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識的成見

作者：韓昭慶，復旦大學史地所教授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

「新清史」欄目編輯：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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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疆域的變遷及清政府對國家認同的變化

康熙《皇輿全覽圖》全圖的編繪於1717年完成，但是清朝統治中國長達267年，此圖完成之時才占清朝統治時間的27%，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清朝的疆域仍然在變化。清代疆域的形成始自遼東建州的女真，1583年，努爾哈赤統一了東北女真，後佔據明代遼東都司，1644年取代明朝建立清朝，擁有明朝的版圖和滿洲地區，1683年平定台灣，1688年迫使喀爾喀蒙古臣服，順治、康熙年間先後冊封西藏地區的宗教領袖達賴、班禪額爾德尼，使得以上地區皆入清的版圖。這些是《皇輿全覽圖》繪製時清朝的疆域，但是此時今新疆地區仍有強悍的準噶爾蒙古與之抗衡，西南仍有一些游離於中央政權之外的部落，這些地區在《皇輿全覽圖》上都被畫成空白地帶。

雍正時期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用流官取代自立為王的土司，同時把西南遊離於政權之外的「空白地帶」納入中央政府統治之下，並相繼在這些地區設置了相應的政區，如雍正八年(1730)在貴州黔東南新開闢的生苗區設置了八寨(今丹寨)、都江、丹江(今雷山)、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劍河)及古州(今榕江)等六廳。在《乾隆十三排圖》上，這些地區已經畫上了山脈、河流，並標上各個區域苗民的名稱，如「九股苗」「小丹江苗」「高坡生苗」等，如圖9所示。

就西藏地區而言，康熙時傳教士沒有親自到西藏測量，而是康熙五十六年派遣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兩個喇嘛以及理藩院主事勝住前往西藏測量地形。兩個喇嘛從西寧入藏進行測量，後遇策妄阿拉布坦犯藏，兩個喇嘛只從西寧、經拉薩測至恆河源頭一段，傳教士根據喇嘛繪製的地圖進行編製，西藏西部沒有詳勘，故多錯誤。乾隆十五年( 1750)清朝在平息了頗羅草子朱爾墨特妄圖割據西藏的叛亂後，命測繪人員對西藏地圖重新實測，繪製了新的西藏地圖。

在新疆地區，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對準噶爾的征戰，終於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征服了準噶爾，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亂，清朝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區，將它也納入版圖，形成清朝的領土，這個時期的疆域已較康熙時期的疆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成為《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歷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

康熙時期對新疆只實測到哈密以西的烏勒圖布拉克( Ourtou Poulac)，其經緯度分別為西經23°（東經93°23"27"")，北緯43°48"，但是《皇輿全覽圖》上，卻繪製到東經77°的地方。在福克司出版的地圖上，有一幅圖名為《雜旺阿爾布灘》的地圖，主要表示哈密以西，包括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在內的西至東經77°的地方，這幅圖可能來源於俄國、準噶爾部落或者蒙古等地。伴隨對準噶爾與大小和卓的戰爭，乾隆二十一年和乾隆二十四年對新疆進行過兩次實測，第一次分兩路進行測繪，一路從巴里坤開始，經過烏魯木齊、精河縣等地，到達伊犁再返回，一路也從巴里坤出發，經吐魯番、焉耆、至珠爾圖斯之源等地，從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1756年3月21日)離京，至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1757年3月1日)返京，前後將近一年;第二次主要是對南疆的測繪，始自哈密，經莎車、阿克蘇、和田等地，自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日( 1759年6月4日)離京，乾隆二十五年三四月( 1760年5-6月)間抵京。

1770年左右，應乾隆皇帝的要求，蔣友仁(Michel Benoist)在康熙《皇輿全覽圖》和對新疆測繪的基礎上繪製了兩幅木刻版地圖，分別利用1英寸和2英寸等於1度緯度的比例。1775年他至少又繪製了另一幅銅版地圖，比例尺是2.5寸等於1度緯度。這些地圖被稱為《乾隆內府輿圖》《清代一統地圖》《乾隆十三排地圖》《皇輿斜格全圖》等。

除了擴充、修正《皇輿全覽圖》，清廷還下令編纂《皇輿西域圖志》，包括乾隆皇帝語錄《天章》四卷共52卷，包括了天山南北的歷史、地理、政區、防禦民族等內容。與此同時，清朝還編纂了《西域同文志》，分別用滿文、漢語、藏語、蒙語、維語及托忒文標識同一個人名和地名，用三合切音注音，以解決編纂《皇輿西域圖志》和《平定準噶爾方略》中遇到的來自其他語言的地名或人名的問題。

