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朴槿惠，韓國財閥的「免罪符」早被擼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韓武星】

受朴槿惠「親信門」影響，2月17日，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被批捕，這是1938年3月三星商會成立以來掌門人第一次被批捕。雖然李在鎔自稱為「受害者」，是迫於朴槿惠總統的壓力不能拒絕向崔順實一家提供資金支持，但法院表示，根據新的指控事項和證據認定逮捕理由成立並有逮捕必要。

韓國財閥和政府之間的利益關係早已不是秘密，以此事件為契機，韓國輿論對打碎政商隱秘關係的呼聲再次高漲。目前，三星集團的銷售額約佔韓國國內製造業的12%、營業利益約佔30%，在韓國國內市場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因此一直以來在許多國內外問題上獲得了所謂的「免罪符」。然而，圍繞朴槿惠和崔順實的一系列「親信干政」醜聞讓韓國人民感到了憤怒和反感，並對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社會要求越來越高，法院終於決定了不再向財團發放「免罪符」。

韓國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

韓國財閥比政府權力還大

在韓國，三星、現代汽車、樂天、LG、SK等企業被稱為「大規模集團企業」或「財團（財閥）」。一般來說，財團是指在財界佔據巨大勢力的資本家集團或大型企業，同時是國內的核心利益集團，在政界發揮著極大的影響力。這些財團與政府間的隱秘關係總是被頻繁提到的第一號改革對象。在這些政商勾結具體形成的幕後，三星集團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實際上，1961年朴正熙設立國家重建最高會議長，逮捕「非法聚財企業家」的時候，被指明為「非法聚財第一號人物」的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居然在日本東京。經過40天的斡旋，他回國後就積極推動成立「韓國經紀人協會」，該協會即是在最近發生的「親信干政」事件中，發揮核心角色的「全國經紀人協會」。在此協會的影響力下，三星集團在1966年「糖精走私事件」和2007年「三星索賄事件」中，都被免於嚴格的刑事處罰。

在過去軍事獨裁政權下的政商勾結中，企業的生存取決於政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國際集團解體事件」。國際集團始於韓國釜山，是專門生產膠鞋的企業，是1960年代韓國第一次出口鞋類產品的企業。朴正熙執政時期，國際集團受到「大企業育生中心」的各種政策優惠，到1980年代，國際集團成為韓國七大企業。

然而，全斗煥上台後，開始實施總統鐵權統治。與此同時，韓國的諸多大企業以幫助昂山恐怖事件的死者家屬為由，被迫向全斗煥總統的「日海財團」出資。當時，現代集團和三星集團各出資15億韓元、Lucky金星（現LG）出資12億韓元，國際集團則出資了5億韓元，得罪了全斗煥總統。以此為契機，全斗煥總統指示財務部部長向韓國第一銀行行長施壓，用政府公權力迫使國際集團陷入金融困境，結果導致國際集團於1985年2月一瞬間最終解體。國際集團解體的表面理由為流動資金嚴重不足及投資失敗等，但1988年「第五共和國腐敗聽證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全斗煥政府的權力施壓導致了國際集團的解體。1984年至1987年全斗煥強迫韓國的各大財團捐款，總計598億韓元。

1997年韓國爆發了IMF金融危機。金大中政府力求解決經濟危機，按照IMF提出的要求實施徹底的經濟改革。實際上，當時許多外國經濟專家向韓國政府要求「對不良財團進行有秩序的破產處理」（Orderly bankruptcy of insolvent chaebols）。這意味著韓國政府將試圖處理國內諸多不良企業及斷絕政商隱秘關係，提高海外投資者對韓國政府和市場的信賴度。在這個過程中，雖然韓寶、三美、起亞等不良企業被政府解除，但經濟制度也得到了改善。儘管如此，韓國依舊尚未改革經濟運用主體、典範等具體框架。

