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羅代爾受馬克思的影響有多深？
布羅代爾是法國年鑒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史學革新運動是由法國年鑒學派發起的。這一學派因創辦於1929年的《經濟社會史年鑒》而得名。（註：該雜誌四次改名，目前名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年鑒》）他們主張用以問題導向的分析史學取代傳統的事件敘述；以人類活動的整體歷史取代以政治為主體的歷史。他們還主張史學研究要與地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語言學、人類學等學科合作。可以說，年鑒學派是「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推動力，影響深遠。
近日，系統介紹這一學派的《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年》一書在中國問世。它的作者是80歲的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他也是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和伊曼紐學院研究員。
「我像許許多多其他外國歷史學家一樣，受年鑒學派運動的啟發。」專門研究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的彼得·伯克自認是年鑒學派的同路人，也一直關注著年鑒學派的命運。在書中，他把年鑒學派區分為三代學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創建者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費爾南·布羅代爾，第三代則包括喬治·杜比、勒高夫、勒華拉杜里等人。
彼得·伯克
圍繞《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年》一書，近日，騰訊文化作者對彼得·伯克進行了郵件採訪。以下為採訪內容。
如果只寫布羅代爾一個人，不夠「布羅代爾」
騰訊文化：這本新書的前身《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發表於1990年。你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寫下這本書的？
彼得·伯克：當時英國政體出版社邀請我寫一本有關布羅代爾的書。這是他們「社會學思想家」系列叢書中的一本。我回復稱，如果只寫布羅代爾一個人，不夠「布羅代爾」，我希望能寫寫年鑒學派這整個群體。1989年這本書完成時，恰逢年鑒學派創建60周年和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紀念日。
令我難忘的是，1977年，我受邀參加了在美國賓厄姆頓召開的總結布羅代爾學術貢獻的研討會，並就英國對年鑒學派的接受情況發言。當時布羅代爾就坐在第一排！我的發言主題是「對法國史學革命的思考」。當時我開玩笑說：「我可不是埃德蒙·伯克的後裔。」布羅代爾也覺得這個玩笑很有趣。後來，在我寫關於年鑒學派的這本書時，我就用「法國史學革命」作書名。
騰訊文化：根據你的經驗，寫成功的學派綜述，需要關注哪些方面？要避免哪些容易犯的錯誤？
彼得·伯克：我們需要強調這個學派和其所處的更寬泛的外界環境的關係，學派內不同成員之間的關係，比如他們是否都追隨學派領導人，是否有異端，學派領導者是否聽從追隨者的建議。
我們需要避免給「學派」貼標籤，僅憑表象做判斷。比如在「當權」許久後，布羅代爾還認為自己是異端；拉維斯與瑟諾博司都是優秀的歷史學家，但年鑒學派並未太推崇他們，他們需要更了解他們的權威人物來認可和維護。
騰訊文化：年鑒學派像是一個大家庭：布羅代爾是勒華拉杜里的老師，費弗爾對待布羅代爾和芒德魯像是對待自己的兒子……學派成員之間也經常存在親屬關係。你如何看待這樣的「學術裙帶關係」？在西方學術圈，人們對這種狀態持什麼態度？
彼得·伯克：我覺得「子承父業」並沒有什麼錯啊！當然，他們通常很聰明，會選擇不同的領域做研究，但如果在有其他更勝任的人選的情況下，只因為存在關係——無論是真正的親屬關係，還是象徵性的家庭關係——而把這項工作給自己的「家人」，那我和其他西歐學者就會感到憂慮。
當然，我也不清楚除「家人」外，是否還有其他更合適的人選。布羅代爾也曾任命學生莫里斯·埃瑪爾為法國巴黎人文科學之家的頭。
騰訊文化：眾所周知，布羅代爾的理想是續寫一部綜合的、無所不包的「總體史」，你認為他是否實現了這個願望？
彼得·伯克：差不多吧。但我認為布羅代爾並沒有很重視文化，即他所謂的「文明史」。儘管他在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等作品中對此涉及了一部分，但他錯失了書寫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間文化交流的機會。
從1949年之後，布羅代爾的研究方式就備受質疑
騰訊文化：布羅代爾最大的貢獻是提出用三層分立的運行模式（即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三層）看歷史，以及總體史的研究方法，但一些學者批評他的研究不夠深刻和複雜。你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
彼得·伯克：我認為布羅代爾的研究方法足夠複雜，他對能揭露事實的文件和資料有著敏感的嗅覺，但就歷史研究中的計量方法而言，他可能缺乏必要的訓練。
實際上，他自己也不怎麼做計量研究。他或是和同事合作，或用別人的結論進行合成，比如《地中海》的第二版。
騰訊文化：布羅代爾不止一次地強調單個事件、單個人物，甚至重要人物在歷史上並不那麼重要，他認為事件史最為膚淺。年鑒學派也經常因不重視事件史被批評。但事實上，在寫作中，年鑒學派都不可能規避對「事件」的書寫。在你看來，年鑒學派筆下的事件寫作有何主要特點？
