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萬「債奴」捲入債務黑洞，難以生還，救還是不救？

消費金融正在火熱蔓延，從業者預估，全國借款人數，已高達8000萬。這其中，除了老賴和騙貸人群之外，還有一部分「有還款意願，沒有還款能力」的人，在利滾利之下，他們陷入債務黑洞，難以逃脫。這樣的「債奴」，保守估計全國已形成幾十萬。

文 | 薄珂

是放任他們深陷其中，還是出手相救？行業產生極為對立觀點。

救還是不救？除了掂量社會責任，背後也有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切割……

1、幾十萬債奴

大學生徐佳妮，最近的情緒開始失控。

她一會兒想「一死了之」；一會兒又揚言要去法院起訴；一會兒又要賣器官還債；一會兒又憤怒異常，怪所有人，釀成自己的悲劇。

1年之前，她為了買部iPhone借款1萬，卻沒料到，一年之後，利滾利變成15萬。

大二時，校園QQ群里突然有位學長主動加她，說可以幫她「很低的利息拿到錢」。

那時周圍同學，正在為iPhone 6瘋狂。她動了心，填了學長給的一份單子後，順利從一家校園貸平台上，借下15000塊。

扣除學長抽成的10%和平台20%的「保證金」，到手10500塊。

「每個月父母給我1200塊生活費，我出去兼職也能掙800塊」，徐佳妮以為自己省吃儉用，一個月償還1500元的借款，應該壓力不大。

誰知到第三個月，她就力不從心。

她知道逾期後，催收會開始往她所有的親朋好友那裡，群發簡訊催債，行話叫做「轟炸通訊錄」。

「我不想讓同學知道，我家裡窮得連部手機都要借錢買，」這個剛滿20歲的少女，為了維護自己的顏面，再次尋找中介借款，就此跌入「借新還舊」的流沙黑洞中。

2016年現金貸異常火熱，一些極端事件之後，監管的閘門落下，部分校園分期平台退出市場——大魚退場，反而給了小魚作亂的機會。

徐佳妮前後在20多個平台上借款，中介在10%的高額抽成下，上下其手，幫她偽造資料，扮作上班族辦理銀行信用卡等花式手段，一步步，將其拖進深淵。

今年3月，再也沒新平台可借——她的「借新還舊」危險遊戲，終於走到瀕臨懸崖的一步。

500%年息，30%周息，20%平台手續費，10%中介費，當初的1萬多，就如此滾成了15萬。

一切開始崩塌。

二十多個平台的催收人員，將不堪入目的簡訊，群發給她通訊錄中的親朋好友。

徐佳妮的人生，就此跌入荒蕪。

農村的父母，無力相幫；同學朋友，避之不及。

「是不是我死了債就清了？」

「求求你幫幫我，我要賣器官還債。」

「我對不起父母…我簡直是畜生！」

她的情緒開始失控，她想不到這個債務黑洞，還有任何掙脫的可能性……

其實，徐佳妮遠不止一個。

「我的身邊，也有幾十個負債10萬以上的同學，」徐佳妮說，他們大多出於虛榮攀比心理，或為換部手機，或為買件漂亮衣服，就此背負巨額債務。

一個剛滿20歲的女孩，陷入這樣的境地，背後有貪慾和虛榮的作祟，但中介、借款平台、催收等，在其中依然扮演著「黑暗推手」的角色，一步步將她送入地獄。

西安小伙王平也同樣在今年3月，陷入債務死循環中。

王平的欠款信息，連帶身份證號碼、住址群發給他手機通訊錄的所有親朋好友。

催收電話三番五次打給他新的工作地址，老闆一接到電話，就讓他走人。

他再找新的工作，再被開除，再找。

他覺得自己陷入一個毫無希望的死局中，被整個世界拋棄——他把朋友圈內容清空，把頭像換成死樣的灰白。

在借款人之中，除了「憑本事借的錢，為什麼要還」的老賴，除了「人間蒸發」的騙貸者，剩下的，就是這部分「有還款意願，卻沒有還款能力」的人。

他們大多是零徵信人群，是傳統銀行體系不願意服務的「次貸人群」；他們接受提前消費的理念，有強烈的多的金融需求。

最關鍵的是，他們大多還想還清貸款，回歸正常人的生活。

艾瑞諮詢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網路借貸用戶規模達3970.1萬人。但這兩年，消費金融火熱蔓延，「消費金融和現金貸大概有8000萬用戶」，催單俠CEO李曉煒預估。

這其中有多少「債奴」？李曉煒預估有10萬人。

但一些業內人士也提出不同的答案：按照行業逾期率10%來估算，大概有800萬人出現逾期，其中大概十分之一，是這樣的「債奴」，人數至少有80萬。

對於這些人，到底是救還是不救？

2、救或不救？

行業里針對「債奴」群體，形成完全對立的兩派觀點。

「警鐘早就敲響，那麼多起校園貸跳樓事件發生過，借款學生為什麼不長記性呢？」催單俠 CEO李曉煒認為，「不該救，遠不到出手的時候。」

「這些借款人，很大一部分人受到了貪慾和虛榮的驅使，對於利率，他們並非毫無所知，」李曉煒認為，債奴們沒有在第一次債務承擔不起時就及時剎車，繼而「借新還舊」，本身就存在僥倖心理——我不還，平台又怎麼找到我？又能把我怎麼樣？

