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為何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

商鞅變法

變法之爭結束後，秦孝公於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變法

主條目：商鞅變法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後，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頒布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法律，輕罪用重刑；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13-14]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征商稅。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五）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擴大了國家賦稅和兵徭役來源，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次變法

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於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於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徵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築冀闕宮廷，營造新都，並於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

（五）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範。

春秋末期，秦國在眾諸侯國中算是一個落後國。秦獻公以及他之前的幾位國君，也不是甘於落後，他們都曾作過一些變革，但收效不大。秦獻公死後，秦孝公即位。秦孝公繼秦獻公之事業，發憤圖強，志在復修秦穆公之霸業，於是隨即下了一道招賢令，廣泛招徠人才。商鞅就是在這時來到了秦國。

商鞅原是衛國國君後裔，故又叫衛鞅或公孫鞅，後被秦孝公封為商君，故稱商鞅。商鞅「有奇才」，「好刑名之學」，曾在魏國效力，但沒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求賢若渴，便從魏國來到秦國，並三次見到秦孝公。第一次，商鞅講「帝道」，秦孝公不感興趣；第二次講「王道」，秦孝公仍沒興趣；第三次講「霸道」，秦孝公興趣大增，「語數日不厭」，於是決定重用商鞅，變法圖強。

商鞅變法，前後有兩次。第一次是在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第二次是在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變法的主要內容，主要有戶籍管理、獎勵軍功、獎勵耕織、廢井田、開阡陌、統一度量衡等，其中特別提到「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史記·商君列傳》），即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

同其他諸侯國相比，秦國處於偏僻的西方，雖從秦襄公時代仰慕和學習華夏文化，卻始終被視為「戎狄之國」，故《春秋公羊傳》稱秦為「夷」，《春秋穀梁傳》稱秦為「狄」。秦國風俗制度為戎狄式的，殘存著母系氏族諸多弊端，舉家男女同居一室，三代四代不分家，婚姻關係混亂，多有惡疾纏身。禁止父子同居一室，可以避免幼子過早涉及性愛方面的事；禁止成年兄弟在一起住，可以避免亂倫現象，向華夏文明靠攏。商鞅此舉，對於改變秦國蠻荒民俗、確立家庭道德體系功不可沒。

除了改革舊的社會習俗，商鞅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戶數，擴充稅源。秦孝公之前，按戶徵收賦稅，很多民眾為此鑽空子，一家數代擠在一起算是一戶。為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時提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即「民有二男不別為活者，一人出兩課」，即便這樣，所收賦稅仍不能充盈國庫。所以，第二次變法時，商鞅提出「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強令男子到了十七歲必須獨自立戶，不得與父母同住，也不得與父母同居一室。

秦律中的「同居」與現在意思不同，據《漢書·惠帝紀》注云，「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於同居業者」。意思是說，父母、妻子最近層直系親屬皆不可謂「同居」，兄弟及兄弟之子等旁系間，若現同居共財業者可稱為「同居」。可見，秦國的「同居」，皆系表示共同生活的財產關係。商鞅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則可以增加戶數，實行最小家庭形態；二則可以增加稅收，防止偷稅漏稅；三則可以刺激生產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

商鞅變法，雖然實現了富國強兵，但也帶來很大弊端。賈誼在《治安策》中說：「商鞅只想兼并天下，卻拋棄禮義、仁義和恩惠；其新法推行不久，秦國風俗日益敗壞。秦國的人，家中富有的，兒子長大成人就與父母分家，家庭貧窮的，兒子長大以後就到富人家中當上門女婿；兒子借農具給父親，臉上就顯出給父親恩德的表情，婆母前來拿簸箕掃帚，兒媳立即口出惡言。……秦的功業雖然成了，但是最終仍不知要返回到講廉恥節操、仁義道德的正軌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