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守夜人：他發明「三權分立」，卻擋不住清軍入關

1644年，清軍入關。

在隨後的十幾年裡，清軍先是擊敗了農民軍，又一一鎮壓了各地的抗清力量。到了康熙時期，清朝的統治已趨於穩定。

為什麼明朝會土崩瓦解？為什麼滿人僅以數十萬之眾，就可以征服人口過億而且經濟、文化均遙遙領先的明代中國？

當人們都在以傳統方式反思，或認為明亡於黨爭或認為明亡於閹禍時，啟蒙思想家黃宗羲一針見血地指出，明不是亡於什麼具體的人事，而是亡於自身體制的根本缺陷。

他認為，君主專制制度既在朝廷和民眾之間自設了一道鴻溝，又使社會渙散無力。這就使得，在災難降臨之時，官民難以合作，官不信賴民，民也不支持官，結局只能是被各個擊破。

明亡之理如此。之前歷朝歷代的衰亡之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他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若要擺脫一亂一治的循環，就應制定天下為公的「治法」，如此方可保「公利」，達「致治」之目的。

末世

在中國歷史上，黃宗羲是第一個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而且也是系統性批評的學者。

他的這些看法，既得之於他在明清迭代之際的多年反思，也得之於他的切身經歷和時代環境。

1610年，黃宗羲出生在浙江餘姚（今屬寧波）的一個讀書之家。其父黃尊素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進士，這一年的同科進士還有阮大鋮、侯恂等人。

其時，閹黨當政，黃尊素、侯恂等為東林黨人，阮大鋮則依附魏忠賢，為東林黨人之死敵。

1623年，黃宗羲隨父至北京。當時，東林黨人常在黃家聚會，少年黃宗羲卻希望客人早點離開，因為他瞞著父母買了很多演義小說，要「俟父母熟睡」，「發火而觀之」。

他不知一場巨禍正在逼近他們一家。

1625年，黃尊素遭忌還鄉。次年，黨禍大作，緹騎追捕黃尊素（同一年，因緹騎追捕東林黨人而在蘇州激起民變，參見中學語文課本《五人墓碑記》）。黃宗羲送父至紹興後，不能再送。餞別之際，黃尊素請同樣因為遭忌而還鄉的大儒劉宗周收黃宗羲為弟子。

這一別，即成永訣。

三個月後，黃尊素死於北京獄中。

噩耗傳至餘姚，黃宗羲的母親「痛哭至暈絕」。

這場災難，為黃宗羲日後形成激進的政治思想埋下了種子。

他從父親的死難中，看到了這個朝廷以及它的權力根基，有一種本質上的醜惡。

對黃宗羲的政治思想形成影響的，還有其師的改良式政治觀。

比如，劉宗周認為，為君者不可獨斷專行，而應「以天下之是非為真是非」，「以天下之聰明為大聰明」。

當時的社會文化也無日不在影響著黃宗羲。

萬曆以後，明朝的政治日益走入死局，與此同時，社會文化卻顯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性。

在士大夫方面，越來越多的人力倡個性覺醒。

比如，思想家李贄極力強調「私」的重要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

又如，「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道既和黃尊素為同科進士，又是李贄的友人，他為文力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在民間，商品經濟的發達帶來了市民文化的形成。

以江南一帶為例，為大眾服務的出版業在這裡極其繁榮。通過白話小說、小品文等出版物，發源於士大夫階層的個體意識瀰漫至市井巷陌。

簡而言之，就像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是對中世紀的反抗一樣。在明末的中國，僵化的朝廷和因受朝廷利用而僵化的儒學，也在民眾的個體意識萌發之後，遭到了越來越多的反抗。

《五人墓碑記》所記載的蘇州市民毆打緹騎之事，即是一例。

黃宗羲也曾以青年人特有的方式，參與過類似的運動。

1636年，阮大鋮在南京大肆活動。同一年，諸多東林子弟來南京參加鄉試，因為他們的父輩幾乎都遭受過閹黨迫害，為了羞辱阮大鋮，他們約定在八月十五「置酒高會」於秦淮河桃葉渡，「大會同難兄弟」，黃宗羲也在內。到了這一天，眾人召來了阮大鋮的家班藝人演出《燕子箋》，一邊讚揚伶人的演技，一邊笑罵阮大鋮，在秦淮風月里痛飲徹夜。

