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位師傅對乾隆影響頗深，教他以禮治國，才有了昌盛的乾隆王朝

歷來帝王之子自幼生於深官之中，不曉得什麼是憂愁和恐懼，也不知道什麼是風雅，自比宮外人顯得單純一些。但長於此亦就失於此，作為一名皇子，即使天生聰明，神機莫測，但要成就大業，仍需外力相助。不了解禮樂教化，不學習知識，就不能明辨是非，鑒別倫理綱常。、

更重要的恐怕還有一條，那就是了解社會，培養處理政務的能力。乾隆六歲時開始讀書，在福敏等名師指導下，熟讀經史子集，悉知治國之理。作為一位滿族皇帝，乾隆對漢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極為精通，這與他從小接受老師的教育和飽讀中國儒家經典是分不開的。

乾隆天資聰穎，但他仍非常認真地向他的老師學習，善於吸取他們的長處，來補己之短。

對乾隆來說,自幼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朱軾、福敏和蔡世遠。

朱軾，字若瞻，號可亭，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進士。朱軾歷任知縣、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時出任陝西學政。朱軾在陝西任上大力推行宋代哲學家張載的學說，他教導學生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後來，因為朱軾頗有政績，屢次受到拔擢，升遷至左都御史，承《聖祖實錄》總裁之職。雍正時，朱軾入值上書房，被擢升為吏部尚書、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朱軾很有才幹，他兩度遇到家人病喪，被兩朝皇帝特准在職服喪。

朱軾是著名的理學家，研究禮祀，又精明能幹，躬親治事，政務雖繁，不廢學問，生活上則很儉樸。《朱軾墓志銘》中寫道：「公為政，練達有體。自為縣及浙撫，未嘗假賓佐，摘伏多洞中，吏不能為奸，政事之外益著書，自諸生至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鮮華，而愛國忘家。惟民休戚是念，凡所學必以身踐之。」朱軾受宋張載影響，主張做事應身體力行，後來乾隆也經常強調這一點，可能就是受了朱軾的影響。朱軾除了比較推崇張載的學說外，對漢代賈誼、董仲舒，宋代的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也較為看重。

朱軾接任乾隆和其兄弟的老師時，乾隆十二歲，課業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只差進一步的深造了。由於年齡正處在少年階段，一個人的性格氣質以及興趣愛好還未定型，仍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所以，朱軾對乾隆的教育對於乾隆以後的性格、愛好、志向、能力等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乾隆曾讚揚朱軾說：「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為聖相簡用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

由於時代的關係，朱軾教給乾隆的自然是當世推崇的儒家那套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帝王之學。朱軾幾乎比較成功地按儒家的傳統模式參與造就了一位明君。乾隆在《懷舊詩》中尊稱朱軾為可亭朱先生，並說他講授時間最多，詩中寫道：「時已熟經文，每為闡經旨。

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雲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乾隆對朱軾十分尊敬。做皇子時，乾隆還給他贈詩，以示景仰之情： 「早歲承綸紓，成童授簡編。

方規看錶帥，函文獲周旋。……十載如旬日，高山復大川。汲長難試綆，質魯記窺淵。惟借開陳力，常資接引緣。前途粗賞識，往笈事精研。方示尋鄒屐，旋招泛汩船。高深終莫測，言像未忘筌。」

雍正皇帝駕崩之時，朱軾正在被派往浙江勘視海塘的途中。乾隆立即讓他重返京城，並授予他騎都尉世職。朱軾為輔佐新皇帝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奏請停止以丈量農田計算錢糧的舊制，因為其中弊端百出。朱軾還向朝廷上奏，指出法吏治獄過於嚴酷之弊，請求廢除定製之外的刑具。

乾隆對朱軾便信任倍加並要求他，「公以舊學重臣，日趨內廷，辰入酉退，屢陳便宜」。也隨即給他許多工作上的便利。

乾隆初政，便以寬大糾正雍正的嚴苛，這一方針的制定與執行就與朱軾有關。袁枚在為朱軾撰寫的《神道碑》中說：「公奉世宗詔，侍皇上青宮最久。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島八陔，靡不異音同嘆，慶堯舜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只可惜朱軾在乾隆元年(1736)十月便病死了。

在乾隆急需支持、幫助的時候匆匆地離開人世，使新皇帝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只能使用雍正留下的大臣們，而無法組成自己所熟悉、所信賴的新的工作班子。朱軾在得病之時，乾隆親臨視疾，朱軾堅守禮儀，下床穿朝服在戶外迎拜，次日，朱軾逝世。

乾隆對朱軾的死非常悲痛，下令輟朝一日，親往祭奠，並發帑冶喪，賜謚「文端」，人祀賢良祠。

蔡世遠是乾隆的另一位專職老師，他對乾隆的影響也不小，乾隆敬稱他為「蔡聞之先生」。蔡世遠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進士，曾協助李光地編纂《性理精義》，此書是乾隆曾經學習的課本。蔡世遠和其父親一樣，是一位教育家，他們兩代主持福建鰲峰書院，聲名遠播，「手定學約，躬行率先，儒風大振。父子相繼為全閩學子之師，前此未有也」。

雍正年間，蔡世遠入值上書房，後又升至侍講、侍講學士、少詹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但主要是侍乾隆等皇子讀書。蔡世遠教書非常認真，「侍直內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嘗一日輟」。

蔡世遠也是一位十分崇拜宋儒的理學家，他曾說：「宋朝當理學昌明之會，周程張朱，比肩而起，德性學問之功，昭昭若揭天壤。」他在施教皇子時，也極力把這些宋理精譯講給他們：「公侍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於諸史及他載籍，則即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必跡異同，反覆陳列」。「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為訓，而必本於誠」。

蔡世遠對乾隆的影響也頗為大，乾隆一生崇奉韓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詩，就是受蔡世遠的影響。乾隆曾說：「所以之師雖多，而得力於讀書之用，莫如聞之先生。……皇考命人尚書房授讀，余時學為古文，先生謂：當以昌黎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載道，氣盛可以達辭，至今作文資其益。」

從個人情誼來看，乾隆與蔡世遠的關係也較為親密。蔡世遠得病，乾隆寫詩《立春前五日以詩代書問蔡先生病》送給他：「早起披衣喚小僮，新裁柔翰走詩筒。問師冷日違遭，憶我春風坐卧中。」在後來的《憶舊詩》中，乾隆也稱蔡世遠：「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人載寒暑共。常雲三不朽，德功言並重。……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這些詩都表現了乾隆與老師之間深厚的感情。

蔡世遠死於雍正十二年(1734)，並沒有看到自己的學生登上皇位。他著有《二希堂集》，自稱「學問未敢望朱文公（朱熹），庶幾其真希元（真德秀）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諸葛亮），庶幾其范希文（范仲淹）乎！名二希堂之旨以此。」乾隆曾為此書作序。

後來，乾隆在養心殿辟「三希堂」，收藏曆代名家法帖。他所以命名「三希」，可以作三種解釋：一是希賢、希聖、希天；一是藏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殉《伯遠帖》，這三件作品皆為稀世之珍；一是蔡世遠有「二希」，而乾隆自己也希蔡世遠之「希」。從這裡可以看出，乾隆對自己這位理學名師也是非常尊重和認同的。

縱觀乾隆一生，會發現因他所接觸的老師多為理學名家，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大多帶著程朱理學的某些印跡，所做之事也終不出程朱理學的桎梏。但也正是由於深受禮教的熏染，在封建統治中，乾隆才能以禮道來治國，服天下人心，創下文治昌盛的乾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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