彼得·伯克：要因人而異。馬克·費羅寫了《1917年10月：俄國革命的社會史》《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弗朗索瓦·福雷和莫娜·奧祖夫都寫過法國大革命史。
從新的角度書寫事件的年鑒學派成員當屬喬治·杜比，他的《布汶之戰的傳奇》就很有特點。他受約寫一本書，叫「塑造了法國的那些歲月」，這原本是個很常規的主題，但他實際上寫的卻是後世如何看待這場戰爭，這就是從長遠角度來審視一個事件對後世的影響。
《布汶之戰的傳奇》法語版
騰訊文化：如果布羅代爾仍然在世，在今天的政治和事件背景下，你認為他會被怎樣質疑？
彼得·伯克：從1949年之後，布羅代爾的研究方式就備受質疑，特別是受政治歷史學者的質疑。質疑在今天依舊存在。
如果讓我指出一種新類型的批評，我會說是「社會生態學」。比如布羅代爾的地理歷史部分並沒有討論從古典時代開始的森林毀壞和水土流失，儘管這種情況在16世紀因為營造海軍工程還惡化了。
布羅代爾的「總體史」和馬克思的「整體歷史」區別不大
騰訊文化：你在書中提到，布羅代爾受到馬克思的影響，這一點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尤其明顯。具體來說，他在哪些方面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
彼得·伯克：主要在排斥經濟決定論方面。布羅代爾更傾向於地理決定論或半決定論。他的觀點有些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無論如何，他承認經濟和社會因素在政治和文化中的重要性。
騰訊文化：不光布羅代爾，其他一些年鑒學人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與此同時，布羅代爾又建議與馬克思主義保持一定距離。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的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爾·伏維爾也被置於年鑒學派核心圈之外。為何出現這樣的情況？
彼得·伯克：很顯而易見的是，他們也受到了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是布羅代爾拒絕承認莫里斯·阿居隆和米歇爾·伏維爾是核心圈內的人，還是說後兩者故意遠離核心圈，我不是很清楚。在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比如霍布斯鮑姆，是最先歡迎使用年鑒學派研究方式的學者。在某種程度上，在當時的史學界，這也是一種受歡迎的「人民路線」。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方法和年鑒學派的史學研究方法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彼得·伯克：布羅代爾的總體史（Histoire totale）和馬克思的整體歷史（Gesamtgeschichte）並沒有多大區別。在生前，布羅代爾最崇拜的在世歷史學家就是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和維托爾德·庫拉。
當代漢學家從年鑒學派那裡學到了很多
騰訊文化：你在書中較少提及年鑒學派的中國研究。多數年鑒學人對法國漢學家葛蘭言和謝和耐的成就持何種態度？中國研究在年鑒學派眼中，是否僅演算法國之外的一個「區域研究」？
彼得·伯克：年鑒學派非常重視區域研究, 無論是法國朗格多克這樣的小區域，還是東南亞這樣的大區域。
布羅代爾也很重視中國研究，他讓漢學家白樂日和讓·謝諾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其前身為巴黎高等實踐學院）任要職。謝諾是法國共產黨員，當時支持區域研究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表示了異議，但布羅代爾堅持對他委以重任。布羅代爾沒有敵視馬克思主義。
騰訊文化：在你看來，年鑒學派對當代漢學產生了什麼影響？
彼得·伯克：我對漢學的了解不太多，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漢學家卜正民和伊懋可從年鑒學派那裡學到了很多，但他們並沒有成為年鑒學派的學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學者王國斌一直很關注亞洲的布羅代爾主義者。
騰訊文化：有人評價你看到了年鑒學派爭奪權力的那方面，比如你說「費弗爾和布羅代爾兩人都是令人生畏的學術政客」。但《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2014》只是集中介紹年鑒派的學術成就，很少涉及爭權奪利的鬥爭。這是為什麼？
彼得·伯克：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內容，這也是能讓外人對年鑒學派產生興趣的原因。我提到布洛赫和費弗爾的不同觀點、布羅代爾和芒德魯之間的爭執，但只是一筆帶過，沒有詳述。的確，這部分內容需要展開探討。
騰訊文化：理查德·莫文·安德魯（Richard Mowery Andrews）在其著作《年鑒學派的暗示》中指出：「儘管法國模式的區域研究對美國深具重要性，年鑒學人的著作幾乎沒有吸引北美史學家的興趣」，你在書中援引了這一觀點。這樣的情況有所改變嗎？
彼得·伯克：我記得安德魯在1977年說過這樣的話，我相信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但是今天，我不這樣認為了。今天的環境史更加重視對區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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