這是末世之中，一場屬於青春的狂歡。

絕境

多年以後，那些沒有參加桃葉渡大會者，如吳梅村，仍在詩文中引以為憾。

這時，一切都已是物是人非。

崇禎帝自盡後，福王在南京即位，弘光政權建立，但因內部渙散，僅過一年即覆亡。

此後，原本就四分五裂的抗清力量，更顯零落無力。

這一年，黃宗羲35歲，仍為一介布衣，但面對「天崩地解（黃宗羲語）」之局，他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當時，魯王在紹興出任監國，成立了魯王政權。差不多在同時，黃宗羲也組織宗族子弟數百人成立了義軍「世忠營」。他去覲見魯王，「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事。」

之所以為「義軍」，是因為這時的官軍實際上已經瓦解。抗清力量多由各地士紳組織，他們自集人馬，自籌錢糧。與其說他們是在保明廷，不如說他們是在保鄉土，是為了讓「衣冠之邦」免受剃髮易服之辱。

而黃宗羲之所以堅持「以布衣參軍事」，根本原因也是因為他對明廷並無好感。在他眼中，「反清」與「復明」乃是需要分而視之的兩件事。他是為了保文化，而非為了效忠明朝。

但是，分散的抗清力量完全不是清軍的對手。

1651年，清軍攻陷舟山，魯王逃脫；兩年後，他在金門去監國號。浙東抗清運動徹底失敗了。

1659年，在抗清力量中軍容最盛的鄭成功展開北伐，卻在南京城下大敗。

抗清運動走入了絕境。

黃宗羲為躲避清軍抓捕，也不得不四處潛居，他感覺自己也陷入了絕境。

他整日枯坐，沉默寡言。

對此，他這樣寫道：「不知日之蚤晚……如是而日、而月、而歲，其所憑之幾，雙肘隱然。」

他想到了死亡，但轉而又自責「不自愛惜」。

這種彷徨無從的情緒籠罩了他整整三年。

然後，他決心振作。

後來，他這樣回顧平生：「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抗清失敗後，他「終廁之於儒林」。

也就是說，他要在「天崩地解」之時，做華夏文化的「守夜人」。

長夜

晚年的黃宗羲，潛心於講學、著述，為後人留下了《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等數百萬字的著作。

他以此來度過「天轉地移」之際的漫漫長夜。

其中，《明儒學案》是歷史上第一部中國哲學史。

而對後世影響最大者，當屬力倡民權的《明夷待訪錄》。

對此，現代新儒家張君勱曾這樣論述：「這書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盧騷的《民約論》或洛克的《政府論》，因為它使中國人完全以新的眼光看政治問題。」

思想史學者侯外廬則稱，《明夷待訪錄》「類似《人權宣言》……明顯地表現出民主主義思想」。

這部書不僅系統性地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還提出了近似於現代議會制度的保障民權之法。

而這部書的起點，則是黃宗羲著於浙東抗清運動失敗之際的《留書》。

在《留書》中，他第一次深入分析明亡的原因。

他認為，類似的事情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太多次，如晉曾丟掉半壁江山，宋亡於元，明亡於清，均為「夷狄之為患」所帶來的巨禍，而這樣的災難本來可以避免，因為在文明程度、國力、人口等諸多方面，「夷狄」都遠遜於華夏。

那麼，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為什麼屢屢發生了呢？他認為，原因就在於自秦代開始的廢封建、行郡縣之局。

他寫道，在先秦時代，燕、趙以抗秦之餘力，即令匈奴不敢靠近中原。假設封建制不滅，無論「夷狄」多麼強大，華夏也不至於全盤皆輸，「向使列國棋置，一國衰弱，一國富強，有暇者，又有堅者，虜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豈有一戰而得志於天下如此而易乎？」

這些看法，不只是思辨的結果，也源自於他的切身體驗。

清軍入關後，在長江以北如入無人之地，而在江南一帶遭遇了激烈抵抗。這並非是因為江南江北的「民風」有多大不同，而是因為江南的民間社會有自我組織的能力，如黃宗羲即在短時間內組織起「世忠營」，而江北的民間社會則是一盤散沙。

但是，這種民間力量自我組織起來的小規模抗清隊伍，當然無法和先秦諸侯國的軍隊相比，這自然使黃宗羲十分痛恨秦政對地方力量的消弱。

他認為，秦代開啟的中央集權制度實際上是在華夏內部戕害華夏文明，這種制度在骨子裡自私之極，視天下為私產。不願分享權力的獨夫，寧可冒「失天下」於「夷狄」之風險，也不願「失天下於諸侯」。

也就是說，在秦制中，當華夏處於危難之際，無論獨裁者在主觀上怎麼選擇，他實際做出的選擇都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

這是黃宗羲的「過秦論」，在他看來，後世沿襲秦政的根本之弊，只能讓天下淪喪的悲劇一再出現，即所謂「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火種

