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之後，南明的兩個小朝廷為何被清軍迅速撲滅

作者：王源鴻

當清朝薙髮令與易服令在江南地區頒布後，江南百姓反抗怒火被立刻點燃，1645年7月31號，從餘姚開始，如多米諾骨牌一般，會稽、鄞縣、慈溪等地相繼爆發反清暴動，清朝在浙東的薄弱統治瓦解。

不久，一些明朝官員和社會領袖擁立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監國，明軍圍繞浙東建立一條從嚴州直至寧波附近定海水軍據點的弧形防線，此外，還在富陽和海寧的對岸設有進攻據點，並與浙西、南直隸南部遙相呼應，對杭州清軍施加壓力。

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鍵接受前弘光禮部尚書黃道周的正式三勸，於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就任下任監國，在總兵鄭鴻逵的護送下過仙霞關入閩，在福州即皇帝位。

兩個朝廷在成立時，並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十月，當隆武政權得知魯王政權的存在後，派遣使者前往紹興，希望獲得對方的承認。魯王起初同意下台，一些人也敦促紹興方面以大局為重。但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維國認為福州路遠，恐怕鞭長不及，而浙東抗清運動脆弱，一旦監國撤銷，便會瓦解，在目前情況下，若移忠他人，君臣之間的信任會出現問題。

魯王和其他官員被說服，拒絕了隆武帝。1646年2月，隆武帝再次寫了一封信給魯王，還派了一名御史帶著白銀犒勞錢塘江守軍，結果御史被殺，隨即隆武帝也處死了魯王方面的一名使者，雙方關係破裂，不能合作，被清軍各個擊破。

其實，魯王與隆武都真心抗清，但不能合作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地理因素，福建與浙江之間有武夷山脈，武夷山山高谷深、峰巒疊嶂，交通不便，分隔了閩浙兩省，福州與紹興之間不可能形成快捷的聯絡。

其次，魯王政權絕大多數是浙東人，浙東抗清情緒高漲，儘管沒有豐富的物質資源，卻比其他南明政權更為團結，更願意獻身共同事業。

第三，即為各自君主的個性，隆武是南明皇帝中最有才能的一位，生活刻苦，體魄強健，精神旺盛，果決有為，受過良好治國教育，關心公共事務，隆武帝發誓效法太祖，驅逐韃虜。儘管隆武帝確實有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具備的素質，但是對於和自己一樣顯露領袖才幹的宗室，小心提防，心存蔑視；授人官位，不按常規，容易被一些徒有虛名的人打動，導致冗員嚴重，而且很多人不稱職。此外，隆武帝作風果決帶來的過於乾綱獨斷，加之其本人又有文才，熱情洋溢，很多時候親自撰寫詔書和曉諭，極少垂詢大臣們的意見，導致一些才智之士無所事事，造成人才浪費。

在戰略問題上更是反覆無常，對自己行動和準備行動舉棋不定，1645年9月初，隆武帝剛繼位時被勸說不要北上，而後他決意10月7日出關親征，但又一再拖延日期，直到次年1月22日才得以出征，走到建寧，遷延觀望，到了三月，才折回到西南的延平。

此外，隆武朝廷雖然控制福建，但福建財源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行動，零星的記載表明，隆武朝廷向廣東、廣西至少徵收了十六萬三千六百兩，另外有二十六萬來自福建的捐助，而發動北伐，需要一百五十六萬兩。

況且，隆武朝廷中實力派鄭芝龍希望通過自己支持隆武帝，擴大自己在福建的勢力範圍和影響，而不願將自己的海上力量用於發動北伐而消耗或犧牲掉，加之鄭芝龍本人於清朝方面暗通款曲，清軍得以從容通過仙霞關、分水關進入福建，撲滅隆武朝廷，就是由於鄭芝龍撤除了守軍。

而黃道周是一個一心一意抗清的人，但是黃道周沒有帶兵經驗，也沒有得到朝廷軍餉，於是他靠著官員、士紳的捐助以及從家鄉募集的義勇共4600人，人稱「扁擔軍」出師北伐，這次悲壯的北伐很快失敗，黃道周本人被俘後殉國。

魯王性格與隆武帝不同，魯王為人寧靜、仁慈、溫和，他並不參與具體事務，而是放手讓臣僚決策。他並沒有什麼雄才大略、領導才能，但能與大臣相處良好，特別是文臣對他頗有好感，但是卻無助控制武將。而魯王控制下的浙東，文官與武將之間矛盾十分嚴重，形式略有不同。

魯王政權共有軍隊20萬，分屬兩個系統，一個是文官系統的義勇、義軍，另一個是武將系統的明朝正規軍。如果魯王政權的軍事內部問題得以解決，那麼清軍將對此無可奈何，但是，二者的矛盾衝突不斷加劇，因而戰略戰術方面無法達成共識。而且由於分餉分地的政策導致雙方各自部隊相互爭奪各自駐地附近府、縣的正供、捐助和征派，打亂了後勤計劃。同時，物資匱乏日益嚴重，官兵竊取義勇糧餉，魯王政權的軍隊出現普遍饑荒，許多義勇部隊被迫解散，官軍靠劫掠勒索為生。所以，當清軍開始渡過錢塘江時，魯王政權迅速崩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