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戰鬥民族」的靈魂：答案在俄羅斯人民還是沙皇身上？

撰文：馬文·卡爾布（Marvin Kalb）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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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20世紀50年代初的時候，我的教授、青年學者羅伯特·沃爾夫（Robert L. Wolff）給哈佛的研究生開了一門名叫「俄羅斯和西方」的課程。這不是一門必修課，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上這門選修課的人坐滿了整個演講廳。沃爾夫在評分上的吝嗇是出了名的，他很少會給學生A。另外，沃爾夫不是一個激情四射、才思敏捷的講者，他會講有關俄羅斯的各種故事，比如俄羅斯人曾經做出的殘酷的野蠻行徑，或精巧的芭蕾舞的故事，可是學生的想像力卻無法被他激發起來，即使在他發揮好的時候也是如此。在教授這門課的過程中，他一直要求我們把基礎工作做足：他讓我們讀幾個世紀以來（從1517年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到過俄羅斯的西方外交官、商人和記者所寫的諸多文章和書籍，他們在其中記錄了自己對俄羅斯的種種印象。這門課程的內容很豐富，它提出了許多問題，我一直到現在仍然在試圖理解它們，更不用說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些文章、書籍的作者都是在莫斯科生活過數月或者數年的西方人，他們學習俄語，研究克里姆林宮的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認識到俄羅斯東正教所具有的力量：它讓俄羅斯人民對土地產生了一種神秘的依戀，對國家的忠誠。這些西方來客去俄羅斯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吃那裡的東西，外交官用了很長的時間努力完成一件困難的任務：他們試圖理解並且調和俄羅斯和西方世界之間所存在的巨大的差異。記者不得不與那裡深入到層層官僚體系、腐敗和種種隱秘之中細細探尋，如此他們才能挖到國內的編輯認為可以被稱為「新聞」的內容。他們需要在冬日的寒風吹過紅場、溫度在零下10到零下20度之間徘徊的時候將這些工作做好。俄羅斯的夏天短而甜美，可是人們會選擇在俄羅斯之外的任何地方度過。

第一位居住在莫斯科並且留下了詳細書面報告（他在其中記錄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種種經歷）的西方人是一位名叫范·赫伯施泰恩（Baron 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奧地利大使。他於1517年結束了在俄羅斯的任期，後來因為他在俄羅斯和立陶宛之間的調停工作中表現出色，1526年他又被派駐到了俄羅斯。 和許多年來來到俄羅斯的許多其他西方來客一樣，范·赫伯施泰恩很注意多看多聽，後來他在自己著名的《莫斯科筆記》中寫下了俄羅斯令他感到印象深刻的事情：

首先，冬天天氣的嚴寒讓人無比難忘（有一次，他的鼻子被嚴重凍傷，得虧一位波蘭農民把雪揉在他鼻子上，他的鼻子才沒有被凍掉）。

俄羅斯的民眾以及政治領袖酗酒情況很普遍（「喝酒是他們唯一的願望」）；

沙皇對蒙古人留下來的蒙昧主義、威權主義遺產感到很欣然（「帝王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

最令他以及隨後的西方觀察家感到不安的是這樣的一個觀察，「與自由比起來，這裡的人們似乎喜歡奴隸制。」

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來到俄羅斯的西方旅行者都認同赫伯施泰恩在16世紀早期對俄羅斯這個國家和俄羅斯人民的判斷，只是在程度上有不同而已。俄羅斯當然也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隨時間的流逝而產生變化。沙皇現在稱自己為總統。農奴如今成了識字的農民。導彈取代了長矛。如今，互聯網讓這個龐大國家的各個部分聯結到了一起，從西邊的波蘭一直蔓延到東部的太平洋，這些溝通手段僅僅在數年前都還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在許多基本方面，俄羅斯仍然沒有變化。這片土地仍然為專制統治者所統治，這裡的人們雖然很有天賦但卻又極為溫順；他們酗酒過度，但同時又是外太空的先行者，且手中握有大型軍事機器。他們一直在等待著政治上的拯救者，他們希望這個拯救者有一天能夠讓自己發財致富。

但他們還要等多久？這是許多俄羅斯觀察家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在這個局勢日益緊張的時代。他們什麼時候能夠最終站起來，如他們在自己動蕩的歷史長河中時不時站起來那樣，要求當權者給自己更好的生活？還是俄羅斯人註定要在變化的邊緣生活，永遠到不了他們的「應許之地」？

