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抗戰八年,教育方面的投入僅次于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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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這是一篇5年前的稿子,差強人意,勉供一觀
抗戰八年,教育為何能得到大發展?
文 | 諶旭彬
以常理論,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教育事業出現倒退,當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相反,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里,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超乎尋常的發展。
何以如此?
主流輿論認為教育應服務於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
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
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佔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蔣介石主張「戰時需作平時看」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12日,蔣介石在陳立夫主持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作了《今後教育的基本方針》的演講,就戰時教育與正常教育的關係問題表態,他說:
「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緊張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地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里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里,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初等教育:在校小學生數量翻倍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台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數量翻倍。
中等教育:在校生由48萬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高等教育:在校生由4萬增至8萬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具體數據如下表:
高校研究所:由22所增至49所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後,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
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擔。
免費教育、伙食及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
貸金制
教育部長陳立夫決定仿照歐美等西方國家的辦法創立貸金制度。創立貸金制度需要一筆相當可觀的經費,時值抗戰艱難,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以財政困難為由反對該計劃。陳立夫取得蔣介石同意後,貸金制度才得以付諸實施。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規定專科以上學生家在戰區,費用來源斷絕,經確切證明必須接受救濟者,可以向所在學校申請貸金。貸金分全額、半額兩種。按當時的伙食價格,全額每月8~10元,半額每月4~5元,以所在地生活費用及學生的實際需要決定。辦法還規定,學生畢業後,必須在3年內以其收人歸還貸金。這個標準,此後根據大後方物價的上漲,又進行過多次相應的調整。
公費制
1943年,鑒於通貨膨脹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陳立夫決定放棄貸金制,改行公費制。
按新辦法,公費生分兩種:甲種公費生:免學膳食,並得分別補助其他費用。乙種公費生:免膳食費。
國立、省立專科以上的學校中,師範、醫、葯、工各院科系學生,全為甲種公費生。理學院科系學生,以80%為乙種公費生。農學院科系學生,以60%為乙種公費生。文、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學生,以40%為乙種公費生。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新生的比例稍有不同:醫、葯、工各院科系學生,以70%為乙種公費生。理、農各院科系學生,以50%為乙種公費生。國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新舊研究生,一律按甲種公費生辦理。
上述比例,顯示國民政府當日,在培養「建國人才」方面,更重視理工科人才,其政策,向理工學科明顯傾斜。今人回顧民國教育,往往容易忽視這一點,而僅僅看到一些所謂的「國學大師」的影子,進而誤以為民國高等教育的側重點在於人文社科。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對民國教育的最大誤解。
貸金制和公費制,這兩項政策,還有另一重效果,那就是:打破了戰前中國高等教育「貴族化」的傾向。戰前,因學費昂貴,只有家庭條件優越的子弟,能夠進入高校就讀;戰時推行貸金制和公費制,家境貧困的平民子弟,也獲得了同樣的入學機會。
據教育部的統計,當時專科以上學生獲得貸金或公費的,約佔到了當時在校學生的80%。
陳立夫晚年,在回憶錄中如此敘述這段往事:
「戰時對於救濟青年一事,由於政府負擔太重,教部所面臨之困難最大,戰區學生大量涌至後方,衣食住學樣樣刻不及待,當時救濟費用用貸金名義,蓋欲使財政當局易於同意,將來有收回之望耳。蓋來自戰區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離鄉背井,多系經濟來源斷絕,如不予接濟,非但不能繼續學業,且不能維持生存。我當時即感覺對於這班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因而負起責任,設置貸金制,使這些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以貸金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衣服各項費用。最初名日貸金,原期受貸學生將來就業後償還。後來因責償不易辦到,並且法幣貶值,即令能償還,亦幾乎等於不還,所以將貨金改為公費。後來非戰區學生,因家庭不勝負擔,也幾乎都得到了貸金或公費。此項支出費用浩大,幾乎超過全體教育文化經費二分之一。對於此等學生真是教養兼施,而國庫負擔之重,也於此可見。費用雖大,但是成就甚著。據統計,戰時由中學以至大專學校畢業,全賴國家貸金或公費以完成學業者,共達128000餘人之多,此等皆是國家不可少之人才,凡是現在國內外50歲以上之社會中堅分子,幾無人未受貸金或公費之惠。如無貸金及公費制度,不知道有多少人失學,將為國家一大損失。這種制度所以值得大書特書者在此。現在美國亦仿效我們對於大專清寒學生建立貸金制度矣。」
「貸金制」和「公費制」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大、中學校師生有特殊補助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時局危殆,弦歌不絕
陳立夫晚年回首往事,感慨抗戰八年,政府在教育方面之投入,「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于軍費」;自問7年教育部長對得起國人:
「我自民國27年1月7日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到民國33年12月去職,主持戰時教育行政將近7年。在此7年之中,扶輯流亡,重振後方弦歌,擴展各級教育,改革並建立制度,發揚民族文化,訓練並徵調學生直接參加抗戰,實在做了不少的事。」
時局危殆,弦歌不絕。今人回首往事,應該承認,陳立夫的這個自我評價,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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