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知識分子不願跳廣場舞，晚年有多體面就有多孤獨

在他們身上，孤獨不只是衰老的副產品，更是貫穿一生的精神底色。

文 韓墨林

編輯 方奕晗

大雪過後，從燭光園5層的天台向下望，會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園子里覆蓋著厚厚的雪，陽光下白的耀眼。園子外的雪則早已被足印和車轍碾碎，露出黑色的柏油路面。黑與白、寂寞與喧囂，只有一線之隔。

81歲的文殿華介紹，「燭光園」的名字來自李商隱的詩句「蠟炬成灰淚始干」，取銘記師恩之意。這裡是東北一所大學的退休教職工宿舍，位於校園東南角，居住著百餘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學草創時期的教職人員及家屬，迄今年紀最少者已逾古稀。

歲月可以輕易從這些老人那裡剝奪一些東西，健康、活力甚至生命。但這只是表徵。在他們身上，孤獨不只是衰老的副產品，更是貫穿一生的精神底色，而這恰恰是這些老年知識分子身上最動人的部分。

每逢黎明和黃昏，3公里外的海濱公園裡、4.5公里外的音樂廣場上，以及點綴在這個繁華城市之中的無數居民樓下，許多與他們年齡相仿的老人在跳廣場舞——這是一代中國老人排解寂寞的方式，但對生活在燭光園裡的暮年知識分子而言，近在咫尺的喧鬧卻是與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

正如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說，他們的晚年，是與孤獨簽訂了一份「更加體面」的協議。

01

88歲的鄧延芳已經不記得老伴去世的日子了，或許是5年前，也或許是6年前。就像不知道什麼時候，燭光園裡的路燈一盞接著一盞地滅了。小路變得昏暗、陰鬱，她要求自己慢慢適應。至於燈是什麼時候壞的，即使記得，似乎也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老伴很少出現在鄧延芳的夢裡，她覺得沒有什麼需要囑託的，人到了如今這個年齡，已經「別久不成悲」了。

對她而言，沉默是盾牌，遺忘則是抵抗孤獨的武器：讓時間淡去傷感，只留下回憶中可以取暖的部分。譬如年少不知愁的大學時代，兩個人相識相知，懷著對未知的恐懼北上，一同面對生活中的種種變數，等待春風化雨。

還有那些大時代里的小幸福：5分錢的電影票與循環播放的《東方紅》、《冰山上的來客》，以及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悄然進入學校的交誼舞。作為一項校園經典的消遣活動，交誼舞至今在行政樓前的小操場存留——每天晚飯後，只要寒風不是過於凜冽，音樂甚至會飄到燭光園裡。鄧延芳夫妻和薛寶龍夫妻曾是那裡的常客，直到伴侶天人永隔，自己疾病纏身。

若是時光倒退5年，薛寶龍的老伴還沒有去世，他會扶著她散步過來，坐在散落的小椅子上觀看人們的慢舞。繞過行政樓，向西步行20分鐘的操場上，是更加激昂的進行曲，和伴隨音樂一圈一圈慢跑的人群。5年前，文殿華的半月板還沒有開始反叛的時候，他也是其中一員，甚至可以和剛退休的「年輕人」比耐力。

現在，鄧延芳較常往來的地方，是離家5分鐘路程的閱覽室。她讀《參考消息》、《環球時報》和《瞭望》，但只是延續著過去的習慣，只是有時讀一頁忘一頁。她依然被生活的慣性推著前行。

那是屬於1樓居民的福利。住在5樓的文殿華和薛寶龍已經很少出門了，他們在170多平方米的空曠房間里消磨著大部分時光。在他們的家裡，書櫥蒙著灰，電視外殼長年冰冷，他們最貪戀的地方是沙發和陽台上的搖椅，以及覆蓋在上面的午後陽光。他們終日躺在上面，用記憶的齒輪向前運行著生命。

或許是不被人知的樂趣，也或許感覺到時間消散的悲寂，無論如何，那是他們自己的精神王國，而且似乎不打算讓任何人進入。

02

漫長的歲月中，燭光園曾經歷3次遷徙，最近的一次距今也已經19年了。已經很少有人覺察它的位置有些突兀——橫亘在大學圖書館和教學樓的必經之途上。中午和傍晚時分，學生的笑聲和腳步聲如潮水般湧來，又像撞上堅硬的石頭一樣從四周繞過去。屬於這裡的只有紋絲不動的孤獨與寂靜。