俄羅斯是一個有趣的謎題。幾個世紀以來，如赫伯施泰恩這樣的西方人試圖向世界其他地方解釋俄羅斯的狀況；考慮到這其中存在的種種障礙，這些人做得已經非常出色了。在我看來，這些觀察家中有兩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位是19世紀的古斯丁侯爵（the Marquis de Custine）和20世紀的喬治·肯南。本世紀的一些克里姆林宮觀察家也寫出了一些作品，他們的作品集中在專制領袖普京身上，更少在俄羅斯人民身上；他們在書中對普京延續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的傳統鞏固個人權力的總體過程做了一番描述。這些作品包括凱倫·達維沙（Karen Dawisha）的《竊國者普京：誰擁有俄羅斯？》（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的《普京主義：俄羅斯及其與西方的未來》（Putinism: Russia and Its Future with the West），斯蒂芬·李·邁爾斯（Steven Lee Myers）的《新沙皇：普京的崛起和統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菲昂娜·希爾（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蓋迪（Clifford Gaddy）的《普京：克里姆林宮裡的特工》（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和我自己的《帝國賭博：普京，烏克蘭和新冷戰》（Imperial Gamble: Putin, Ukraine, and the New Cold War）。

現在又多了一本安妮·加里爾斯（Anne Garrels）的書：《普京的國度：一次真實的俄羅斯之旅》（Putin Country: A Journey into the Real Russia 。加里爾斯，作家，曾任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一名記者，她打破了其他俄羅斯觀察家的慣常模式，沒有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普京及其政策之上，而是深入挖掘車裡雅賓斯克市的俄羅斯人的日常生活。這個擁有110萬人口的城市曾經是俄羅斯軍事、工業和核能開發的樞紐，位於莫斯科以東1000公里之外，靠近亞歐分界線的烏拉爾山脈。為什麼加里爾斯會選擇車裡雅賓斯克而不是首都莫斯科？加里爾斯在她這本資料詳實的書中這樣解釋道，「我需要找到一個遠離首都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去了解這個新俄羅斯的公民，了解他們在經歷政治、種族、社會和經濟上的種種動蕩之後是如何應對的。」

讀過加里爾斯的另一本書的讀者不會對她的這種講故事的方法感到驚訝——那本出版於2003年、描寫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報道集被取了一個滑稽的名字：《在巴格達赤身裸體》（Naked in Baghdad）。在這兩本書中，她將非常大的精力傾注在人而非政策上面，她的讀者也因此受益。她告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的「新聞時間」（Newshour）節目說， 「我對戰爭中的屬於軍事的那部分並不太感興趣。但是，人們如何在戰爭中生存、被捲入戰爭的各方的態度如何被戰爭過程影響以及又是如何從戰爭中抽身而出卻令我著迷。」

在讀加里爾斯對車裡雅賓斯克街頭生活所做的詳細描述時，我很難想像俄羅斯人民將如何從當前對他們的生活有著決定性影響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混亂中「抽身而出」。俄羅斯民族很堅忍，只要他們能夠繼續獲得生活必需品，並且免受外來敵人的侵害——無論那些敵人是真實的、想像的或是電視編造出來的，他們就能夠容忍自己在行動和思想上的自由所受到的嚴重限制。 加里爾斯顯然不贊成普京的政策，同時她顯然對俄羅斯人民滿懷崇敬之情。她懂俄羅斯文學，會說俄語，這對任何外國記者都會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她自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共產主義制度崩潰之時起，便一直斷斷續續對俄羅斯做著報道。1993年她第一次來到車裡雅賓斯克，用她的話說，當時的車裡雅賓斯克是一個處於「混亂之中」、「令人沮喪的地方，人們時而絕望，時而充滿希望，時而充滿恐懼。」

俄羅斯在這些年裡發生了許多變化，車裡雅賓斯克也一樣。石油是俄羅斯最寶貴的資源，俄羅斯的很多方面的好與壞取決於石油的價格。 在普京成為總統的2000年，世界各地的石油價格開始攀升，俄羅斯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然而他們認為這是普京的能力、狡猾和勇氣所帶來的結果。加里爾斯在書里寫道， 「終於，人們能領到工資了，社會服務改善了。養老金漲了......消費者支出飆升。」

