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如何從幫會老大到愛國華僑領袖

1955年5月9日，愛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首都各界人民舉行公祭，僑聯主席廖承志在悼詞中說：「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著國外愛國僑胞從鴉片戰爭以來所走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闖「金山」飄洋過海赴美洲

司徒美堂原名羨意，字基贊，1868年4月3日在廣東開平縣堤洲一個破產農民家庭中降生。他4歲時，含辛茹苦的父親不幸去世，只好由守寡的母親艱難地撫養他成人。童孩時代在家鄉只讀了4年私塾，就到廣東新會縣城一家小作坊去當學徒了。因為家貧年少經常受人欺侮，便暗自學武習藝，企圖報復，並從小養成了愛打抱不平的俠義性格。

1880年，年僅12歲的司徒美堂抱著闖「金山」，尋找出路的冀望，毅然隨同鄉親到香港，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船票是當時的「龍洋」52元，還是他母親東湊西借弄來的。經過1個多月的漂泊，他踏上了美國舊金山碼頭，但被美國流氓拋了一身馬糞。到了舊金山，先要解決生計問題，到處找工作。不久，他在一家中國餐館「會仙樓」當了幫廚。12歲的小童工每天工作不下16小時，而每月工資僅得12美元。

1883年，他閱讀了《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紀略》等書，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啟示。他基於義憤，加入了「洪門致公堂」。「洪門」是明末抗清群眾性秘密組織，太平天國失敗後，由於革命分子逃亡海外，美國華僑的洪門組織開始發展起來，習稱為「洪門致公堂」。司徒入洪門後，開始進行「反清復明」活動。當時，有些美國流氓無賴欺侮華僑，常到中國餐館吃「霸王飯」，吃飯不僅不給錢，還要摔碗扔碟，甚至動手打人。華僑深受其害，但因身在異國他鄉，清政府又軟弱無能，也無可誇何。司徒年輕氣盛，富有正義感，又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加上從小又學得一身格鬥武術，手持一刀一棍，10數人莫能近身。每每遇上此類流氓，他就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三拳兩腳，把對方打翻在地，拋到街上。20歲時，血氣方剛的司徒有一回因把流氓打傷致死，被捉去坐牢，差點被判死刑。幸虧華僑及洪門人士募款相救，囚禁了10個月才獲釋出獄。從此，司徒其人其事就在華僑中傳開了。

司徒出獄後失了業。為了謀生，他給洋人管家、看孩子、當男保姆。1894年春，他來到美國軍艦「保魯磨」號當廚夫，隨軍艦四處漂泊，到過南北美洲及歐洲各地，廣開了眼界，也結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1889年春，該軍艦要開到菲律賓去和西班牙軍隊作戰，爭奪那塊殖民地。艦長揚言：「凱旋歸來，加薪升級。」司徒對此不感興趣，便和中國海員相率退職，回到波士頓當小販，用小車推著肉類、瓜菜走街串巷。

建幫會「安良堂」里當「大佬」

早在1894年冬，司徒就感到致公堂情況複雜，組織散漫，指揮欠靈，作用不大。若要為華僑做點事還得在致公堂的系統內另立「山頭」。於是，便與洪門人士阮本萬、李聖策等人一起商量，集合堂內一些富有正義感、少年氣盛、敢作敢為的青年，在波士頓另行組織了「安良工商會」，簡稱「安良堂」。仍隸屬於致公堂系統之內。安良堂以「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為號召，擁司徒為「大佬」(即洪門大哥)。從此，他連續擔任安良堂總理達44年之久，直到1938年他70歲時才退休。在近半個世紀中，由於他的努力活動，安良堂由小到大，漸漸團結了一班洪門兄弟，安良大廈遍布美國東部各城市，成員達2萬人之多，安良堂在團結華僑，互助互濟，興學辦報等方面，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1904年夏，孫中山從檀香山以「洪門大哥」的身份到美洲進行革命活動。到達波士頓時，司徒發動當地洪門人士熱情接待。後來孫中山還在司徒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司徒自告奮勇，充當保鏢兼廚師之職。這期間，他親自聆聽了孫中山講的許多革命道理，提高了政治認識。孫中山對他的組織能力也深為讚許，給予指導，並著意整頓，使洪門組織帶上了革命色彩。1905年，司徒從波士頓到紐約，成立了安良總堂，繼續擴大華僑的愛國團結工作，並從人力、財力等方面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紐約是美國第一大城市，當地華僑眾多，華僑的堂口也很多。保皇黨和清朝欽差館都有相當的反動力量。安良堂能在這裡立足並成立總堂，標誌著這個獨樹一幟的新山頭有了飛躍的發展。其影響所及，除了波士頓和紐約兩堂以外，在華盛頓、芝加哥、費城等31個城市先後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支堂，入堂人數驟增。