寒假期間的大學校園行人寥寥

大約五六年前，燭光園因為年久失修越發荒蕪，一些賦閑的教師開始在拋荒的草坪和花壇邊種菜。物業管束無效，只得聽之任之。

文殿華是農民的孩子，退休後「圈地」最多，成了園子里的「地主」。收穫的季節，一茬一茬生菜、蘿蔔、西紅柿多到吃不完，他就挨家挨戶上門給老同事鄧延芳等人送菜。

這兩年，隨著一些種菜的教師年齡漸長，精力不及，「自留地」逐漸縮小，燭光園裡的田園氣象開始褪色。文殿華棄置了一部分菜地，從2016年開始由於身體原因走動也少了。80大壽的熱鬧之後，他漸漸感覺到年齡的沉重——白內障二期，眼睛看東西總是影影綽綽；膝蓋的疼痛在加重，彎曲的時候像針在刺。他覺得屬於自己的生活被病痛奪走了。

漫步在校園，隨處可見學生社團張貼的海報，色彩奪目，青春張揚。而燭光園大門前的磚柱上，卻貼著不合時宜的訃告。因為每隔幾個月就會刷上一張新的，柱子上殘舊的紙印下雨都沖不掉。

當人和園子一起不可遏止地老去，隔絕他們與外面世界的鎧甲也變得單薄。從2016年開始，燭光園開始發生離奇的事情，彷彿幾個月之間，許多老人受騙，防騙告示出現在原本應該貼訃告的位置。一時間，各種猜測飛滿了寂靜多年的燭光園。

當家人發現的時候，文殿華已從游醫那裡購買了10多萬元的保健品。兒子文震宇說，騙子的手法其實很簡陋，就是在院子里擺攤體檢，然後用虛假的結果說服老人購買各種藥物。家人很震驚，為何這種簡單的騙術如此輕易地打碎了經濟學教授一輩子的知識積累。

兒子搬過來看護他，女兒暫時保管了他的銀行卡，這讓文殿華在沮喪的同時，又因為「不被信任」增加了幾分暴躁。文震宇說，父親現在越來越焦躁，他幾乎無法把父親從這種焦慮中帶出來。

文殿華對此隻字不提，家人完全猜不透老人的緘默之下究竟蔓延著何種情緒。他們只好把原因歸於校園環境太過單純，老人一輩子沒有心機。

文震宇曾儘力尋覓父親的心路歷程，但很難如願。父親的暴脾氣像一堵太厚的牆，一時之間難以撼動。在一次含糊的談話中，他猜到根源似乎出在白內障上。學校每年組織體檢，醫生判定白內障二期不需要手術，兒女也並未將此放在心上。可父親看電視時，身體需要前傾到沙發邊緣，依舊只能捕捉到模糊的輪廓。他的力氣一天不如一天，走下5樓也變得困難，為此放棄了許多愛好，而看電視，似乎是他尚能掌控的唯一的「能力」了。

這些老人不得不接受一個不斷重複的殘酷現實：失去。

在文殿華還算新鮮的印象里，3個老朋友已經故去了。按照慣例，新訃告貼上之後，某天早上會有一輛大巴車停在園子門口，載著他們給老朋友送行。但現在這輛車常常空載。文殿華一次也沒去過，他時而把原因推到膝蓋的毛病上，時而又說沒有心情去應付這類場合。

薛寶龍的菜地和文殿華的緊挨著，兩人澆水、施肥時都會互相照應，連帶著侍弄好對方的。2016年老伴去世後，薛寶龍的菜地也荒了。

或許是久遠的時間讓記憶變得溫存，即使談起這件傷感的事情，81歲的薛寶龍臉上依然洋溢著淡淡的微笑。

兒子在日本，女兒在莫斯科，薛寶龍開始把研究生當作孩子一樣愛護，周末叫他們到家裡吃飯。但畢業後回校看望他的學生寥寥無幾。有次，一個在香港混得很好的學生請他和幾個老師吃飯，花了1.5萬元。薛寶龍覺得太浪費，資助兩個小孩念書多好。學生笑著說這是兩回事。