當催收全面爆發，他們才知道，他們不還錢，是需要承擔後果的。

借款時對風險和責任充耳不聞，債務發生時，卻指望社會出手相救，減免債務，這似乎是弱者的強盜邏輯。

「此時出手，定會助長他們賴帳逾期的士氣，對於借款平台而言一定是致命打擊。」

多名借貸平台從業者，也站在李曉煒這一方。

對於借款平台來說，他們一旦打開「救助」的口子，意味著絕大部分正常借款人，也會拿「沒有還款能力」作為借口，拒絕還款。

「如果人人都按時還款，借款平台靠什麼賺錢？逾期、滯納金才是利潤源頭。」 也有從業者表示，利潤結構，也讓平台怯於出手。

當一些極端事件發生時，借款平台方往往選擇公關途徑，息事寧人。

但，另外一些從業者對這個群體的大量爆發，心存忌憚。

「現在不救，等著悲劇大面積發生，負面效應引發監管一刀切，豈不是毀掉整個行業？」某消費金融平台的負責人林源峰稱。

在林源峰眼中，在這條產業鏈的形成，並非完全是借款人的「貪慾」，所有的人都參與其中，推波助瀾。

「因此，當危機爆發時，平台和社會，都有責任收拾殘局，」林源峰稱，這些人群的放任，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3、掙扎求生

債奴們正在試圖自救，用自己的一套方式。

徐佳妮正在劍走偏鋒，以暴制暴。

她網上購買了「呼死你」軟體，反過來輸入催收號碼，「讓他的手機號碼直接報廢」。

在一個「反催收」的群里，領頭的負責人小欣，卻一直在反對「以暴制暴」——這會導致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不能本質上解決問題」。

小欣提出，自救的第一步，是不再借新還舊，停止債務堆積。

第二步，就是和平台談判。

小欣會收集一些平台過激的「暴力催收」證據，和平台談判，「態度誠懇地表示，錢我會還，但希望減免高額的滯納金，並停止暴力催收」。

小欣發現，當大家心平氣和坐下來後，是有談判空間的，「有些平台，甚至同意他先還其他平台，半年之後再還他們的。」

除了自救，向外界尋求幫助，也是他們多次嘗試的方式。

但小欣發現，通過法律解決很難走通。律師對於這類借款人，並不樂意接觸。

某律師透露，他們要接這樣的官司，一般要預先收取數千元代理費，同時還會從「能夠減免的逾期費」中，提走一半當做傭金。

「大家就是還不上錢了，才找律師，要支付代理費，還要支付減免費用的一半，這不白請律師了嗎？」小欣也曾諮詢過律師，發現他們一般都不接，「除非十個借款人一起起訴」。

這意味著，起訴成本太高，時間周期太長，一般的借款人根本無力承擔。

另外，平台都是久經沙場者，對於法律漏洞，早就摸得門清。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預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應當將實際出借的金額認定為本金。

儘管國家將年化率高於36%定為「高利貸」，高出部分不受法律保護，但很多平台將利息變換名目，換成服務費、管理費、保證金等。

「這些費用，都不能算作年化率，」 北京市維泰律師事務所律師李佩璇稱。

也就是說，法律給出的答案，幾乎是「此路不通」。

法律失效後，借款人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監管出手」上。

在韓國的信用卡危機的事件中，政府就曾扮演一個「施救者」的角色。

1999 年，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百廢待興時，韓國政府為了激活經濟，鼓勵銀行儘可能多發信用卡。

一時間，首爾街頭充斥著信用卡發行商，對大學生、失業者等等都來者不拒。

4年之後，這場虛假繁榮的泡沫，「砰」地戳破。

最開始，是負面新聞的全面爆發，許多家庭因積蓄耗盡而破裂，犯罪和賣淫現象劇增。

極端案例也開始出現——一名34 歲的韓國主婦因不堪債主催討，從高層公寓中將3 個孩子推下去，自己再縱身躍出。

一時間，400萬信用卡用戶集中「破產」，韓國淪為「破產社會」。

為防止社會動蕩，韓國政府別無選擇，只得介入，出面成立了「信用恢復委員會」。

這個組織每天接納數萬人申請，負債人一旦通過面試，就可獲得部分滯納金減免。此後，借款人只需定期向組織還款，不用面對多家金融機構的催收。

在美國，有類似 「逾期者互助組織」的第三方機構，幫助用戶走出債務黑洞。

互助組織會幫客戶計算，每個月除去正常花銷之後的還款能力，再去主動和借款機構談判，每家每月少收點利息，甚至扣除利息。

這些機構，都曾幫助國家，從集體爆發的債務危機中生還。

在中國，這樣的苗頭，才剛剛呈現。

一些革新的催收機構，會扮演「平衡器」角色，幫助欠款人和平台談判，減免一些費用。

一些公益組織機構也開始出來發聲，只是目前聲音還過於微弱。

至於監管和法律，還在原地踏步。

「這個群體還沒有自我覺醒，缺乏基本的金融教育和常識，有太多人性的劣根性作祟，」小欣稱，這個人群還需開化。

「行業草莽發展一段時間後，必然會有人站出來，亂中建序，拯救行業，」 林源峰稱，這可能是行業自律，也可能是政府監管。

救還是不救？這不是一個無解難題，只是需要，找到人性和利益的平衡點。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