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國內同盟會人電告孫中山，急需革命經費15萬美元。孫中山一時難以籌措，司徒便向致公堂提議，毅然決然地將加拿大的多倫多、溫哥華、維多利亞3地的4所致公堂大廈典押出去，這才及時籌足所需款項。同年武昌起義後，孫中山歸國所需的旅費，也全是由司徒與阮本萬，李聖策等人提供的。

抗日寇慷慨俠義助八路

司徒美堂為人慷慨豪爽，熱心公益事業。他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除擔任安良堂總理外，還幾度被選為致公堂總監督。在美國華僑社團範圍內，小至排難解紛，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項愛國活動。他都有所過問，深為華僑們所擁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司徒與旅美進步人士共同成立「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發動華僑捐款支持抗戰，並與宋慶齡所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保持密切聯繫，積極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當時，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幾次收到他從美洲直接匯來的捐款。

1941年冬，司徒因被聘為華僑參政員，自美國返回祖國，途經香港時，正碰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企圖利用司徒的聲望，組織香港幫會，以鞏固它的「佔領秩序」。司徒拒絕了敵人的威逼利誘，在愛國洪門人士的幫助下化裝逃脫。他因跛足而手執木杖，步行200多里進入廣東東江游擊區，然後經曲江、桂林，到達重慶，經歷了驚險感人的一幕。

1942年，司徒任重慶華僑參政員時，出席八路軍辦事處的歡迎會，發表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言論。他無情地揭露國民黨政府禍僑、害僑的罪行。1943年，司徒還親赴美洲各地報道國內抗日民主根據地和中國產黨領導人民抗戰的英勇情況。

1945年初，司徒和其他致公堂領導人看到抗戰即將勝利，有必要組建「華僑政黨」，以便勝利後歸國參加祖國的建設事業。當時，大家認為另起爐灶建黨，不如將致公堂改為致公黨更有群眾基礎。同年3月12日，在紐約召開的「美洲洪門懇親大會」上，決定將致公堂改稱為「中國洪門致公黨」(註：這是美洲的致公黨，同後來在國內成立的致公黨不是同一組織)。司徒被推舉為全美總部主席，但這個致公黨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還只是一個社團性的群眾組織。

抗戰勝利後，1946年4月，司徒率領美洲各地洪門代表，回上海召開「五洲洪門懇親大會」。這些久離祖國的老華僑以為美洲致公堂過去對辛亥革命有過貢獻，八年抗戰也為祖國出了錢、出了力，這次海外歸來，一定會得到祖國人民和政府的熱情接待，於是他們回國前夕，分别致電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中共和民盟都複電表示歡迎，惟獨蔣介石未予答覆。洪門代表回國後，親眼看到蔣介石正忙於準備內戰，四大豪門則忙於「劫收」發財，美國兵代替了日本兵，老百姓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失所望。

6月21日，司徒去見蔣介石，蔣只是寒暄應付一下，冷漠得很。23日，司徒到南京梅園新村拜會中共代表，周恩來不但熱情接待，後又兩次親赴司徒寓所晤談，還邀請他到解放區去參觀，一冷一熱，迥然不同，給司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司徒美堂在上海期間，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以沉痛的語氣說：「數月居滬，曾親睹國內實際情況，貪污事件層出不窮，工廠倒閉，大部分經濟事業均為官僚資本所壟斷。此種現象，如不用民主力量予以制止，將使國家淪於萬劫不復之地。」在此之前，記者們見他手執大手杖，不解地問道：「先生帶這麼大的手杖回國作何用處？」司徒嚴肅地說：「專門打掛羊頭賣狗肉的傢伙。」聽者咋舌，肅然起敬。

