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紅：父母逼婚，真是中國特色

《咱們結婚吧》劇照

片中母親為32歲的女兒多次安排相親。

父母逼婚，真是中國特色

文|唐映紅

（心理學者）

中國父母對獨身成年子女的「逼婚」，似乎成為了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不僅如此，許多父母自作主張給子女參加婚介活動報名，甚至親自出面為獨身成年子女相親。即便婚後，父母也為成年子女的婚姻承擔了太多責任，像無怨無悔為子女帶孩子、出面干涉子女的婚姻衝突，等等。

在歐美社會，類似現象就頗為鮮見。之所以如此，按照心理學家馬庫斯和北山忍（Markus & Kitayama）的觀點，這反映了兩種不同社會文化的差異：中國是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而歐美是典型的個人主義社會。在個人主義社會裡，每個人的「自我」與他人之間無論多麼親密，都有清晰的權利邊界。父母與子女在權利意識上是平等的，婚姻是自己的權利和主張，即使父母也不便置喙。但在集體主義的社會裡，每個人的「自我」與他人之間是相互重疊的，越是親密的關係，彼此之間的權利邊界就越模糊，強勢的一方之於相對弱勢的一方就有逾越邊界的「責任」感，認為與自己親密的他人幸福與否是自己的責任。

強勢的一方之於相對弱勢的一方就有逾越邊界的「責任」感。

《咱們結婚吧》劇照

通常來說，東亞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更多傾向於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的社會，類似父母「逼婚」的現象就相對普遍，在有些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像印度一些地區，迄今仍然盛行由父母來包辦子女的婚姻。那麼，為什麼集體主義的社會裡，父母會對成年子女的婚事如此憂心忡忡呢？

首先，文化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社會規範和社會比較來形成的。置身在集體主義的社會情境中，個體行為恰當與否是以社會大眾普遍遵循的社會規範來界定的。例如，在中國社會裡，無論流行影視、輿論還是綜藝欄目傳播的行為價值觀，都以父母凌駕於子女權利之上為「正當」，這一價值觀根植於社會主流的傳統價值觀。而一對父母無論從大眾媒介還是身邊輿論，都能習得同樣的行為價值觀，如果自己還放任子女的婚事而不加過問，儼然便是作父母的「失職」。

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以父母凌駕於子女權利之上為「正當」。

《咱們結婚吧》劇照

其次，在任何社會裡，我們如何對待他人，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他人如何對待我們。中國社會中的父母，在其他社會情境中的角色，常常是「弱勢」的一方，例如，面對組織和國家，潛意識裡他們都是「子民」；國家有著高度干預和指導民眾生活方式的傾向和習慣，大到一對夫婦能生幾個孩子、什麼時候生，小到個體能看什麼樣的電影電視，都由其干涉和塑造。迄今為止，體制內單位中的「工會」仍熱衷於為單身職工組織婚介。現在許多「50後」「60後」的父母，當年結婚、離婚甚至還需要單位或組織認可；既然已經習慣了這種關心和干預，那麼，當他們自己在家庭裡面對子女時，最習慣也最可能的行為模式，就是他們已經適應了的行為模式。

現在許多「50後」「60後」的父母，當年結婚、離婚甚至還需要單位或組織認可。

電視劇《王貴與安娜》劇照

再者，中國的父母對子女婚事的過度關心和干預，還反映了中國大多數普通家庭父母對晚年生活的不安全感。大多數年屆老年的中國父母，窮其一生都缺乏為之奮鬥和努力的事業，在單位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地過完一生。他們既不能像現在年輕人一樣自由地選擇單位，也不能逃離單位羈束，一生的職業生涯都是在被安排中度過。除了體制賦予的意義，他們很難從自己的生活中建立起其他的意義，那麼，期盼有個孫子，就成為晚年生活的莫大慰藉。同時，中國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普惠大多數民眾的養老體系，而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又在計劃生育政策面前岌岌可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中國父母對成年子女的「逼婚」也反映了其對晚年養老的焦慮。在他們看來，子女結婚生子後，自己的晚年生活才算安定下來；否則，他們的晚年仍然在「風雨飄搖中」。

某婚戀網站逼婚宣傳片，片中外婆一遍遍追問，「結婚了吧？」

此外，還有一個微妙的因素，使中國一些父母對成年子女的「逼婚」成為一種絕妙的諷刺。由於大多數家庭保守、狹隘的價值觀，父母在子女青少年時期就與體制合謀壓制了子女的社會性和人格發展。例如，現時代一些「逼婚」的父母，十年前正為子女青春期操碎了心，為防範青春期早戀而各種嚴防死守；大學期間又擔心子女把持不住，不認可甚至阻撓子女戀愛。長期的過度管制使子女的社會性發展受到抑制，導致相當比例的適婚年輕人缺乏戀愛和婚姻的心理準備，以及建立和維繫親密關係的技能和把握。這就使得一些父母由衷地認為，如果沒有自己的積極干預，子女無法獨自地建立恰當的婚姻。這些因為早年過度管教造成的子女「長不大」的現象，可以說是一些「逼婚」父母的自釀苦酒。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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