慢慢的，加里爾斯對車裡雅賓斯克的興趣越發濃厚。她回到車裡雅賓斯克很多次，幾乎每年一次。加里爾斯擁有一名優秀記者的敏銳觀察力，她有時可以看到那裡發生的巨大的進步，而在另一些時候，她也看到了令人失望的倒退。她交了很多朋友，通過她的文字，我們這些讀者好似也和他們成為了朋友：她的計程車司機科利亞是個很可以信得過的人，他曾經因為偷竊兩次入獄，後來他和一位叫安娜的女人結了婚，買了一間小公寓（這很令他自豪），成了人數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里的一員；我們還認識了一位名叫格奧爾基的同性戀男子，知道了一個名叫「霓虹」的同性戀酒吧——同性戀過去在車裡雅賓斯克是非法的，現在同性戀雖然得到更多人的容忍，但它仍然被視為一種只有上帝才能清除的罪惡；迪馬和塔蒂亞娜是一對新富階層的夫妻，他們擁有一座豪華的鄉間別墅，手頭有大量現金，他們不介意每年花5萬美元送孩子到美國的私立學校接受教育；她還寫到一位名叫愛德華·瑞賓的醫生，他是一家擁擠不堪、資源短缺的醫院的院長——患者經常必須自帶床單和枕頭，這在今天的俄羅斯並不鮮見；另外還有一位叫娜塔莉·格盧比亞的醫生，在這個「艾滋病爆發」、醫療用品短缺的國家，她為癮君子提供醫療服務；尼古拉·舒爾是一位人權活動家，在他那狹小的、只有一間房的辦公室里，他努力去克服重重困難，與這個「經常毆打、折磨公民，某些情況下還會殺人」的貪腐體制鬥爭；書里還提到其他許多俄羅斯人，他們勇敢、迷茫，其中的每個人都值得有人用與加里爾斯類似的同情筆觸去寫關於他們的故事。總的來說，車裡雅賓斯克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到了普京時代，一切似乎陷入了政治癱瘓和經濟停滯之中。

在「見過」加里爾斯的俄羅斯朋友之後，我發現她在書里的基本主題之一尤其吸引我，即：對俄羅斯「民族認同」漫長而又令人沮喪的尋找。長久以來，俄羅斯的歷史學家、詩人和哲學家都煞費苦心地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一直沒有得出滿意的答案。無論生活在沙皇或者是政治委員統治之下，許多人只能同意「俄羅斯母親」（Matushka Rossiya）的獨特性，自十世紀基輔羅斯（Kievan Rus）時代以來，這個俄羅斯的化身像一塊吸力強大、飽含情感的磁石，激發起人們對俄羅斯土地深厚的熱愛，並且在心中懷有對「俄羅斯母親」的信仰。1991年動亂之後，民族認同的問題重新出現，而且帶有新的緊迫性：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俄羅斯是會倒向西方世界還是東方世界？或者它會和東西兩個世界都保持距離，轉而成為那些鄰近的、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國家唯一的宗主國？如果它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它將如何與北約、美國或中國相處？俄羅斯是會成為它們的盟友還是對手？

尋找俄羅斯真正的「身份認同」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俄羅斯一直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雖然它的統治者是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除了一個巨大的例外：斯大林是喬治亞人。帝俄時代的沙皇都是斯拉夫人；所有蘇聯領導人是斯拉夫人（斯大林除外），普京也是斯拉夫人。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了解到，新成立的蘇聯境內有超過175個不同的民族。如何保留斯拉夫人對國家的領導地位，但是又能給其他民族這樣一種印象：理論上，他們和斯拉夫人享有平等地位——無論這種印象有多麼虛假？這是列寧在蘇聯建立初年所遇到的挑戰之一。列寧沒能應對這個挑戰，斯大林也沒有這個能力。

到如今，普京做出了一項很有爭議的決定：對敘利亞內戰進行軍事干預，這個決定將進一步加劇俄羅斯的民族問題，並且最終可能會破壞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遜尼派穆斯林在俄羅斯雖然是少數民族，但是其人口眾多，在俄羅斯1.2億總人口中，遜尼派穆斯林有2000萬人。換句話說，每七個俄羅斯人中就有一個是遜尼派穆斯林。僅住在莫斯科的穆斯林人口就有200萬。生活鄰近的中亞地區的穆斯林人口達5500萬。突然，俄羅斯與位於敘利亞境內、由遜尼派穆斯林建立的「伊斯蘭國」開戰。這場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俄羅斯的穆斯林在「伊斯蘭國」的宣傳下被煽動、繼而激進化的可能性越大。雖然加里爾斯確實描述了在車裡雅賓斯克或附近居住的穆斯林現在與過去的生活，但是她對此著墨不力，在我看來，她沒有去充分討論俄羅斯眼下迫在眉睫的危機：新的一場斯拉夫—穆斯林之間對抗發生的危險很大。過去20年發生的兩次車臣戰爭的血腥場景提醒我們，歷史可能會在未來重演。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假定——如加里爾斯在她行雲流水的敘述中所假定的那樣，俄國只在1917年俄國革命發生之前是「俄國」，而之後的蘇聯夢魘只是偏離了正軌，那麼，普京今天所統治的國家又是什麼呢？只是對除了名字以外的沙皇傳統的延續嗎？還是一種結合了沙皇傳統與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瘋狂的新型政治混合體——它既不產生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制度，也不產生具有普京風格的威權主義？這種政治混合體是現代俄羅斯嗎？是普京的俄羅斯嗎？有一天，答案可能會顯現。也許就是明天。俄語中「明天」這個詞是「Zavtra」，俄羅斯人經常用這個詞。