《欽定西域同文志》共兩冊24卷，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區的地名及各部統治者人名。其中關於新疆的部分十三卷，它們是: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卷二、卷三《天山南路地名》、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卷五《天山北路水名》、卷六《天山南路水名》、卷七、八、九、十《天山北路准噶部人名》、卷十一、十二、十三《天山南路回部人名》。其編排方式是「始以國書，繼以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為準語，或為回語。」目的在於統一西域地名，了解地名的詞源和含義。

米華健( James A.Millward)專門討論了乾隆時期編纂地圖、地方志以及譯名錄三項工程的戰略意義，其目的是清政府需要充分了解新疆全境的歷史、地理，以便征服、統治並開發這片區域，而歐洲的製圖技術在幫助清政府獲得準確的信息方面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過製作、收集這些信息，清政府宣稱這些地區是清朝版圖的組成部分，也為人們普遍接受中國的疆域遠遠超過明朝疆域的範圍打下了基礎。不過由於乾隆圖開始是不公開的，直到19世紀中葉，隨著乾隆圖流出宮廷，仿照乾隆圖，並在圖上標出國家或者帝國界線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大中國的地圖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

米華健

同時，乾隆發現中國歷史時期對西域的經營不可否認，故編繪人員還盡量使用自西漢以來一直到明代在西域地區使用的漢語地名，以顯示歷史的延續性，連《皇輿西域圖志》也套用了唐代編纂的《西域圖志》的書名。《皇輿西域圖志》和《西域同文志》的編繪，一方面體現清朝與前代的不同，另一方面，卻又沿用前朝地名，努力體現乾隆遵循以前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從這個角度來反映清朝是中國合法的統治者。

作為不同於前朝漢族統治者的清朝政府，對中國的認同雖然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很早它就注意到對中國的認同問題。基於漢文和滿文資料，Zhao Gang(趙岡編註：原文誤，應為「趙剛」)利用「滿族中心論」的方法，討論了清廷是如何調整中國的概念使之適應清多民族帝國的發展，以及這個概念在現代中國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什麼作用的問題。該文作者從滿文對中國及中國人的稱呼出發，指出在清奪取政權以前，他們對明代中國的認識是中國本土( China Proper)和漢族，此時，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其他毗鄰地區，如同朝鮮、越南一樣是向明朝的朝貢國，中國本土指明朝管轄的十五省。隨著滿族政權的崛起，他們竭力與明朝劃清界線，但是一旦他們奪取明朝的政權，這種態度立即改變，因為在傳統中國領土上進行統治的政權絕大多數都把這塊地方稱為中國，這個習慣已經維持了兩千多年。

清朝以入關以前，曾以漢人的國家(nikan gurun)來翻譯中國，等到明朝覆滅之後，清朝改用Dulimbai Gurun來譯中國，這樣的舉動表明清廷放棄了中國含義中以漢人為中心的意思，同時，用表示清的政治領域的中國取代了原來表示儒家文化區的中國，這樣，一個清帝國統轄下的新的、完全非儒家文化區的內亞成為中國疆域的一部分。通過對中國的重新定義，滿族皇帝不僅讓他們的統治合法化，而且還為旗人軍隊征服並把多民族的地區合并到其主權範圍內鋪平了道路。

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已把中國等同於清。據Zhao Gang統計，自1661年至1734年間清廷與俄國的外交檔案中，出現160多次滿文的中國(Dulimbai Gunrun)，乾隆開始頻繁使用中國。乾隆時期由法國傳教士繪製的《坤輿全圖》以及椿園編纂的《西域總志》都顯示，一旦18世紀中葉清朝官方清楚地表達了中國是多民族的統一體之後，這種觀點就開始在地理和製圖上反映出來。在1689年《尼布楚條約》中就已經把清朝邊界的蒙古人稱為「中國之人」了，在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中，再次把蒙古人看作是「中國人」，由此可見，清初，清廷就開始擺脫了把中國只當作是漢族的中國的看法，而是創造出關於中國的新定義，即中國是一個包含內亞地區非漢族的多民族實體。

所以兩百年前，中國與中國人的含義就與20世紀所稱的中國及其公民的含義很相近了，而且自此到清滅亡，清朝的皇帝始終持這樣的觀點。不過當清廷持這種觀點的同時，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官方努力讓臣民認識到這一點。直到1900年，政府才開始通過學校宣傳中國包括漢族與非漢族的觀點，並要求學生要學維文、藏文、蒙古文及滿文等。

