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以前也有霧霾，是一群穿高跟鞋的母親改變了它

這兩天關於霧霾的討論似乎在往「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的方向轉。

我個人非常贊成這種擔當，但是對於「做些什麼」，或許和一些人主張的觀念不同。

想從我朋友圈裡的某位母親說起。

最近讀到的「為了孩子只有離開」的故事也不少了，但這位母親不一樣，她選擇為孩子做的事情是：督促中小學幼兒園空氣凈化設備的安裝工作。

她會在朋友圈裡更新每天做了些什麼：給哪個區教委打過電話，得到了怎樣的消息反饋，跟市教委打電話後又得到了哪些回復，新風系統的試點現在多少個了……

她就是在非常積極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權並且推動信息公開而已，這算得上是監督公共權力的第一步。

但有另一些人，他們會在朋友圈裡抱怨指責，也會呼籲「少些開車、不放鞭炮」，卻彷彿忘記了自己有權向公共權力施壓。

這位母親曾經在朋友圈轉發過這樣一篇文章，在這裡也分享給每一個人。

2014 年 7 月霧霾籠罩北京時，一些美國人很驚訝：怎麼可以生活在這麼可怕的空氣中？

「沒什麼好奇怪，當時的洛杉磯就像今天的北京。呼吸真的會痛。」美國人傑夫?斯萊德說。

傑夫的媽媽是 1950 年代洛杉磯抗霾運動中貢獻最大的女性領袖。

美國記者雅各布斯、威廉?凱莉也見證了這座城市的人們在霧霾中掙扎和抗爭乃至最終勝利的全過程。

2008 年，通過數年資料搜集和採訪，他們完成了《霧霾之城》一書。

雅各布斯說：如果回過頭去看，你會發現普通民眾是真正的推動者，而最耀眼的是那些穿高跟鞋的抗爭者。

人們緊握手帕

渴望知道答案

拂曉時分,如同無形的野獸，毒氣開始擴散，狡猾而沉寂，悄無聲息，無所不至。

灰色的煙霧襲擊了洛杉磯，吞噬了矗立的高樓與街邊的汽車，太陽也變得模糊不清，讓人們失去了對於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臉上燒灼般的刺痛！

首當其衝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煙霧帶來的折磨。

吸入的污染物質威脅人們的健康，無論他們是否有過敏史，都會產生急性過敏反應——眼睛紅腫，喉嚨嘶啞。

人們緊握手帕，渴望知道答案。1943 年 7 月 8 日，從格蘭德大街（Grand Avenue）到聯合車站的人們都在喃喃自語，驚訝於這突如其來的煙霧。

他們很快就憤怒起來，想知道誰應該為此負責。這轉瞬間出現的霾如同幕布般籠罩一切，美好的一天就這麼被破壞了。

幾小時後，原本該是一個濕潤的西海岸城市的早晨，被煙霧徹底毀掉，如同一場被工業大火無情摧毀的派對。

街邊，人們試圖從有毒的煙霧中逃出的畫面構成了觸目驚心的一幕。

視線不清的司機緊張地左右避讓著，媽媽抓起受驚的孩子躲進路邊的大廳避難。

混亂中關於戰爭的謠言瘋狂傳開——這像是化學武器攻擊，可能是日本人繼珍珠港襲擊之後，對洛杉磯的再一次攻擊？接下來會是芥子氣嗎？

洛杉磯街頭叫賣新鮮空氣的人。

不到兩小時，這黑色的煙霧變得越來越濃，並持續蔓延，向著北部富人居住的山坡地區進軍。那裡緊鄰著覆蓋茂密松樹的國家森林。

數以萬計的洛杉磯人出現咳嗽等癥狀：無論是瘦弱多病的人，還是大腹便便的富人、招風耳的童子軍、滿身污垢的挖掘者、雜貨商，

亦或是俄克拉何馬州移民，都是如此。由於刺激性氣體進入了法庭，構成威脅，一位法官非常憤怒，不得不當日休庭。

20 世紀 40 年代初期，當煙霧籠罩城市的時候，當地政府並沒有怎麼當一回事，把此事件評估為如同坑窪的林蔭大道修復的事務一樣。

首批治理措施收效甚微，從鮑倫乃至羅納德?里根（RonaldReagan）等一批政客又逐漸制定了更加強硬的規定，希望能為市民找回那片藍天。

然而，煙霧似乎很有一套，能夠將這些期望拽入絕望，讓美好的承諾化為泡影。

當時的洛杉磯街頭。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頑固而狡猾的煙霧輕鬆地擊敗了針對它的種種策略，並在受害者中製造糾紛——家庭成員憤憤不平，工業家們受到責怪。

