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國中：東西方重商與抑商的歷史結局

在15至17世紀近代化進程中，西方國家搶步而前，中國步履維艱地蹣跚於後，隨著時間推移，雙方差距越來越大。東西方差距的原因並不在於經濟發展水平不等，而在於其他方面，其中雙方政府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不同，乃是近代化成敗的關鍵。

古代中國為什麼要「重農抑商」？

與西歐國家相反，中國政府對內「重農抑商」，對外實行海禁。「重農抑商」的要害在「抑商」，以種種制度和法規限制商人的商務，掠奪商人的財產，削弱商人的力量。朱明王朝政府實行「引貼制」，規定商賈經營商品的種類和數量，以兵馬司管理城市，對出入商賈進行檢查，凡貨物與所發給的「引貼」不合者，送官府審問，使商人的經營活動不代統治者毫不掩飾地說，徵稅的目的在於抑商，明成祖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特別是自明中葉以後，從綾羅緞匹到蒲席草鞋，從穀物到蔬菜，從牛馬到雞豕，凡「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瓮牖無一間不稅」。官府及豪強的徵稅關卡遍於各地，特別是交通沿線，行數十里甚至只數里便有徵稅關口，商品「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榷稅中使項背相望，密如羅網，嚴如湯火」。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蘇州民間絲織業因苛征不少機戶破產，未停業者也機張日減，數千織工失業。與之相關的染坊也有不少因重稅而倒閉，染工失業者又有數千，釀成染織工人反抗的大暴動。故有人說「天下稅課，獨苦在商（包括從事商品生產的手工業）」。其他還有掠奪性的「採辦」和臨時性的攤派，都是政府採購不如實付價，甚至分文不予，此為另一種掠奪方式。在如此嚴酷的抑商政策桎梏中，工商業寸步發展也是極為艱難的。

海禁政策本源於明清兩朝政府為強化海防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卻嚴重地阻礙了海貿事業的發展。政府嚴禁民間船隻，尤其是雙桅以上的大船出入海疆，寸板片帆不許下海；後來即或允許出海，也是限船、限貨、限航向，違者船貨沒官，人員治罪。這樣一來必然割斷或者削弱了中國工農商業與廣大海外市場的聯繫，使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失去巨大的推動力，使正在改進的工藝技術得不到發揮，從而延緩近代化進程。

西方國家由「抑商」向「重商」的轉變

「重農抑商」並非中國的特產，一切以農為本的前資本主義國家均奉其為傳統政策，15世紀以前西歐國家亦莫例外。15世紀以後，首先得自由，而經營自由是商業發展的生命線。對鋪戶實行編審制度，勒令工商業者定期向官府申報其姓名、行業、資本、營業狀況以及盈利額等，以此作為政府課稅、派征的根據。最甚的苛征暴斂主要是商稅。明是英國和尼德蘭開始放棄傳統的重農抑商，實行重商主義，接著歐洲其他國家以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也相繼改弦易轍，由抑商而重商。中國卻固守舊章。那種認為「重農抑商」只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特有的政策，顯然是沒有根據的。問題在於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政策，應當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而及時改變。

西方國家由抑商而重商，並非政權性質發生根本變化，乃形勢所迫也。眾所周知，西方中世紀領主制的封建社會，政治上分裂割據，國王空有其名，亦只一諸侯而已。為對付國內的地方分裂勢力和歐洲並列各國的對立，王室政府需要尋求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來強化中央王權，以城市為活動中心的工商業，正是能在經濟上有助於國王達到這個目的。工商業者即新興資產階級，也要依恃王權來克服國內商業的障礙和開拓海外市場，兩方面追求的目的不同，求富、求強則是共同的希望，重商主義正是適應這樣的形勢而產生的。吳於廑教授在《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一文中論及西方重商主義時說：「求富、求強，有對國家政權的意義，也還有對商人、對新興資產階級的意義，兩者的意義不同，但無傷於兩種利益的歷史結合。從歷史的長期發展看，這個結合中的政治方面是次，經濟方面是主。重商主義在西方這個特定歷史時期取得的意義最深遠的結果，不在於轉瞬消逝的封建國家統一政權的威力，而在於國內外封建農本經濟閉塞狀態的空前突破，在於商業，跟著是工業的空前發展。」這一分析是很精闢的。

古代中國「重農抑商」的歷史結局

東方的形勢完全不同，中國自秦王朝的統治者早已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皇家政府，擁有廣袤的國土、強大的軍隊和官僚體系，以及能維持這龐大國家機器的田賦。相比起來，商業對政府的財政支持則無足輕重。這個政權對內能以壓倒一切的力量來克服地方離心勢力的分裂割據和人民的反抗；對外，雄踞東亞，周邊各國爭相賓服，稱臣納貢，無能與之匹敵者，也無須競爭，而競爭是進步的動力。還有舊意識的因素，他們養成了「天朝上國」「唯我獨尊」的固執觀念；昧於世勢，用陳舊的「天下」觀來對待正在急劇變化的世界。他們滿足於自己地大物博等靜止的條件，無視國家爭富求強的要求，把固有的良好條件作為閉關自守、與世隔絕的依恃，而「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可以說中國專制主義統治者頑固堅持抑商政策也合乎當時東方的形勢，有其必然的邏輯。

但是還應察覺到中國的這個歷時兩千年的歷代王朝的集權政府，自15世紀以後，其基礎已開始受到日益發展的商品貨幣經濟的挑戰，商業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越來越明顯。其抑商和海禁政策不斷受到市民和海商的暴力反對，受到朝野有識之士的抨擊，終會有革故鼎新的局面出現。在近現代化進程中，百舸爭流，優勝劣汰，必須要有時代緊迫感和奮進精神，絲毫不能遲疑徘徊。（文/薛國中）

文章內容選自《逆鱗集續編：歷史科學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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