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挖空心思耗時8年 耍盡陰謀詭計炮製了哪起冤案

在炮製「新疆叛徒集團案」的八年中，康生可算是挖空心思，耍盡陰謀詭計。

為了迫害新疆監獄難友，康生曾經指示空軍政治部、民航總局和南開大學紅衛兵組織聯合調查組，並讓吳法憲安排飛機，三番五次前往新疆各地查調國民黨留下的檔案，翻閱當地20世紀40年代的報刊資料，搜集馬明方等人「叛變投敵」的線索。

因無中生有，圖謀一一落空。康生一無所獲後，仍不死心，又責成新疆軍區派工兵連，到盛世才當年的公署原址挖地三尺，說地下埋藏有馬明方等人叛變的秘密檔案。結果耗資巨大，勞民傷財，僅僅挖出幾條破槍。

康生的另一個詭計是：動用中統特務鄭大綸和叛徒徐夢秋編造偽證，污衊、迫害馬明方等。

鄭大綸是國民黨中統局高級特務，1943年被派往新疆配合審訊中共人員，擔任書記官。徐夢秋過去在中央蘇區從事宣傳工作，參加過長征，被捕後叛變。因康生說過「很多敵偽人員都在」，於是專案組迅速將這些人弄到秦城監獄，編造假口供，配合他們的審訊行動。

1972年，專案組按照原定計劃，在《案犯審查情況和處理意見表》上，填寫好馬明方的名字，還特地註明「叛徒、內奸問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康生同志已圈閱，批準定案」。

當年和父母在一起遭難的子女們，也遭到株連。瞿秋白、楊之華的女兒瞿獨伊，被視為同案犯隔離審查；林基路的兒子林海宏，原是空軍優秀飛行員，因他本人和母親都是新疆監獄歸來人員，被下放到西藏當汽車駕駛員；陳潭秋的兒子陳楚三，同樣因本人和母親是新疆監獄歸來人員，大學畢業後被安排到貴州一水電站當搬運工，整天扛水泥……

1974年，毛澤東對專案工作的問題有所察覺。他指出「各個專案組，已經搞了多少年，再不結案，非要把人搞死不可」。他要求先把關著的人放出來，按不同情況分別結案。這使專案工作有了新的轉機。

1974年底，中央三辦受權對新疆監獄問題繼續複查。從那些被康生、吳法憲扣押的大量國民黨檔案材料中，發現馬明方等人在監獄鬥爭中十分堅決、頑強，充分表現了共產黨人勇敢、高尚的氣節，從而否定了「新疆叛徒集團」的存在。

1975年3月，中央三辦寫了複查結論上報中央。

周恩來是當年新疆監獄問題的經辦人和知情人，熟悉歷史情況。早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小型會議上，當有人向周恩來提出中央農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龍等人在新疆監獄有叛徒問題時，周恩來就明確指出：「這件事我最清楚，是黨中央委託我通過張治中將軍把他們設法釋放送回延安的。」

此時，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看到中央三辦遞交的複查報告後，心情十分沉痛。如今一切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他感慨萬端，提筆將複查報告改為平反報告。兩字之差，意義重大。周恩來還將報告壓縮為1500字，並囑咐秘書將張治中致毛澤東的信——《我經歷事實的簡述》中有關新疆監獄中共人員表現的段落，抄送中央作為平反報告的重要旁證，一併報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審閱。

張治中在信中寫道：「他們（難友）由於在黨中央、毛主席教導下，覺悟高，組織好，紀律好，被反動派關在監獄裡始終不屈，受之艱苦，歷盡煎熬，終於脫離虎口，勝利歸來，這是值得敬佩和慶幸的。」

一個月後，遭受殘酷迫害八年之久的張子意、秦化龍、吉合、高登榜等人終於走出了監獄，獲得了自由。其中，許多人已經被折磨成終身殘疾。馬明方、楊之華、安志敏、李宗林等24人，則不幸含冤離開人世。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終於身患絕症死了。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康生仍然擁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頭銜。他死後，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廳。

隨著時間的推移，康生的真實面目和罪行逐漸被揭露，許多歷史真相也大白於天下。據查證，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以莫須有的罪名，直接點名以及由他批准關押迫害的幹部就有839人。康生在專案審查中隨心所欲，憑空捏造，任意給一些高級幹部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裡通外國」、「死黨」、「幫凶」、「敗類」、「壞人」、「反革命」等罪名。他甚至將別人對自己有意見，也作為反黨的一條罪狀，加害於人。

1980年，中共中央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強烈呼聲，經過充分調查核實，決定將康生永遠開除出黨，並將他和謝富治的骨灰盒一起，從八寶山革命公墓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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