從此後，韓國的經濟體制及產業結構被生存企業重組，而且它們在政界發揮的影響力逐漸上升。尤其是這些生存企業不斷向提高危機管控能力及具備有組織的智庫等方向發展。除此之外，這些財團企業請政府的退休高官來擔任企業重大項目負責人，而各種國內經濟相關的法規和稅收制度向對財團有利的方向轉移，國家的經濟運行方向越來越傾向於財團，從此時開始，財團壓倒了官僚社會。

壓縮增長還是省略增長?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是實現經濟發展奇蹟的代表國家。韓國經濟看上去在30多年內實現西方國家通過幾百年才能取得的發展。許多韓國經濟學者將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稱之為「壓縮增長」，並以此沾沾自喜。然而，如此令人矚目的發展也帶來了不少副作用。

如此，大多數西方國家在過去400年間經過了從重商主義階段開始，到自由主義階段，再到凱恩斯主義階段，最終到新自由主義階段的一系列經濟發展過程。然而，韓國並沒有經歷了這一整個發展過程。從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韓國經濟發展模式接近於重商主義。威權主義政府給少數大企業賦予經濟上的壟斷特權，通過保護貿易政策來保障它們的利益，作為回報，政府收取企業政治獻金。在這種方式的基礎上，經濟快速增長給予威權主義政府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這種重商主義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部分開始自由化，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給韓國經濟帶來了很大衝擊，使得韓國經濟發展階段跳過到新自由主義模式。換言之，韓國經濟跨越了自由主義階段和凱恩斯主義階段。

結果，就政治和經濟權力關係而言，韓國尚未確立西方國家在自由主義階段確立的法治主義傳統。而且就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而言，韓國尚未達成西方國家在凱恩斯主義階段達成的勞資間妥協，工人階級的福利還沒充分提高。相反，重商主義階段的政商勾結在韓國仍然持續存在，而且自由主義階段勞資間的對立逐漸激化。即，經濟發展階段已經超越新自由主義，乃至謀求下一階段，但政商勾結水平仍在重商主義階段，而勞資糾紛水平仍在自由主義階段。

由此，政界和財界間的幕後勾結現象留在韓國經濟之中，而且韓國民眾將大企業視為剝削工人階級、套取利潤的集團。現在回頭來看，韓國曾經引以為傲的「壓縮增長」，原來是跳過法治主義和階級間妥協的「省略增長」。

朴正熙體系的崩潰與韓國經濟的新跳躍

去年舉行的聽證會明確表示韓國經濟的根本性弊端，即政商勾結的蔓延和勞資妥協的欠缺。因此，韓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向彌補這兩「省略」方向前進。其實，朴槿惠總統上台之前，韓國已經快要走上正軌了。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法治秩序在韓國逐步確立，並且勞資階級間也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協。譬如，1998年，韓國社會中首次建立經濟社會發展勞使政委員會，由此，勞動界、經濟界和政府官員開始一起探討各種勞資關係相關問題，改善勞動與經濟部門的制度，不斷推動勞資階級妥協。而且，盧武鉉政府始終強調「財閥改革」，力圖根絕政商勾結，確立法治秩序。

然而，朴槿惠總統上台之後，韓國似乎要重返樸正熙體系。政治權力破壞民主秩序，凌駕於法律之上，強迫企業捐款，無視群眾的要求。她試圖以她父親的方式治國。雖然她仍然期望生活在「朴正熙時代」，但韓國民眾的意識水平已經很成熟了。民意最終彈劾朴槿惠總統，將九大企業的掌門人對簿公堂。

過去朴正熙體系下的重商主義模式有助於韓國的經濟發展。政府主動培養大企業，給它們保障各種特權，藉此實現快速經濟發展。對當時因朝鮮戰爭而變成廢墟的韓國而言，只有這種方式才能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可是，這種韓國式「先富論」不再適於當前的韓國。因為在韓國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了，現在韓國需要瓦解朴正熙體系，切斷政治和經濟間的幕後勾結，讓先富帶動後富，實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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