楊晨；《民國電影檢查研究》鍾瑾；《戰後國家電影的重建及其文化審視》林吉安 。

轉載請註明來源：一本正經說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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