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卑微的人生就是到了世界盡頭，還得往裡再走一段

天下 03-14

文 | 雲也退

有個問題始終困擾我：如何面對一個殘缺的人體？在地鐵上，在鬧市的路邊，在排隊用積分兌換超市貨品的隊伍周圍，在風景區車流堵塞的大門兩側，總會遇到那些鬍子拉碴、衣衫襤褸的人，伸出一個只有一兩根手指的手掌，或者扒開褲腿，露出兩截被日晒得通紅的殘腿。他們乞討，而我選擇視而不見。如果非要說個道理，我會說，他們侵犯了我視野的乾淨權。

讓骯髒醜陋的東西落在視線之外，是文明城市的一分子所享有的優勢；我還可以說，這些人用賣殘來綁架我的情感，還可以引用一些早就爆出的料，說這裡有陰謀，是有人故意操縱他們賣殘。於是我被保護了起來。即使沒有這些保護，我也可以搬來一神教的博愛觀，說造物主愛人，照顧到每一道傷口。《古蘭經》里講真主：「不管天上地下，即使小至一隻螞蟻的重量也逃不過他。」那多好啊，就不用我去費心關心別人受的傷害了。大大鬆一口氣。

這幾日讀《青苔不會消失》，我感到，我迴避去做的事情——沉默地直面他人的殘肢羸體——被書的作者，曾經的調查記者、如今的非虛構作家袁凌，給代辦了。他寫的是因為礦難的倖存者，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常年深藏在家裡，與等死無異。礦工給作者展示他的殘體時問了句「你怕不怕？」然後，袁凌將他所見的如實描寫：「我們看到他大腿上的瘡口，已經深到骨頭，塞著一坨衛生紙……」

我隔著文字接觸真人實況，就好像作者在我和這個名叫「黃國林」的卧床礦工之間放了一塊毛玻璃。總有人要去面對真實的，除了親自負擔這真實的人和他的親屬外，就是像袁凌這樣的特稿記者。這是一個必須習慣傷悼的行當。

書里還有其他人，形形色色，大多數沒有落到被推入等死深淵的礦工的那麼悲慘的地步。苦難跟苦難是不一樣的。

有些苦難，比如在北京大雜院里混租的外地菜販頂著霧霾天賣菜，日日不輟，讀者可能還很有點興趣，因為這些人承受的生活對他們既新鮮又有安慰作用。在沂蒙山的村落，苦難表現為空巢老人的孤獨，他們的兒孫都遠走他鄉打工去了，歷史欠了他們一屁股必定要被帶進墳墓的債。雲南的中越邊境，一些農民生活在昔日的雷區，他們的苦難是1978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後遺症帶來的，槍炮和地雷留下了一群殘疾人和他們走不出陰影的親屬後代。在漢江上游的眾多村落，當地人的苦難來自被「南水北調」和工業污染摧殘的江水，自然生態被嚴重破壞，文字中的水流令人怵目的噁心不亞於病殘肢體：

「在2002年，運建立開始組建環保NGO『綠色漢江』之時，滾河水成了黑河，上游的造紙廠讓它像是製造出來的墨水，又透出淤血的暗紅。」

這些各不相同的故事都一種「遺留」感。殘廢的人，重病的人，坐困愁城的人，都是被剩下的，無力且無助，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里寫的那個自稱「吃屎」的老軍人。他們住的地方也是被遺忘的，正如書中寫殘疾礦工王多權時所說的：「如果你自以為到了世界的盡頭，到王多權的家還得往裡再走一段。」專門去搜訪這些人的特稿記者，他們的工作狀態莫非是興奮的？來到窮鄉僻壤，找到一個個悒悒絕望的人，讓他們展示自己的苦痛……

書中所寫的主角，只有一個是我讀之前就知道的：海子。在汗牛充棟的寫海子的文章里，袁凌添上了他自己的一篇，題為「死於一場春天的雷暴」。「雷暴」二字精準到炸裂，再沒有更好的詞來描述那種令人既恐懼又期待的驟變了。不過，袁凌在寫到海子的朋友和熟人、引用他們的話語時，他所精於構造的那張「遺留」之網仍舊洶湧地擴散開來，將成名已久的詩人如臧棣、西川、葉匡政等都捕獲在裡面，他們都成了被以海子所代表的一代自殺詩人遺留於身後的「後死者」。文章收尾時，作者寫了海子家鄉的景觀，老屋的青苔，仍然在世的海子之母，沒有懸念，蕭瑟冷清的「特稿味」又出現了。

被遺留的都是犧牲品，話語權為零，統計數字是他們唯一可見的歸宿（如「中國大約有600萬塵肺病人」）。過去，一神教的敘事設定人皆螻蟻，讓你得以自安於數字之前，反正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佛教顛倒了兩端，說「一沙一佛陀」，每一點塵埃都是一個世界，「正是這種通俗智慧，」安妮·迪拉德說，「使佛教偉大得令人壓抑。」

《青苔不會消失》也是令人壓抑的：你根本看不過來這些世界，這裡面的萬般痛碎，你細數不清。佛教因此為人打開了大悲憫的通道，但袁凌的工作則告誡我說，大悲憫也許是另一種逃避，只要我沒有細看過殘肢的尖端。

他出了好幾本書，他當特稿記者的時間似乎很長，因為我覺得他寫過的底層人物實在太多了，他寫仲春，寫盛夏，都有蕭瑟感。他注意到的總是宴會廳隔壁忙碌的廚房，散場之後的清掃一地狼藉的人，或在大戲開場之前黑黑的舞台布景下討生活的人，再到《青苔不會消失》里那些連被致敬的資格都沒有的純粹的見棄者。躲開他們，無視他們，是保護自己的體面的必要。

然而，書中寫「北京局外人」的一篇，讀到那些北漂中的底層像部隊緊急集合一樣凌晨三點爬起來，「小便池前，男人們列隊射出的尿液熱氣和後半夜的嚴寒相激，凝成一種新鮮、溫暖又凜冽的氣息，刺激鼻孔」，我便想起夏衍《包身工》里寫女工們起床後「很響地小便」。體面和不體面究竟有多大分別？一個獨尿尿，一個眾尿尿而已。

「作卑微的見證」是袁凌寫作這些文章的信條，它並不像看起來的那樣謹嚴而豪邁。即使是為了與心中與生俱來的匱乏感作戰，當一個特稿記者，也不是他的必由之路。那些故事，在寫下的時候就註定是不能產生什麼有意義的結果的，甚至連「不平則鳴」的意味都只是塗在優美文字之上的淡淡一層，就像那些人展示臟污的身軀，只為迫使我去注視。青苔生長見棄的荒庭，而種子落在不同的地方：落在泥土裡的種子去注視落在石縫裡的種子，落在泥土裡的種子想像自己落在石縫裡的樣子。

雲也退：卑微的人生就是到了世界盡頭，還得往裡再走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