在包括加里爾斯在內的許多西方作家看來，俄羅斯人雖然要面臨許多日常問題，但是至少在一個方面，俄羅斯人是滿意的，那就是對於俄羅斯的未來往何處去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他們現在有答案了。他們相信俄羅斯重新成為了一個「大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充斥著俄羅斯的電視台，光著上身的普京在世界舞台上昂首闊步，他像針葉林中的一隻熊那樣炫耀著自己的肌肉，他把俄羅斯的傳統敵人嚇跑或是令它們服從俄羅斯的意旨。普京再次讓俄羅斯人對自己作為俄羅斯人而感到驕傲。這位善於投機的俄羅斯總統通過一次次新冒險——無論是在烏克蘭或是敘利亞，讓俄羅斯回到了全球外交事務的中心位置，在中東的談判桌上，普京如今佔據了有利地位。

俄羅斯人愛他們的俄羅斯；然而，奇怪的是，他們很難去給這種愛下定義。 「俄羅斯就是普京，普京就是俄羅斯，」許多迷惑的俄羅斯人會這樣說，他們無法想像另一個人成為俄羅斯的領導人。普京也不能想像另一個人來領導俄羅斯。據希爾和蓋迪說，「普京堅信，他自己的個人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相互交織在一起。」在這個仍然尊重沙皇、領袖的統治力量的國家裡，普京已經被視為一個現代沙皇。

加里爾斯的一個朋友亞歷山大·謝列茲尼奧夫是生活在車裡雅賓斯克的一位知識分子，他這樣解釋普京對權力的控制：「他讓俄國獲得新生，讓她變得更加強大，沒有普京，我們什麼都不是。」

這種全能統治者的想法有著很深的根源。19世紀中葉，尼古拉斯一世時期的教育部長，屬於保守派的謝爾蓋·烏瓦羅夫（Sergey Uvarov），試圖提出一個可以為人們所接受的對俄羅斯「身份」的定義。他將東正教、民族主義和專制聯結到一起，然後宣稱這三者的結合便是對俄羅斯身份的定義。他認為自己制定出了一個適用於所有時代的定義。事實上，除了保守派人士以外，很少有人對這個定義表示滿意。後來，也有人提出了其他一些定義，但只有一個定義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即認為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地處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它受到兩者的影響，但它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它是獨立自存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東正教的前哨，有一天，它會發揮歷史性作用，保護西方文明不受外來威脅。俄羅斯人自豪地回憶起俄羅斯曾經在蒙古人、納粹入侵時保護了西方文明，如今，ISIS又向西方世界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攻擊，俄羅斯再一次地保護了西方文明。

關於俄羅斯「身份」的另一個定義是，它太特別了，國運特殊，因此人們無法用邏輯來去理解它，哪怕是俄羅斯人也無法真正理解它。19世紀的浪漫詩人Fyodor Tyutchev試著去理解，但失敗了：

俄羅斯不能被心靈所知，

也不能由通用的標尺測量：

她的地位獨一無二，無與倫比

你所能做的只是去相信她。

我的印象是，加里爾斯屬於那些可以在情感層面上「相信」俄羅斯母親的西方來客。她肯定遇到過許多身上體現出俄羅斯母親獨特性的俄羅斯人，但是，她的這些朋友們逐漸將不再能夠體現俄羅斯的力量，而且從他們身上似乎也看不到俄羅斯的未來。加里爾斯向俄羅斯人民尋求答案，以此來回答她對俄羅斯存有的許多問題。赫伯施泰恩則是從沙皇身上尋求答案。在這個「帝王的意志即是上帝的意志」（赫伯施泰恩600年前語）的國家，他可能比加里爾斯更接近今天的俄羅斯的真相。

馬文·卡爾布（Marvin Kalb）是哈佛大學榮休教授，他是普利策危機報告中心的高級顧問以及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項目的客座學者。他曾擔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莫斯科分社社長。著有《帝國賭博：普京，烏克蘭和新冷戰》、《難忘的遺產》、《尼克松備忘錄》和《基辛格》等書。

本文選自 Democracy Journal，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