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富翁說他們可以消除疾病，進化論卻不這麼認為。

2016年下半年，Facebook 的CEO 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林西拉陳保證在「治癒、管理和預防所有疾病」上，投資最少30億建立一個非盈利性質的生化中心，保留唯一商業化其發明的權力。微軟幾乎同時宣布他們計劃在2026年解決癌症問題，Facebook 的聯合創始人Sean Parker 承諾撥款2.5億美金（他那個免稅、非盈利性質的組織的所得或者志願組織免除的稅務）與癌症抗爭，並保留專利權力。慈善家 Eli Broad 和Ted Stanley 從私人資產里貢獻了14億建立Broad學院研究中心（另一個志願組織免稅，被捲入到高風險的專利戰中）和主攻精神病學研究的Stanley 中心。兩個研究中心都是為了打開精神分裂症的黑匣子，進而對精神病學的遺傳代碼進行增加、刪除或修改。像不久以前把自己的財產捐贈出去，建立公共圖書館以及基金會的Andrew Carnegie 和John D Rockefeller一樣，今天的矽谷百萬富翁們在健康和疾病領域探索一個傳奇。

但是，這裡就有個斷點。把人體比作一台機器，通過基因修改工具例如適應性免疫防禦，修正錯誤，與達爾文的進化論理論相悖：機器和電腦都不會進化，而生物會。進化之所以在這裡很重要，是因為對一個機能影響失敗的代碼通常會強化第二個機能,或者當環境變化時，會改變新機能的用處。進化讓所有事情都為了自己的目標變貪婪，壞掉的部分可以變成下一個最好的。

演化的時間元素被以為用數據和金錢可以徹底解決疾病的技術專家們丟掉了。對達爾文來說，物種進化取決於生物個體的物競天擇。後來DNA 的發現導致"現代合成"，為小到基因、大到種群，這種種建立了統一框架，同時保留了達爾文最核心的理論——淘汰依個體而定。1966年，進化生物學家Richard Lewontin和 John Hubby 提出了「平衡選擇」的這一概念，即由於罕見的基因加入到遺傳多樣性中，所以他們會在種群里保留下來。事實上，無論是一個多種多樣的還是單一版本的稀有基因，即使不那麼理想或者可能會帶來遺傳危險性，對個體而言也是好的，這就使這種基因小頻率地保留在一個物種內。

理論生物學家Stuart Kauffman提出罕見的基因變異是創新的基礎，留在循環之中，並不是因為偶然，而是因為它們增加了適應性，對種群里的至少小部分個體有益處。「進化論不僅僅是"抓住翅膀的機會 ，它不是臨時的修補、拼裝、設置，它是一個自然發生的規則，經過淘汰的歷練，生成並以此為榮。」他在《規則起源》（1993）中寫道。

相比之下，現代數據科學家經常採取簡化姿態：生物學裡，更多的數據和更好的解析可以讓問題解決。分子生物學家James Watson 1989年曾說過的話：「我們過去常常想像星象承載著我們的命運，現在我們都知道了，我們的命運很大部分取決於基因。」我們可能會喜歡這一解釋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大腦疲於尋找答案，而是簡單的因果關係。但是,成功排列染色體之後的這將近二十年里，我們幾乎沒有什麼葯和解決方法。於是，我們更偏向於進化論的生物學原理，而不是質量分析。把人類本身想成一個閉合的系統，不如閱覽開放的生態學鏡頭，系統自身就被外界的投入所影響。即使在單一的生命時間內，我們的身體會承擔基因突變的衝擊，數百億的突觸連接到時會重新連接我們的大腦。病原體炮轟我們，刺穿器官和血腦屏障，生成一個永遠變幻的微生物群系，加強或侵蝕健康。

在進化中，沒有什麼是白白得來的。壓力既可以觸發創造力，也可以加重大量慢性疾病。造成囊胞性纖維症的基因變化可以讓人免受霍亂，那些導致家族黑蒙性白痴的基因，可以讓人免受肺結核。一個基因PCSK9的變體，可以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也增加了你得缺血性中風的風險。基因轉移可以有效治療由於單一錯誤基因造成的疾病，同時冒著那些影響疾病的變體不會消失的的風險，因為隨著時間推移，變體環境通常會提供良好條件。

與其把癌症比喻成一個混亂的細胞巡迴機器，不如說它是一個實時經歷著進化和變幻的進化實體。可讓癌症逃脫醫學治療的變型詭計可不依賴於遺傳密碼永久性的改變。免疫治療的方法這麼實用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從生態學角度治療癌症。癌細胞進化了，一場大戰蓄勢待發時，免疫系統有時也可以跟上步伐。

達爾文引入了一種從根本上尚未定論的觀點：我們如果不進步成為一個完美的形態，就要適應當地環境。如果人類可以當成機器，我們可以隨意修理破損的部分，但如果有某些比純粹的生物機制對生命危機更根本的事情，風險和危險的因素將一直伴隨著我們。我打賭有些更過分的事情：因為基因的變化是變革和多樣化的基礎，也使我們自己變得過於完美，這往往意味著我們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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