人們開始明白，無論加州是代表著「未來之州」，還是曇花一現的現代文明，都會被煙霧所吞沒。

每當你認為毒氣已經散去的時候，它又會捲土重來，籠罩西海岸。

洛杉磯已經將其自身變成了世界首個對煙霧的破壞性進行測試的天然實驗室，城中百萬居民便是實驗對象。

西海岸的媽媽們

最執著的煙霧戰士

洛杉磯人一度被煙霧打倒。一些洛杉磯人在對抗霧霾的過程中精疲力盡，屈服在這個逐漸變得老生常談的話題下。

但仍有人延續了熱情，推動了這場對抗霧霾的戰鬥。

腳踩高跟鞋、來自高端社區的女子們，成為抗爭人群當中最耀眼的一股力量。

這些女人來自一個名為「SOS」的組織，她們模仿國際通用求救信號，將「驅逐煙霧（Stamp Out Smog）」的首字母縮寫作為組織符號。

發起人阿夫頓? 斯萊德家住比弗利山莊，是一個家庭主婦。她和洛杉磯其他一些中產家庭的媽媽們發起了抗霾運動。

1958 年，洛杉磯。連續 3 天霧霾之後，一位女士正擦拭不斷流淚的眼睛。

她準備呼吸一瓶由城外採集的新鮮空氣，瓶身上寫著「如水晶般透明的空氣」。

她們中有好萊塢的女演員，有愛打抱不平的媽媽，也有全職的家庭主婦。

「SOS 是洛杉磯第一個真正獨立意義上的 NGO，」奇普?雅各布斯說，「1958 年的洛杉磯煙霧治理舉步維艱，是西海岸的這些媽媽們給了當局沉痛一擊。」

很多年後當人們問她兒子傑夫，你媽媽是一個典型的家庭婦女嗎？他回答說：「她沒有一丁點典型主婦的地方。」

在傑夫的記憶中，媽媽總是一邊不斷地在給 Haagen-Smit 博士打電話——正是這位科學家找到了霧霾的源頭，

一邊和其他同樣穿著套裝、帶著珍珠項鏈的媽媽們領著孩子戴著防毒面具走在街頭。

1960 年代，SOS 在當時的煙霧抗議運動中起到主導作用。成立十年來，這一組織在全加州範圍內團結女性，向政府遊說進言。

這些女人們將專家們歷經多年累積的常識宣講給普通人，倡議加州全盆地的快速運輸、州排放標準、燃油成分標準及更好的協調研究，並提出諸多目標。

洛杉磯議員打開裝著煙霧的瓶子，名流的參與促進了公眾意識的覺醒。

在關鍵的投票或者會議前，她們揮舞著電話，不斷遊說各方，甚至還用上了老式的「不轉死全家」連環信招數。

每一位成員都會給決策者寫信發郵件。然後，她們打電話給其他十位成員，要求重複這種努力。

這樣的結果是形成一種雪崩式的「反煙霧郵件潮」，並最終影響了決策過程。

路易絲?杜姆勒是南加州大學醫學院教員的妻子。這位家庭主婦能用統計數字描述，

加州城市帕薩迪納一年 299 天空氣質量達不到健康標準，比其他美國城市都多。

她會展示家中肺病患者的肺部圖片。

「我們的生存取決於我們開始關注和施加壓力。」她說。

整個 1950 和 1960 年代，SOS 的媽媽們靠散步和遊說影響公共政策，也迫使洛杉磯當局更務實、高效地對抗霧霾。

由於身處好萊塢，SOS 經常發動明星參與活動，也常做一些傳播廣泛的策劃。

1964 年，這個組織曾製作一個含有洛杉磯霧霾污染物的蛋糕，送給各國駐洛杉磯使領館的外交人員。

駐洛杉磯的媒體記者們，也喜歡這種「霧霾蛋糕」事件的策劃。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霧霾蛋糕」。

她們嘗試提倡人們改變生活方式。SOS 不再唱衰地方政策，而是決定發起名為「共同乘車日」的活動，

使洛杉磯成為更令人愉快的地方，這也是第一次有組織的拼車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示範活動。

像後來的保險杠貼紙一樣，SOS在本地實行全球化思維，包括試圖說服經常開車出門的人們不要單獨駕駛他們的私家車和旅行車。

女演員莎布麗娜?席勒（Sabrina Schiller）也在其中，當被問及個人動機，

她承認，一想到丈夫有一天他會因為有毒空氣誘發的冠心病而倒下，她就會忍不住發抖。

她說：「我想你可以說我的動機是自私的。」

當美國在 1970 年 4 月確定第一個「地球日」時，SOS 已經發展為由 5000 名成員組成的隊伍，並且組織了最後幾次有影響的行動。

多年來這些女人們在枯燥乏味的政府會議中大聲疾呼。甚至批評家們都承認，SOS 是南加州最執著的煙霧戰士。

「加州治理霧霾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洛杉磯從 1943 年第一次出現霧霾到 1970 年《清潔空氣法案》修正案出台，經歷了整整 27 年。」

《霧霾之城》的作者雅各布斯認為，法律幫助社會界定了個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邊界。

這場由女性引領的全民呼籲，推動了從洛杉磯覆蓋到全美的霧霾之戰，鍛造了一個新的世界命題，

即今天全世界衛生機構的共識——健康呼吸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

看看其他地方的霧霾：

霾已到達南方，我們的明天會是新德里，烏蘭巴托、還是墨西哥城？

我們都不想吸霾

然而我們為想要的藍天買過單嗎？

]悶悶不樂、記性變差、工作效率低？

可能是腦子進霾了

霧霾之下的父母：為了孩子，只能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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