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歷史的朋友，常常會拿明朝和清朝來做個比較。作為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和最後一個王朝，明朝和清朝有很多的共通點，這是因為清朝原本是明朝的建州三衛之一，它照搬了很多明朝的制度，當然也擯棄了不少壞的東西，比如宦官干政。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是兩個朝代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面對外敵兵臨城下，如何抉擇。

我們先來看明朝怎麼做：

明朝276年中（不含南明），主要面臨三次外敵逼近都城：一次是1449年土木堡之變後，面對瓦剌重兵突進，繼位的明代宗任於謙為兵部尚書，堅守京師；第二次是1629年，清軍圍攻北京，崇禎皇帝依然選擇堅守；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1644年李自成圍攻京師，城破，崇禎自縊煤山。

再來看清朝怎麼做：

清朝入關後，享國268年，主要面臨兩次外敵逼近國都：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咸豐皇帝逃往熱河；第二次是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和光緒逃往陝西。

對比完會發現，明朝皇帝似乎顯得更「硬漢」一些，寧死沒有以「南巡北狩」的名義逃出京城。當然，這裡並不是要貶低清朝皇帝如何如何貪生怕死，在自身實力不濟的情況下，選擇戰略性轉移並沒什麼可恥的，畢竟戰爭的最終勝利並不是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作為評判標準的。

事實上，明朝皇帝也並非個個都不怕死。土木堡之變後，侍講徐珵等大臣就主張南遷南京，明代宗也有此意向；李自成兵進北京之時，崇禎也有「南巡」之意。但是，即便是有逃亡意向的明朝皇帝，最終還是選擇留下來守國門。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跟明朝一個獨有的制度有關。

這就是言官制度。言官自古就有，但唯獨明朝做的很特殊。因為明朝的言官上至國家大事，下到皇帝的後宮瑣事，只要是能想到的，都敢罵。而且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論唯恐不誇張，捕風作影的事都能說成有板有眼。

海瑞把嘉靖罵成了亡國之君，雒於仁說萬曆是好色、貪婪、昏庸、殘暴的無能之輩，皇帝氣炸了，也只不過打打屁股，治罪下獄，卻不能殺這些人。因為在明朝，再殘暴的皇帝也不敢背上「殺諫官」的罵名。

正是因為這個特有的制度，明朝的皇帝在兵臨城下時，考慮不是往哪逃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背負「失地逃跑」的罵名。典型的例子就是崇禎。

崇禎朝可謂是內憂外患，內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軍，外有八旗軍叩關。而崇禎此時唯一翻盤的機會就是南遷，但一向獨斷專行的崇禎卻退縮了，顯然，他也不願背上「失地逃跑」的罵名。結果呢，明朝亡了，崇禎也用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清朝所缺的，就是這種敢罵天罵地的言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