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非理性的碑學之風

行書黃庭堅詩軸 沈曾植 故宮博物院藏

書家能傳於後世且能稱大家的，必定在承襲基礎上有所創造。沈曾植便是清末能稱大家者之一，其書法不入清末俗流，在揚碑抑帖風氣下能夠安然定足，求變求通。有評論家言：「書法家的字求法；畫家的字求趣；學者的字有書卷味；碑學書家的字有金石氣；帖學書家的字有滋潤豐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寐翁、巽齋等。稱其為大家，在於他長於才而博於學，可謂淵廣無涯，對於蒙古語、滿洲語、西夏語等，亦有研究。在他居於上海「海日樓」的一段時間中，與中外學人爭相質疑問學，幾乎無日無之，座上客常滿，儼然為一代儒宗。陳寅恪稱他為「近世通儒」，王國維說他：「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干、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是集有清三百年學術之大成且繼往開來的學者。

當然，同時，沈曾植的詩被譽為「同光體」的魁傑。擁有詩的修養我們才能更好地去感悟藝術家們所傳達出的對人生的體會。所以，要讀懂書法，從詩開始不失為一種門徑。此幅為沈曾植所書《行書黃庭堅詩軸》，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自識「山谷詩」，款署「寐翁」，下鈐「沈曾植印」「海日樓」印，引首鈐「知一念即無量劫」印。所錄詩為黃庭堅《題鄭防畫夾五首》之一，是黃題詠鄭防畫夾中作品的詩。據傳，鄭防是藏畫之人，畫夾應為鄭所藏冊頁。沈曾植所書的是第一首，為黃庭堅題惠崇畫：「惠崇煙雨歸雁，著（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故人言是丹青。」 惠崇是僧人，能詩善畫。《圖繪寶鑒》載其「工畫鵝、雁、鷺鷥」；《圖畫見聞錄》說他「尤工小景，為寒江遠渚，瀟洒虛曠之象，人所難到」。興許正是惠崇的山水、花鳥饒有詩意，才引起詩人品題的興味。黃庭堅這首詩的首句六字，既點明畫的作者，又描繪出畫境，展現了一幅煙雨歸雁圖。二三句承上，一氣而下，若恍惚之間，坐於瀟湘、洞庭煙波之上，目送行行歸雁，鄉情油然而生，想喚一葉扁舟，回歸故鄉。第二句中「坐」字，沈書為「著」，不知是否訛誤，俟考。至末句陡然轉折，將實境再轉畫境，峰迴路轉，饒有情趣。全詩靈活多變，力求創新與出奇，通篇值得玩味的是，詩之「筆墨」暗合了此軸沈氏所書之「筆墨」。

《行書黃庭堅詩軸》代表了沈曾植行書的藝術水平，學者馬季戈認為：「此軸書法下筆有力，多用側鋒，筆劃勁利挺峭，有北碑書法意趣，章法布局亦自具特色。沈氏書法貌似鬆散，實則意到筆隨，回護照應，不失毫釐。章法布白更處處呼應，相揖相讓，靜中求動。」「側鋒行筆，下筆有力，」正在於沈氏得益於包世臣的「安吳執筆法」，其有詩稱：「百年欲超安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他的弟子王蘧常回憶說：「沈氏作書行筆速度極快，下筆力量也很重，而其轉指最為靈活，有時候甚至筆管倒卧於紙上。」 這樣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書法，常體現出漢碑的生拙頓挫，線條渾厚，寬博自在，在「不穩」中顯得到位，這種到位，如曾熙所說：「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

此軸我們不難看到沈曾植於章草用功之勤，又融入北碑，使得其生拙，蒼勁。通篇書法注重單字造型，唯「雁、著」「去、故」稍作連帶，字的造型在強烈的誇張空間對比之下，給觀者一種猙獰之感。「我」「瀟」「庭」「丹」等字呈「三角」狀，其餘字體取傾斜之態，整體橫畫左低右高。注重單字往往會於連貫上顯得不足，但是沈曾植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會加強點畫的粗細，長短，如「歸」「人」「是」等以筆畫長短造「勢」，不斷在峰迴路轉之中變換。沈氏雖在章法上並無大開大合，但字態在矛盾的狀態下形成不可分割的整體，衝擊性強，帶有戲劇效果，極具藝術性。

清中期，書法逐漸發展成為帖學和碑學的同時並立的狀態，碑派的興起預示著帖學一統天下時代的結束，進入清代末期，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已經深入人心、影響巨大。而在清朝末年，當大多書家在學碑而貶帖之時，沈曾植卻熔碑帖於一爐。有人言，沈曾植的意義在於他強調的是一種以心性去書寫態度，而非簡單的書家之字。所以沈曾植亦可以看做是從清朝興起的一股非理性的碑學之風到碑帖相接的一個轉折點，他更讓後世認識到了帖學和碑學的相互意義，理解中國獨特的碑帖藝術。正如胡小石所評價的：「前不同於古人，自古人而來，而能發展古人；後不同於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啟迪來者。」（文/貞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