他看不懂。

老伴的離世讓薛寶龍從前規律的生活徹底消失。退休後，作為特聘專家，他一直在大學附近的一所職業學院講課，「為了防止老年痴呆」。現在他取消了課程，留下大段的空白與大把的孤獨。他的睡眠變得非常淺，午睡時會被蟬聲吵醒，而早晨醒來時，窗外總是一片漆黑，鐘錶指在凌晨四五點。他變得不愛出門，寧肯連續幾小時枯坐在沙發里。

始終陪伴他的，是客廳通往躍層的牆壁上，順階而上懸掛的一幅幅照片。兒子、女兒、孫女、老伴，還有年輕時的自己。一幅照片中，孫女抱著大大的綵球，笑容非常甜美。

他們注視著他，卻無法同他說話。這個年輕時諳熟英語、俄語、阿拉伯語和塞爾維亞語的男人，晚年沉默得猶如一塊刻著皺紋的石頭。

03

在書櫥里的緞面相冊中，文殿華西裝革履，鋼筆插在前兜里，教師派頭十足。人們甚至難以想像，現在的文殿華是燭光園裡最不修邊幅、「最不像知識分子」的老人。文震宇說，父親退休之後就再沒穿過西裝，校慶之類的重大場合，也只穿汗衫和運動褲。他彷彿迫不及待地卸掉那些視之為負擔的東西。

但半輩子的教書生涯，終究在文殿華的習慣中添了幾分原本不屬於他的矜持。之前菜吃不完的時候，文殿華考慮過去街上叫賣，「就像小時候那樣」。但最終還是放棄了。

60年校慶之際，有學生記者來家裡採訪。說起學術成就，文殿華草草略過，卻眉飛色舞地說了很多童年時和父親一起沿街賣菜、掙學費的經歷。學生記者回去後寫了篇勵志故事，其中一句是：「教授小時候讀書不花家裡一分錢，學費都是憑自己掙出來的。」文殿華很生氣，他認為這種不切實際的誇張是學術態度不端的體現。他以長者的身份去規勸，又感覺對方根本聽不進去，於是更加生氣。

但文殿華還是收藏了那本校慶紀念冊。再一次拿出來翻看的時候，他對著冊子指指戳戳，手指釘在一張照片上：「這個人根本不會講課，我當班長的時候，領著全班聯名把她轟下來過。」照片下面是一串閃亮耀眼的頭銜，是與鄧延芳同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師。

文震宇說，父親是個極其坦率、較真的人。「這種人只能在校園裡混，去社會上肯定吃虧。」鄧延芳的兒子紀源是文殿華的學生，他也記得老師在課堂上「一點兒錯誤都不讓你犯」。在鄧家的客廳里，他詼諧地模仿文殿華當年講課的口頭禪：「看看看看，這就是他媽的正確答案。」

實際上，鄧延芳和文殿華性格迥異。他們和那個年代的很多老人一樣，唯一的接頭暗號是歷史。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中，每個人都歷經沉浮，也正因如此，只有擁有共同經歷的人才能真正地相互理解。而這分理解也成為他們半個世紀的情誼中一顆分量很重的砝碼。

這個春節，文殿華帶著一袋柚子去鄧延芳家拜年，又聊起這個話題。文殿華曾在最狂妄的年紀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留校，短短几年，就被歷史「扔在塵埃里摔打」。命運給了他在重新爬起來的機會，但委屈已經在心裡紮根，於是脾氣越來越暴躁，晚年尤甚。

紀源覺得文殿華那時的上課方式更像是炫技。他對一堂工業會計課印象非常深。文殿華不帶課本，只拎著一瓶水去上課，講了整整一章28頁，幾十道例題一個數字都沒記錯。

04

鄧延芳生活在隨時會脫軌的記憶里。一個小時之內，前來探望的訪客已經第四遍介紹了自己。鄧延芳注視著來訪者，試圖回憶一些什麼，但過於用力的思考令她有些疲憊，不得不合上眼睛休息。片刻，老人就睡著了，倚在冬日陽光籠罩的沙發一角，花白的頭髮幾乎透明。

