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朝廷搗亂的就是漢奸

什麼樣的人會被叫「漢奸」？這個詞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文｜趙新宇

提起「漢奸」，你會想起哪些人？

大多數人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應該是汪精衛、周佛海等人，愛好歷史的人則多會向前追溯，提到石敬瑭、秦檜。明清之際，叛明降清的吳三桂、洪承疇、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稱得上是「漢奸」的代表。

然而，這些人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無論怎樣招人憤恨，都不可能被稱作「漢奸」。原因很簡單：因為「漢奸」是一個被清朝政府發揚光大的概念，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罵別人是「漢奸」。

給朝廷搗亂的叫漢奸

「漢奸」一詞，最早出現於元代胡震《周易衍義》：「李固欲去漢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說的是東漢沖帝時的太尉李固，在沖帝去世後的新君繼位問題上，不肯聽任權臣梁冀操弄，被其誣告殺害的故事。這裡的「漢奸」，指的是「漢朝的奸臣」，並不涉及出賣本國利益。

帶有「漢族中的敗類」一義的「漢奸」是在明末出現的。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稱貴州水西地方偏遠，極不穩定，「又有漢奸撥之」，難以治理；其後朱燮元又上疏表達了相同意見，認為水西地區的不安元素中同樣有「漢奸撥之」，即認為當地土司之所以反叛朝廷，是有不法漢人挑撥離間。

明朝官員創設「漢奸」這個概念時，其統治已日薄西山，對西南邊疆騰不出多少精力，也就沒能讓「漢奸」概念流行開來。這個辭彙再次在文獻中出現，已經是清朝的康熙二十九年，時任貴州巡撫的田雯在他的著作《黔書》中多次提到朱燮元，並借鑒了他的「漢奸」一說，讓「漢奸」概念在改朝換代後重生。

▍電影《笑傲江湖》中戲說的明代苗漢衝突場景

不過，清朝的「漢奸」比起明朝的「漢奸」，意味已有些微不同。清朝是一個滿人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雖然自居繼承明朝正統，也為大部分漢人所接受，但還是有很多漢人懷念前朝，保持著反叛之心，王朝中前期尤為如此。即使在西南邊疆，讓朝廷擔憂的也不是被他們視為蠻夷的苗民，而是可能利用苗民來造反的漢人。

對於西南邊疆的矛盾主次，雍正皇帝在一道諭旨里說得十分清楚。他把當事人群分為三類：土民、土司和漢奸，其中，土民是受土司政權魚肉的「朕之赤子」，有待朝廷解放；土司「鮮知法紀」，胡作非為，需要整頓；但土司之所以作惡，主要是漢奸指使教唆，所以漢奸才是西南邊疆無法安定的罪魁禍首。

皇帝定了調，原本生僻的「漢奸」一詞就此在官方文本中頻繁出現，成了每個治理邊務的大員必然知曉的概念。其適用範圍也並不限於西南邊疆，只要是「華夷」交接的地方出現了問題，都會追查是哪些漢奸在給朝廷搗鬼。使用這一概念的官員未必真認同雍正對「土民」那種天真的想像，但這個概念剛好給他們提供了隔離「華夷」的理由，對於免生是非為上的官僚很是實用。

要當漢奸很容易

雍正在諭旨里講述西南邊疆的矛盾，是要準備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所謂「改土歸流」，就是撤銷少數民族地區原有的土司統治，改派中央任命的流官治理。受其衝擊的不止土司家族的權力，還包括苗民原有的傳統，朝廷將在這些地區丈量土地，統計人口，引入漢人地區那套編戶齊民的保甲制，把苗民納入帝國稅收體系，還同時要他們移風易俗，如變更原來的官服和姓名。

▍雲南土司府

如此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受到土司和苗民抵制本在情理之中。主持改流的雲貴總督鄂爾泰，還是個嗜殺喜功、迷信武力的人，他對改流策略的自述是：「順者即撫，逆者定剿，剿為上，撫次之。先剿正所以為撫地，但撫恐終難免於剿。」在他擔任雲貴總督的五年間，打了二十多個平亂戰役，摧毀了近兩千個村寨。

面對如此動蕩的情形，朝廷的初心始終未變：這都是漢奸造成的。每一次平叛過後，追查漢奸都是審判工作的重點，為土司掌管文書工作、充當智囊的漢人主文自然是首要打擊對象，如果並沒有一兩個明確的「首惡」，那叛亂隊伍里的漢人也壞過苗人。

雍正六年，貴州丹江、古州等處爆發苗民叛亂，湖廣總督邁柱提出要先「大加剿戮」才能再議招撫，但所有漢奸均不在招撫之列，只有將漢奸「窮究擒獲」，方能「凈根株而永除後患」；對他的做法，雍正皇帝表示讚賞，硃批「察拿漢奸最為要著」。

▍雍正：「察拿漢奸最為要著」

熟悉「抓漢奸」思維的不光是官員，一些苗民同樣懂得利用它自保。雍正七年，貴州清水江幾個苗寨起事，被官兵重創，戰敗的苗寨頭人主動到軍營投誠悔罪，供述自己之所以造反，乃是漢奸曾文登說：「你們不要去見，不要上糧。如今年上一兩，明年就要上十兩，還要丈田當差。」於是，苗寨綁了曾文登一家人，把他們獻給清軍，刑訊之下，曾文登供認不諱，被梟首示眾，他的家人也被賞給士兵為奴。

