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鮮為人知的延安日本戰俘學校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不僅在反對侵略戰爭和瓦解日軍的鬥爭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邊區人民生命財產的捍衛者。

日軍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剛被俘虜時，曾對八路軍充滿了恐懼和懷疑，一直想自殺。八路軍幹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邊給他生活上的優待，一邊指出他對很多問題的錯誤看法。漸漸地，前田光繁的思想開始動搖。他終於選擇了生路，不再為是死是活而煩惱。後來，通過進一步讀書學習，他開始反思這場戰爭，決定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反對這場野蠻的戰爭。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慶祝元旦集會上，前田光繁和另外兩名日軍俘虜小林武夫、岡田義雄突然走上舞台，當場宣布要參加八路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當時深受感動，走上台去和他們緊緊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熱情地說：「我代表全軍衷心歡迎三位日本青年參加我們的軍隊，成為光榮的八路軍戰士！這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是三個人，不久就會有幾十個、幾百個……」

朱德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成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後，前田光繁回憶說：「決心參加八路軍的我們三個人，沒有想到能得到朱德總司令的親自歡迎。那一天的情景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真是終生難忘。」認識朱德後，前田光繁常在操場上看到他與戰士們一起打籃球。有時候，朱德會大聲喊站在場外的前田光繁：「喂，小夥子，來來來，打一會兒，來吧！」剛開始時，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為這在日本軍隊中是不可想像的。但後來他也慢慢習慣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發動另外七名日籍八路軍戰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聯盟成立後，朱德專門向他們表示了祝賀。此後，它在中國各地發展到13個支部223人。1940年，日軍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瘋狂掃蕩。10月下旬，關家堖戰役打響，戰鬥非常激烈。此時前田光繁的任務是向日軍喊話宣傳。關家堖一仗，八路軍英勇作戰，幾乎全殲日軍，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勞。

1942年8月，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的指導下，各根據地在華日本反戰團體在延安召開了「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全華北反戰大會」，將「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前田光繁當選為聯合會會長，森健、松井敏夫為副會長。從此，分散在華北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團體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在華日本人的反戰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臨行前，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為他餞行。前田光繁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去幫助岡野進（野坂參三）工作。臨行前，羅（瑞卿）主任還特別設歡送宴，招待我，左權參謀長也參加了歡送會。一個日本人八路軍士兵受到首長親自設宴送別的禮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懷的事情。羅主任對我說：『延安是革命聖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到延安學習的機會，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好好學習工作，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會再重新團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擔任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員和政治幹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窯洞前紡過線，在寶塔山上開過荒，在延河水中洗過澡。他後來由衷地感嘆：「那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憶錄《八路軍的日本兵》，真實地反映了他在中國的經歷。書中記載：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領250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從延安出發，千里跋涉趕赴東北，幫助做關東軍及日本僑民的遣返工作。之後，前田光繁又幫助東北民主聯軍說服原日本航空教練隊的教員、技師、飛行員加入新成立的東北航空學校，並擔任學校的政治指導員，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自動組織起來，成立了日本人邊區自衛軍，加入保衛邊區的戰鬥行列。他們發表了堅定地參加邊區自衛軍的誓詞：「延安人民是我們的第二慈母，邊區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不願敵人踏進我們的第二故鄉來蹂躪我們慈母的一寸土地，我們願流盡最後一滴血，來保衛邊區。不僅如此，還有一些戰俘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到前線後，一面打仗一面做日軍的反戰工作，秘密在日軍中建立反戰團體，散發反戰傳單。

學員們畢業後，奔赴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展對敵鬥爭。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曾歸納了學員的工作方法：一、印發傳單。宣傳反戰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陣前喊話。通報戰爭進程，宣傳我軍政策，鼓勵日軍投誠；三、電話交談。利用敵人電話網開展對敵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還可探聽敵軍內部情況；四、送慰問袋。與對方先交換禮品，再互通信函，進而影響他們；五、掛鯉魚旗。日本有在5月5日過男孩節習俗，這天把寫有「不許打耳光」、「給吃飽飯」等口號的鯉魚旗掛到敵碉堡附近。

這些學員的確在戰場上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他們熟悉日軍內部情況，了解其語言、風俗、習慣和心態，還有同學、同鄉和朋友等舊關係，加之日軍士兵對他們的敵對情緒也相對較少，因而能進行針對性很強的宣傳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軍戰士無法起到或很難起到的作用。八路軍領導人曾對他們的對敵工作給予過高度的評價。朱德說：「日寇在華北最怕兩樣東西：一為日本反戰同盟，一為朝鮮青年抗日義勇隊。」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日本工農學校及其學員數量也在增多。山西、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也先後成立了分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各個日本工農學校總共培訓了上千名學員。日本工農學校及其活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極度仇視和恐慌，他們起先是封鎖消息，到後來實在瞞不住了，便大罵學員是「賣國賊」、「貪生怕死」，還派特務進行滲透。不過令他們失望甚至吃驚的是，多數被派過去的特務，一經與八路軍接觸，也開始受到感染，自動供出其真實身份，並最終加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列。

事實證明，大多數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日軍士兵，在放下武器，經過正確啟發和引導之後，是能夠醒悟，並回到勞動人民立場上來的。為了反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畢業於山東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審訊和酷刑，他毫無畏懼，不止一次地莊嚴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軍中去！」最後敵人將他殺害。在江蘇贛榆縣（當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園，樹立著一座高4。5米、呈手榴彈形的巨石紀念碑，上書「日本國友人金野博同志紀念碑」。今天樹立在延安寶塔山日本工農學校前的紀念碑顯示，共有36名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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