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種族主義立法是從美國學的——希特勒的美國榜樣

一名非裔美國人在「有色人種候車室」前候車

在將種族歧視寫入法律前，納粹德國曾深入研究美國在這方面的「先進經驗」。彼時的美國，現代化與不平等共存，被全世界種族主義者奉為榜樣絕非偶然。

1934年6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大約一年半，納粹德國的「御用」法學家們齊聚一堂，就反猶主義在法律領域的「傑作」《紐倫堡法》展開熱烈討論。

在納粹政權將種族歧視寫入法律的過程中，這次會議的地位舉足輕重。律師和官員們堅信自己的思想將不朽，在場的速記員也格外勤奮，將他們的一言一行記錄在案。

如今，當我們審視這份會議記錄時，可以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與會人員圍繞如何借鑒美國在種族主義立法方面的「先進經驗」進行了長時間討論。譬如，有人主張第三帝國應全盤照搬美國針對少數族裔的隔離制度，有人主張異族通婚應被認定為犯罪，還有人興緻勃勃地介紹了美國各地如何認定「黑人」和「蒙古人」，並試圖將類似標準用於甄別猶太人……簡而言之，在會上，「美國模式」的擁躉幾乎全是狂熱的納粹分子。

這就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詹姆斯·惠特曼在新書《希特勒的美國榜樣》中呈現的事實。正如他在該書前言中指出的，這份80年前的會議記錄令讀過它的美國人感到難堪。經常為外界選擇性忽視的是，早在1925年出版《我的奮鬥》時，希特勒就認為美國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稱其「在創建健全的種族主義社會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上世紀30年代上台後，納粹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努力從美國尋找將種族歧視「合法化」的靈感。

美國「商業內參」網站在點評該書時指出，惠特曼的故事似乎令人難以置信——納粹的種族主義立法竟是從美國學的？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把目光投向了美國？

在普通人的認知中，美國在打敗希特勒的鬥爭中做出了巨大犧牲。但很多人不清楚，一個多世紀前，美國在制定種族主義法律方面同樣領先世界。

惠特曼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的種族主義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790年的公民歸化法，其中規定「自由的白種人」可以成為美國公民。進入19世紀，美國出台了多部基於種族的移民法律，成為全世界種族主義者眼中的旗幟。同時，在民事法領域，美國對跨種族通婚的嚴苛立場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相關法條禁止不同族裔的居民通婚，還威脅對通婚者追加刑事處罰。更重要的是，這些如今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法律規定並不局限於種族歧視盛行的南部各州，而是適用於整個美國，因此被納粹德國法律界拿來借鑒。

的確，美國不曾迫害猶太人，但並不介意將其他少數族裔列為二等公民，包括中國人、日本人、菲律賓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隨著希特勒下令將猶太人與「德國人」區別對待，美國對二等公民的政策也變得頗具參考價值。

尤其令當時的德國人著迷的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文化強國，「有活力、現代化且富裕」。《希特勒的美國榜樣》一書提到，「元首」及其追隨者因此羨慕美國，希望了解後者崛起的秘密。種族歧視被解讀為美國強大的原因之一。

有人會說，無論美國的種族歧視何等醜陋，納粹的死亡集中營都不是受此啟發，即便希特勒曾對北美早期白人定居者「將數百萬印第安人射殺至幾十萬人」讚賞有加。問題在於，20世紀30年代初，《紐倫堡法》初具雛形時，納粹當局尚未考慮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他們最初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將猶太人趕走，以維護「雅利安國家的純潔性」。

諷刺的是，在探討如何判定一個人有猶太血統時，直接仿效美國對黑人的甄別方法的提議被德國法律界否決了，理由是美國的規定太過嚴格：一個家族在幾代前曾與非洲裔人士通婚，後代就會被歸入少數族裔範疇，無法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福利。

通過查閱大量歷史資料，惠特曼在《希特勒的美國榜樣》中強調，當時的德國法律界人士真誠地信奉「美國模式」，並援引美國著名政治人物的觀點佐證種族歧視的合理性。上世紀30年代，年輕的德國律師海因里希·克里格曾在阿肯色州大學做交換生，他向納粹司法部提供的資料為後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克里格留存至今的筆記中，不止一次提到托馬斯·傑斐遜和亞伯拉罕·林肯的名字；前者在1821年主張「兩個同樣自由的種族不能在同一個政府治下存在」，後者在當上美國總統前曾多次發表帶有種族隔離色彩的言論，如「美國的唯一希望在於把黑人另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彷彿與納粹驅逐猶太人的計劃遙相呼應。

惠特曼在《洛杉磯時報》的專欄文章中寫道，透過《紐倫堡法》和其他檔案，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納粹德國式的荒誕，也可以看到美國的影子；事實上，種族主義從美國法律中徹底消失的時間，比德國還要晚些。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被指責對移民不夠友善；而在歐洲，瑪麗娜·勒龐等政客的極端言論也令人憂心忡忡。其實，了解歷史的人很容易發現，大西洋兩岸的右翼人士就「排外」這個話題心意相通，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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