2月2日，鄧延芳長久地注視著舊時相片，試圖找回積存在時間裡的記憶

如果把生命比作一場電影，接近尾聲部分，人們只會看到一個性格孤僻的老人，日復一日承受著衰老。多數時候她彈鋼琴，讀書，發獃。她的聽力正在減弱，琴音支離；視力也變得模糊，戴著老花鏡難以辨清文字，只好隨身揣著一柄放大鏡。她偶爾也會出門，但很少離開校園，所行之處只有操場和閱覽室。

鄧延芳是大學1952年建校的首批教工，作為學科奠基人，她的名字鐫刻在學界百年星河圖之上。1948年，鄧延芳考入父親的母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在那裡結識了未來的老伴，以及常勛、谷祺等好友。在不久之後，當現代學術的根芽植入古老的中華大地，這些年輕的學生將成為學科的泰斗和基石。

2009年，在谷祺的追悼會上，鄧延芳聽到這樣的悼詞：「20世紀至21世紀，在中華大地上，有一個人名叫谷祺，他開創了財務學事業的一番嶄新天地，留給了人類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開創」、「精神財富」，這些辭彙讓鄧延芳感到「感慨而振奮」。老人相信，在她歸塵歸土之際，用來概述一生的話語也不外乎如此。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是真正的天之驕子，是學術處女地的拓荒者。

鄧延芳出生於1929年，父親鄧世堃先後擔任基督教南昌聖公會主教與浙江教區主教。在戰亂頻仍、物質匱乏的年代，她的童年被書本和音樂佔據，閣樓的書房和客廳的鋼琴拼湊起模糊而凌亂的回憶。她記得父親執手教她彈奏《奇妙恩典》的清癯側影，並依然能在80年後的今天，隨手在琴鍵上拂出那段旋律：「歷盡艱險，飽受磨難。我今安然得度過。蒙此恩典，賜我平安。引我終歸家園。」

或許是優渥家境培育的物質疏離感，抑或三代知識分子家庭血脈里的基因，鄧延芳身上始終籠罩著一種不苟塵世的淡然。紀源說，即使是在父親去世時，母親表達悲傷的方式，也只是比從前更深一層的沉默。

她習慣了以沉默為鎧甲。抗戰時期，父親由於在海內外發表過大量抗日文章，並從各國教會募集抗戰物資，他們一家曾遭受日本特務的圍追堵截，逃難至江西黎川。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國家政治運動等眾所周知的原因，父親被隔離審查4年零8個月，母親積怨成疾，兄弟遠赴北美，「有背景」的朋友去了香港，而她被「發配」到遙遠的東北教書，一去就是一輩子。

漫長的時光中，回憶是一條沒有歸途的路，痕迹也在不知不覺間加深。父親思考時不允許孩子打擾，鄧延芳沿襲了這個習慣。文殿華是鄧延芳的學生，他記得，那時的鄧老師性情溫和，從不發火，但會沉默地盯著在課堂上聊天的學生，直到秩序在尷尬中恢復。

在鄧延芳家牆角的書櫥中，最上一層是她的14本著作、發黃髮脆的鋼筆筆記以及在各種頒獎儀式中她與不同領導人握手的照片。每逢學生記者到家中採訪，都會請求她介紹這些榮譽與所謂的心得體會。久而久之，台詞變得熟稔，卻好像在說別人的故事。在故事裡，主角是優秀教師、學科奠基人，以及三八紅旗手。

還有鋼琴。老伴去世之後，鋼琴成了鄧延芳的唯一伴侶。這架黑色的雅馬哈鋼琴，是1980年春意復甦之際，她用著作《會計原理》的全部稿費購得。在一個又一個下午，鄧延芳都會用它來彈奏讚美詩，一本琴譜已被她翻得泛黃。直到倦意襲來，她才離開琴凳，躺在陽光能照到的沙發拐角處，那是老伴生前看著她彈琴的位置。

在鋼琴上方的客廳牆壁上，懸掛著十餘幅鄧延芳從青年到晚年的照片。清一色的素色衣服與波浪捲髮，除了頭髮漸趨花白，時間在她身上似乎沒有留下多少痕迹。尤其是她坐在琴凳上，用純熟的英文唱起讚美詩的那些閃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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