無可否認，一些被政府認定為漢奸的漢人確實在苗疆作惡。如鄂爾泰曾著重抓捕的「川販」，指的是活躍在苗疆地區的人販子，他們或者拐賣苗寨人口，或者夥同苗寨綁架當地漢人，販往經濟發達的川西平原。另外，乾隆以後多次成為苗亂導火索的漢奸奪地問題，指的是漢人移民利用欺詐、高利貸之類手段搶走了本屬苗民的土地。

▍清實錄中提到漢奸的次數（表格來自：吳密，《清代官書檔案所見漢奸一詞指稱及其變化》）

但即使在這些事件中，漢人也未必就是禍害的源泉，苗漢土地糾紛可以說是改土歸流後移民運動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且很多不良漢人本身就是先前因為犯罪被政府流放到苗疆的。

此外，很多被當做漢奸的人，既沒有參與謀反，也沒有拐賣人口或綁架搶劫，對苗民的土地也並不覬覦，他們的罪狀無非是越過了政府設定的「華夷」界限。在政府規定的時間地點之外與苗民貿易算漢奸，擅自移居生苗區域算漢奸，娶「番婦」也算漢奸，高利貸惹出問題後，凡是向苗民放債的都算漢奸。

同樣的邏輯也運作在中國人與周邊國家、西方人的交流中。例如，清朝與越南邊界只有兩個關口對商民開放，為縮減成本走捷徑前往越南貿易的人就會被當成漢奸；而越南無私鹽之禁，為此逐利的商人也會被當做漢奸。

▍近代越南的民族服裝

西方人給中國帶來的衝擊更為強烈，政府對國民與他們的交往也約束得更加森嚴，不準洋人購買中文書籍，不準洋人學習漢語，不準洋人坐轎，不準洋人僱傭漢人乳母，更不准他們與中國人私下貿易，在這些方面協助過洋人的國民都會算作漢奸。這些禁令在今天看來非常荒唐，卻正好是漢奸概念走入民間成為公敵的基礎。

大清人民恨漢奸

第一次鴉片戰爭，大清軍隊被為數不多的英軍打得落花流水，卻並沒有真正意識到中英之間的差距。官員們儘可能地歸結漢奸在戰爭期間的資敵罪行，從帶路、翻譯到後勤接濟，還有數以萬計的漢奸跟英軍並肩作戰。因為這場大規模抓漢奸行動，道光朝成了清實錄提到「漢奸」一詞最多的時期。

▍第一次鴉片戰爭

清軍為戰敗歸納的漢奸行為與中國人今天的漢奸印象雖然接近，但仍沒有跳出「漢奸」概念原有的平民為朝廷背黑鍋屬性，基本都是官員在百姓間指認奸人。而且這批被指認的漢奸很快就得到了赦免，中英《南京條約》第九款專門規定：

「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侍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諭旨，謄錄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監禁者，亦加恩釋放。」

這一條款被時人稱為「漢奸條款」，條約簽訂後，清實錄中三年沒有出現「漢奸」一詞。

然而，大清王朝並沒有真心接受英國人強加的城下之盟，對於夷人可能從此就堂而皇之地跟華人自由平等地來往更是深為惶恐。如何抵抗這種變化，是眾多官員考慮的頭號問題，他們也很快就找到了解決路線。正如林則徐所發現的：「具知西人極藐水師，而畏沿海梟徒及漁船、蜑戶。」清朝政府雖不敢直接違反條約，抗拒洋人，但他們可以發動百姓，用民心、民意來謝絕洋人的履約要求。

▍《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簽訂後不久，這套「以民制夷」策略就被政府用在了阻止英人在通商口岸進城的需求上。在確有較強民意在意「夷夏之防」的廣州，政府直接鼓勵人民抗議示威、阻攔英人。

而在民意並不太在乎的福州，政府使用的則是「陽示德意、陰為鉗制」策略，表面對英人承諾尊重條約；暗中卻節節設卡稽查茶商，讓他們無法到福州與英人交易，並對本地商戶開展思想工作，要他們自覺抵制英貨，且「以士民共議」，威脅工匠，若敢幫英人修葺房屋，就拆毀他自己家的房子。

1849 年，廣州人民「反入城鬥爭」大獲成功，讓清朝政壇驚呼夷人「不畏兵而畏民」，林則徐等人還參了反英不夠激烈的福建官員一本，狀告他們對洋人低頭，壓迫人民的正義抗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政府同樣暗地裡命令民間團練攻擊英法聯軍，卻最終被聯軍撇開百姓，決意要懲罰中國皇帝而失去效力。這意味著「以民制夷」策略的結束，但並沒有終結它的影響，策略執行二十年，已經培養和壯大了民間自己的仇外情緒，同時讓平民意識到，站在自己仇外情緒對立面的一切人物都可以稱作漢奸。

於是，官方的抓漢奸行動沒落了，更大規模的民間抓漢奸行動卻勃興起來，從此再沒有平靜過。「漢奸」罪名終於不再是平民的專屬，洋務派、維新派、反對義和團的官員都常被批作漢奸，其中倒霉者還會在義和拳民的歡呼聲中拖去斬首，連光緒皇帝都免不了被指為漢奸。到這時，「漢奸」的意思與今天就沒多少差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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