返祖國上書向毛主席致敬 1946年11月，國民黨「偽國大」開鑼前夕，國民黨軍隊攻佔了華北重鎮張家口，蔣介石躊躇滿志，根本不把民主黨派放在眼裡，只給五洲洪門「偽國大」代表一個席位和特別費3000元美金。司徒表示不接受。蔣介石又指使江征卿、杜月笙等進行「勸駕」：「蔣為人翻臉無情的脾氣，你難道不知道？他一不高興，你老人家會吃虧。」司徒勃然大怒，針鋒相對地答道：「司徒美堂的為人你們也知道，我何曾是一個好惹的人！」緊接著，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便出面「調解」，邀請他到美國大使館吃飯，好言相勸，結果宴會不歡而散。司徒拒當「偽國大」代表後，洪門代表全部離滬返美，司徒自己也於1947年7月乘船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對蔣介石的幻想已完全破滅。苦悶、彷徨，整天閉門謝客，下一步要走什麼道路？一時還未下決心，。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新的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這個號召立即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南洋的華僑團體和香港的民革、民盟、民進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通電擁護。這個號召對司徒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動作用。他思想有所觸動，於8月12日在香港建國酒家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回美國前的「臨別贈言」，指出回國後的耳聞目見，使自己實在不能緘默無言。過去華僑出錢、出血、出頭顱，完全是為了祖國和民族的昌盛。今後，誰能解救祖國於危亡，使民眾安居樂業，即馨香禱祝之。這是他以美洲洪門致公堂耆老者身份第一次公開發表的政見，當時香港各報都作為要聞刊出，轟動一時。 招待會過後，司徒又與李濟深、蔡廷鍇，陳其瑗，陳其尤，連貫等人接觸，交換意見。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1948年10月，中共華南分局連貫先生設宴為他餞行，席上交談甚歡。司徒的認識得到了進一步提高，即席寫了《上書毛主席致敬書》，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有「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之語，托代為轉呈。隨後，香港的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等人也先後設宴歡送司徒老人。他又起草了《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並囑咐當他到達美國之日(10月30日司徒抵達紐約)即在報上發表聲明》，斥責蔣介石玩弄陰謀，背信棄義，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內戰，對於「中共中央及民主黨派所號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協商會議，進行組織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余認為乃解決國內政治問題惟一良好之方法，熱誠表示擁護，並願以八十有二之高齡，為中國解放而努力。」

司徒美堂返回美國之後，在進步華僑人士的支持下，到美國西部各城市唐人街去訪問演講。報道祖國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同國內解放戰爭的勝利消息相互配合，對團結愛國洪門人士，澄清思想，打擊蔣幫在洪門中的活動，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他返美居留10個多月來，不辭老邁，四處奔走，愛國精神，感人至深。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前夕，司徒被推為美洲華僑代表。在他即將返國之時，消息傳到孔祥熙的耳中，這個逃到美國的四大豪門頭子邀請他吃飯，假惺惺地勸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紀大了，何必跑來跑去。留在美國。生活不必過慮。」司徒斷然拒絕這種「勸告」，說他是激於愛國之心，必須回去，完全出於自願，未受任何人利用。飯後，他恐怕事久生變，防有人向當局告密，便於8月9日乘飛機悄悄離開了美國。

1949年9月初，81歲高齡的司徒美堂離開了居留將近70年的美國，回到了祖國溫馨的懷抱———北京。9月21日，他帶著美洲華僑對祖國的熱愛，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並用最熱情的心，向大會衷心致賀。

1949年10月1日，在紅旗似海的天安門廣場上，首都50萬人民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司徒美堂在天安門城樓東側第二個大燈籠下，光榮地出席了這個莊嚴隆重的開國盛典。10月中旬，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司徒，忽然對身邊的秘書說：「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叫我做官，我沒做。現在大會已經開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國去了。」他還請廖承志向周恩來總理轉達此意。周總理馬上叫人竭力挽留，說這不過是萬里長征邁出第一步，國家的戰爭創傷很重，要大家同心協力，恢復經濟，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司徒老被說服了，留了下來，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83號的一個四合院。他歷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全國政協一屆、二屆委員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他不顧年邁足跛，積极參加人民政府的工作和各項政治運動，還親自到廣東僑鄉視察土地改革運動，漫遊祖國各地名勝古迹，還經常向國外華僑發表講話，報告祖國解放後的情況，宣傳抗美援朝，宣傳黨的政策，並想方設法擴大華僑的愛國大團結。

1955年5月8日，89歲的司徒老人突然因腦溢血在北京辭世。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周恩來總理剛從印度尼西亞回京，聞訊即趕到他家中作最後的告別。5月9日，司徒的靈柩移到中山公園的中山堂，靈前擺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送的花圈。周恩來、陳雲、鄧小平、陳毅、李濟深等親視含殮。周總理親自主持公祭大會。先生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安葬。入殮時，先生穿戴的是中山裝和幹部帽、布鞋，殉葬品有黃興夫人贈給他的特製大手杖，私人印章和玉器。何香凝女士為之親撰800多字的墓誌，勒石於墓旁，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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