清朝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如此迅速，與它熟知漢文化有關。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七十多年前就曾指出，征服中原的少數民族並不是起源於大草原的純粹的典型的少數民族，而是鄰近亞洲內陸邊疆的混合民族，無論是遼、金、成吉思汗，還是努爾哈赤都是在接近「漢邊」地帶興起的部族，他們與大草原中只知道掠奪與入貢的真正的游牧民族是不一樣的，他們是知道如何統治各種人的邊境游牧民族。這些部族的首領深諳中原文化，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清朝入關之初就在京城西阜成門內建歷代帝王廟，祭祀歷代帝王，因為禮樂祀典，是中國歷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順治二年( 1645)清朝祭祀的歷代帝王中增加了漢族之外的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乾隆時期在遼金之外增祀兩晉、元魏、前後五代各非正統君王，故在政治上，清統治者通過對歷代帝王廟入祀標準的調整，最終建立了一個歷代綿延不絕的朝代統治體系，這一統治體系不僅包括歷代漢民族王朝，還囊括了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這樣既體現了治統的多元性，也以此形成滿清統治的正統性，從而鞏固了中國治統的多元一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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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疆域變遷未及時傳播到歐洲的原因

在清朝疆域自康熙以後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很長時間來，只有清政府清楚地認識到這種變化，歐洲並不知曉這個過程，國內的民眾也缺乏溝通渠道獲得這方面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儀之爭導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滯，使得中西交流從清朝康熙初期的順暢到康熙晚年戛然而止，導致西方對清朝疆域的認識長期停留在清初水準;另一個則與在清朝統治下，滿漢關係經歷了從最初的對立、隔立到融合的發展過程有關。

國際方面，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以西方傳教士為媒介的，天主教入華以來，應如何對待中國禮儀，一直存在論爭。耶穌會允許教徒保留尊孔、祭天、祭祖，而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為了爭奪教權，認為尊孔祭天是異端，不能容忍，提出「維護天主教的純潔」來抨擊耶穌會，雙方在羅馬教廷展開了多次爭辯。18世紀初，論爭發展為羅馬教皇與康熙皇帝的公開衝突。

1704年羅馬教皇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禮儀，1720年康熙下令禁教。雍正改元，採納臣下建議，嚴行禁教，在於阻止天主教的傳播衝擊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傳統文化認同。1723年雍正即位才幾個月，就在全國製造了一場大規模驅逐西方傳教士的事件。散布外省的教士一律被押往澳門，教堂、住院或改為祠堂、書院、糧倉，或拆毀，大批的教徒被勒令棄教，並嚴禁今後再入教。此後，終雍正之朝，公開的在華教士僅余留京的戴進賢等二十餘人，以修歷為職，不得再行傳教。這一政策其後被奉行不替，直至鴉片戰爭後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廣州公布弛禁上諭，才解禁。

乾隆時期，雖然宮廷中仍然有少數傳教士，但是他們被嚴禁傳教，只是充當宮廷畫師，這與康熙時期的情形已截然不同。這樣的政治氣氛下，乾隆時期雖然疆域已較康熙時期發生變化，但是西方繪圖人員由於沒有得到相應的地理知識，繪製中國仍然沿用舊資料，正如康熙《皇輿全覽圖》傳入歐洲前，他們繪製中國的地圖主要依靠嘉靖年間羅洪先繪製的《廣輿圖》一樣。

就國內而言，自清統治以後的一個半世紀里，清朝奉行嚴格的文字審查制度，尤其是反清的作者或者書籍，以乾隆時期的文字獄達到高峰。馬世嘉( Matthew W.Mosca)通過對明末到嘉慶時期漢文文獻中對蒙古記載的對比研究，復原了漢族精英們自明末到嘉慶時期對蒙古及其他西北地區認識的轉變過程，並分析了其原因。從《大明一統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陸次雲的《八紘譯史》一直到清初蔡方彬增輯，明代陸應陽撰寫的《廣輿記》都把蒙古當作外國或者外域，一直到乾隆早期，漢族學者對諸如蒙古、新疆等地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時期的階段，除了受限於語言之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早期不讓漢人接觸這些地區的事務，也不允許私人著述討論長城以北地區及軍事防務等方面的話題，人為製造信息交流的障礙。

一直到乾隆初期由齊如南主編完成的《大清一統志》，才首次更新、充實了內外蒙古、青海、河套、哈密、吐魯番、西藏等地的知識，這是第一部明確蒙古與清廷關係的總志，在第一章就強調蒙古經過兩百多年融合，已與內地成為一體。但是很快又受到「文字獄」的影響，再次阻隔了漢族精英們對清朝已擴大了的疆域的認識，這種狀況直到嘉慶之後才發生巨變。

