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逼迫紅軍走上漫漫長征路？

被蔣介石稱為「當代卧龍」的首席軍師楊永泰(廣東茂名人)，如今已幾乎無人提起。他才思敏捷，筆力雄健，助蔣剷除「諸侯」，逼迫紅軍長征，為國民黨立下汗馬功勞。若非喋血江畔，民國往事又該添多少傳奇……

說楊永泰是蔣介石的「諸葛亮」，一點都不過分——他初出茅廬，便獻策蔣介石「三分天下」;一道「出師表」，就逼迫工農紅軍移師西去。蔣介石對他言聽計從。不曾想，權重一時的他最後居然血染揚子江畔，做了國民黨派系爭鬥的冤鬼。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躊躇滿志，舉兵南進，開始向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然而三次「剿共」連連敗北。蔣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諸侯」人馬那麼多，都被逐一剷除了，而共產黨就這麼一點人馬，怎麼就稀里糊塗地輸了?

楊永泰認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敗的原因，發現蔣的失策在於把紅軍看成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紅軍絕非烏合之眾，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紅軍的最大不同是實行政治建軍，兵民一體，上下同心，因此必須採取新的策略才能「剿」滅。紅軍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來個「政治剿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楊永泰派人向蔣呈遞了一份「萬言書」，陳述了自己對於「剿共」的意見:「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

楊永泰的下面幾句話更是一下子說到了蔣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里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話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蔣介石對「萬言書」大為讚賞。1932年4月，蔣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決定破格提升楊永泰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令其隨行前往武漢。這樣，楊永泰正式成為蔣介石的帳前軍師。

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可謂老謀深算。蔣介石照此實施，立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中顯示了威力。由於張國燾的指揮錯誤和政治上未能適應蔣介石的新策略，沒有採取應變措施，致使紅軍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向西退去。

蔣介石大喜過望，對楊永泰更加言聽計從。他立即移營江西，全力「圍剿」中央蘇區。

1933年5月7日，蔣介石改「行轅」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會長行營，任命楊永泰為南昌行營秘書長，全權總攬政治事務。楊永泰負責的第二廳專營「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營上下又稱楊永泰為「七分廳長」。

第四次「圍剿」準備不充分，蔣介石並未得手。儘管如此，他對楊永泰的方針並沒有動搖，而是馬上組織第五次「圍剿」，調集50萬重兵對付江西中央蘇區。

楊永泰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圍剿」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運用:他組織求是通訊社，專辦行營新聞發稿工作;組織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為「剿匪」前線的「文化標兵」;實行軍人獨裁，強化保甲組織，嚴厲實行連坐制，對蘇區民眾實行所謂「軟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楊永泰建議蔣介石對蘇區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國民黨利用軍隊、行政官員、各省黨部以至基層黨部、各地鄉紳等，組成嚴密的網路系統，要與紅軍打一場「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

僅一年多時間，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國工農紅軍西去。楊永泰因謀劃「剿共」有功，當選為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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