如何走出這個怪圈？

難道一亂一治的循環註定是華夏的宿命？

在《留書》之後，黃宗羲繼續苦苦思索，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來尋找破局之法，那就是做《明夷待訪錄》。

這部書是在《留書》的基礎上完成的。對此，他寫道：「為書一卷，留之篋中。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

這時，他的關注點也從分析興亡，轉移到了如何興公利、保民權，以求根本之治。

在《明夷待訪錄》的首篇《原君》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君民為一體；而到了後世，天下成了一家一姓之私產，是非顛倒，君民反目。

他舉例說，漢高祖劉邦稱帝後，即視天下為私產，因此，劉邦曾當著群臣的面反問其父：「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這種「以君為主，天下為客」的局面，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呢？他寫道，那就是專制君主「為天下之大害」，「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使天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

那麼，如何扭轉這種惡局？如何還天下於天下之人？對此，在《原君》之後，黃宗羲分別從行政、教育、法治等方面論述了為治之法。

他認為，行政權力來自於民眾，也理所當然應為民眾服務，「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否則，若只為君主服務，那就是自輕自賤，甘做「宦官宮妾」而已。

至此，黃宗羲的意旨已經很明顯了，那就是他要徹底扭轉顛倒的秩序，讓君民關係回歸應有的合理性。

如果他的論述到此為止，那麼他只不過是在堅持儒家本來的觀點，如孟子曾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明夷待訪錄》的突破性在於，這部書把儒學的政治批判傳統發揮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層次。

比如，黃宗羲在這部書里提出了類似「三權分立」的辦法，論述如何以 「治法」和「公議」制約行政權力，以保民權、興公利。

在《原法》篇中，他寫道，秦政之法，實則是「非法之法」，與其稱之為「法」，不如說它是天下人之「桎梏」。以這種法治天下，乃是「害天下」，而且是人治而非法治。若要真正實施法治，就必須改「一家之法」為「天下之法」，如此則「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在《學校》篇中，他寫道，儒家的學校不僅僅是「養士」之所，也是「公議」之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其非是於學校。」

當黃宗羲寫下這些論述的時候，西方正在經歷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就像市民社會的發展在歐洲推動了文藝復興一樣，明末市民社會的興盛同樣也為黃宗羲構建儒家的「民權說」提供了社會基礎；而且，一如文藝復興通過祖述古希臘來走出中世紀，黃宗羲選擇了回望「三代」以開啟新局。

因此，在《明夷待訪錄》里，「三代」二字頻頻出現。黃宗羲以「三代之法」、「三代之盛」指代他所設想的理想之法和理想之治。

當文明的發展走入困境時，東西方選擇了同樣的做法。

這一做法，並非是黃宗羲的創造，而是儒家的傳統。孔子在當年，即以「三代之法」建構他的政治理想，只不過，那些政治理想在後世從未實現，反而是儒家學說不斷遭受專制君權的利用和歪曲。

在黃宗羲所處的時代，君主專制登峰造極，朝廷對儒學的利用也登峰造極，然而物極必反，就在這山窮水盡之時，《明夷待訪錄》橫空出世了。

如果說，王陽明的心學是在明代中期喚醒了民眾的個體意識，那麼，《明夷待訪錄》所指向的，乃是個體權利的實現和一個民治社會的形成。

只不過，歷史並沒有讓黃宗羲看到夢想實現的機會。

清軍入關後，華夏社會原有的發展軌跡戛然而止。

秩序重新建立起來了，只不過是和以往相比，更加嚴酷的秩序。

在文字獄的高壓之下，《明夷待訪錄》根本沒有流布的機會，只是在黃宗羲的弟子友人之間刊刻流傳。

這是黃宗羲必須面對的現實。

正因為如此，他為這部書取了《明夷待訪錄》這個書名。

「明夷」，即《周易》中的明夷卦，其「彖辭」為：「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也就是說，黃宗羲認為，他所處的乃是一個「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的時刻，他所要做的，就是為華夏文化保存火種。

他期望這個火種終有照破漫漫長夜之時。

1695年8月7日，黃宗羲做《與萬承勛書》，在其中寫道：「總之，年紀到此，可死……一生著述未必盡傳，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

這實際上是寫下絕筆。

五天後，黃宗羲病逝。

參考文獻：

1，黃宗羲（撰）/ 李偉（譯註），《明夷待訪錄》，嶽麓書社，2016

2，張君勱（著），《新儒家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3，李潔非（著），《天崩地解：黃宗羲傳》，作家出版社，2014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