到了嘉慶時期，漢族精英們獲得最新最詳細的信息，同時思想上也獲得較大的自由，出現了印刷整個帝國地理知識的熱潮，私人出版了許多高品質的尤其是關於蒙古地區的信息，再次興起對國家有經世之用尤其是對早些被禁止的軍事話題的討論。此後受鴉片戰爭的刺激，更加激發了國人對清帝國疆域的認識。當一幅1842年英國繪製的中國的範圍仍然在長城以南的區域時，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繪製的地圖則是包括了今日中國與外蒙古在內的版圖，如圖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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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康熙《皇輿全覽圖》產生於一個歐亞國家開始通過戰爭、談判確定國家界線的時代，當時歐洲先進的測繪手段為在地圖上落實國家界線提供了技術支撐。清朝與俄羅斯為加強邊界地帶部落民族的管理，實行了劃清界線的政策。在與俄羅斯談判過程中，清政府發現了中國原有地理知識的貧乏和落後，加上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的熱愛、法國渴望了解中國的需求，藉助希望通過完成皇帝任務達到在中國傳教目的的傳教士之手，最終促成了康熙《皇輿全覽圖》的誕生，這是一次中法雙方為著不同的目的，在三百年前成功完成的一次國際合作。其成果仍然是經傳教士之手，在歐洲得到廣泛傳播，在中國，則屬於國家秘密，只有少數高級官員才有機會利用該圖。

伴隨著歐洲版康熙《皇輿全覽圖》在歐洲的流傳，康熙皇帝則是在統治末年因禮儀之爭開始在國內禁教，這個政策被其繼承人雍正帝嚴格執行，此後，一直到鴉片戰爭時期，西方通過堅船利炮再次打開傳教之門。由於明清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主要通過傳教士進行，在清初順暢的交流戛然而止。然而，此後，雍正在西南實行改土歸流政策，乾隆繼續自康熙開始的對西北準噶爾的征服，最終奠定了清朝的版圖，這時的疆域與康熙時期相比，已發生了變化。在康熙時期繪製的地圖上留為空白的地方，在乾隆時期繪製的地圖上已被山脈、河流和地名所充實，這些地圖信息由於缺乏交流的渠道，客觀上造成西方對清朝版圖的認識長期定格在康熙時期。對清朝已經擴展的版圖茫然無知的除了西方的民眾外，還有大清的普通百姓。

只有清朝的上層統治人物，對清朝疆域的變遷最清楚，儘管他們一入主中國，立即從祭祀明代帝王、改稱東北邊界的民族為中國人，改漢人的中國為中國等，向普通民眾宣稱清朝統治的合法性，但在清朝初期，出於政權不穩的考慮，不讓漢人插手長城以外地區的事務，在全國實行嚴格的文字審查制度。此後隨著乾隆皇帝的去世，這個政策發生了變化，邊疆事務再次成為普通民眾討論的問題，而此時，人們也普遍認可這個擴大了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除了被迫割讓的土地外，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時期的版圖，外蒙古獨立之後，除了局部的調整，形成了今天中國的版圖。

不僅如此，在清朝入關前後，西方已經形成了以長城作為「中國」邊界的繪圖習慣，但是此時長城的位置仍顯模糊，康熙《皇輿全覽圖》首次對長城進行全面、精確的測量，加上康熙讓傳教士分別用滿、漢文字標註長城南北的地區，實是以科技的手段更加強化了西方製圖人員對長城作為「中國」邊界的意識，之後隨著康熙《皇輿全覽圖》在歐洲的廣泛傳播，這種認識因為該圖的科學性而更加鞏固。

而中西方交流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斷，使得這種認識更是根深蒂固，以致於中華民國於1911年成立取代清朝，並繼承了清朝的版圖時，仍有人認為長城以外非中國所屬。

總之，康熙《皇輿全覽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相對開放的時代，在中法兩個熱愛科學的君王的支持下，主要經法國傳教士之手，繪製的一幅世界上範圍最大、引領當時繪圖技術的實測地圖，但是這個成果並沒有為中國民間所用，卻在西歐廣泛傳播。受康熙末年禮儀之爭導致的與西方文化交流中斷的影響，西歐繪圖人員難以獲得康熙之後清朝疆域變遷的情況，使得西歐對清朝版圖的認識長期定格在這一時期。當我們在為康熙《皇輿全覽圖》所利用的先進技術而自豪的時候，其文化影響的負面意義同樣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其後的原因則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韓昭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文摘為全文後三部分。由於篇幅原因，省去原文摘要及注釋。

欄目編輯：@蔡偉傑 編排：@鄭羽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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