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良心，誰做主？人們的道德決策，其實也是有規律的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以2782票贊成、30票反對、21票棄權，表決通過了民法總則草案。

這部法典，歷經三次修改，討論最多的，莫過於第一百八十四條，「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那麼，這條法律的意義何在呢？

這要從五十多年前開始說起。

（民法總則被譽為中國的「好人法」；圖片來源：caixin.com）

一個新聞

1964年，一名女子在紐約皇后區被強暴。長達35分鐘的時間內，有38個人看到了這一切。詭異的是，沒有一個人選擇上前幫忙，甚至沒有一個人願意拿起電話報警。[1]

（案件現場[2]）

不用說，事情一見報，輿論就炸了鍋。為什麼目擊者無一幫忙呢？為人的基本道德哪去了？良心哪去了？

見到壞事，人們有時候會義憤填膺、慷慨解囊，也有時候一笑而過、淡漠處之。良心，或者說道德感，似乎是人所有特質里，最神秘的一個。

孟子信「人善」，韓非卻說「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康德含蓄地表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務是確立一種品格，即按照準則來行動的能力」。也就是說，你不幫助別人，是因為你教養不好！

事實真的如此嗎？其中有規律可循嗎？

兩個學者

天體的運行是有規律的，電流的產生也是有規律的，人的道德決策，難道就沒有規律嗎？於是，有些人，比如達利（John M. Darley）與拉丹（Bibb Latané），就決定探尋一下。

（拉丹與達利；圖片來源於網路）

二人當時只是助教，而道德之於心理學，絕對是個陌生的領域。初出茅廬便面對巨大的難題，這是武俠小說常見的開頭。運氣好，你會遇見身懷絕世武功的白鬍子老頭；運氣不好，你只能身懷絕世武功慢慢變成白鬍子老頭，可生活畢竟不是小說，大多數人也只有自己熬成老頭的命......

不過，近代以來，有一群人，他們在貝格爾號船上、從鵝頸瓶中摸索出了一條發現真相的路：地位不重要，資歷不重要，提出問題、作出假設、設計實驗、分析結果才是關鍵。

在達爾文和巴斯德之後，達利和拉丹兩位少俠上路了。

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如何設計實驗。

跟其他學科相比，心理學無疑很特殊。標本可以看見、細菌會在培養皿里現形，人的心思卻很難直接觀察。一個人見死不救，可能是冷漠、可能是懦弱，也有可能是拉肚子、急著找廁所壓根沒看見……

所以，設計心理學實驗，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因素，自變數啦、因變數啦、控制變數啦。[3]簡單來說，這個事兒，就是在洗照片。首先需要一個暗房，通過精巧設計，構建一個干擾極少的場景；其次需要試劑，施加特定刺激，觀察受試者的反應，刺激呢，自然越強烈越好；最後，照片洗好了，就能知道曝光合不合適，研究者記錄下受試者的反應，也能反推出其心理活動。

帶著這些限制，達利與拉丹設計了經典的旁觀者實驗。

實驗，還是實驗

達利與拉丹想研究緊急情況下，助人行為受哪些因素影響。所以，他們準備了好幾段錄音，其中一段，實驗人員假裝癲癇發作。「我……我覺得，我需要……需要……幫助，有……有沒有……人……能助我？」

（假裝癲癇發作的錄音[4]）

實驗人員準備了幾個相連的房間，每個房間里都有一副耳麥。一間為實驗房間，邀請受試者進入；其餘的房間，則放著錄音機，播放事先錄好的磁帶。由於受試者孤身獨處，所以他並不知道自己在聽錄音，而誤以為自己正跟真人談話；同時，實驗人員設計了一個精巧的裝置，確保每次只能有一個麥克風起作用，換言之，一旦通過麥克風播放癲癇發作的錄音，受試者沒辦法通過耳麥跟「其他人」商議策略。

實驗人員打著研究都市大學生適應情況的幌子，招募了72名志願者。因為類似研究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隱私性較強的問題，所以實驗人員告訴志願者們，「你們可以坐在房間里通過耳麥匿名小組討論，有的人在二人組，有的人在三人組，還有的人在六人組」 。

實際上，每一組都只有一名志願者，其餘所有談話都是事先準備的錄音。隨後，在某個時刻，播放癲癇發作的錄音。

（實驗場景[2]）

俗話說「群威群膽」，按常理，人越多，見義勇為的可能越大。然而，實驗結果讓人大跌眼鏡——二人組，85%的人在52秒內走出房間、告訴研究者「有人癲癇發作需要幫助」；三人組，數字變成了62%、93秒；而在六人組，卻只有31%的人選擇幫忙，平均用時長達166秒。[4]

實驗結論：旁觀者越多，目擊者助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為了進一步挖掘旁觀者數目對志願者的影響，隨後，達利和拉丹又進行了第二組實驗。四名大學生坐在同一個房間里，填寫關於大學生活的調查。其中三位是實驗人員安排的助手，真正的受試者對此並不知情。接著，實驗人員通過通風管道向房間內釋放某種無害、但有色的氣體。

結果顯示，如果實驗助手們鎮定自若，那麼，幾乎每一位志願者都會壓制自己的焦慮、強迫自己繼續坐在房間里。[5]

實驗分析

很多心理學家都試圖解釋人的親社會行為（利他、助人）。進化心理學認為，助人是為了種群的延續，但這不能解釋第一個實驗的結果，為什麼有人願意幫助陌生人呢？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為，每個行為背後都有著充分的動機，只有好處夠多的時候，人才會採取行動。但這不能解釋第二個實驗的結果——再自私，總不至於連自己的命都不要吧？

這真是活見鬼了。

達利與拉丹還發現，不採取行動的人未必就是道德感低下。實際上，他們的情緒反應通常更強烈。因此，二人猜測，緊急情況下人的反應，是一連串心裡決策的結果。先是注意到某些不同尋常的跡象，接著對這些跡象進行解讀，隨後意識到這是自己的責任，繼而衡量利弊 ，最後才會行動；而旁觀者的數量，會影響受試者對利弊的判斷。

（助人行為的道德決策[6]）

小故事和大道理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小故事，詳細說明道德決策的過程。

一條僻靜的小巷，你忽然遇到一個因為氣管異物窒息的兒童，周圍沒有第三者，你會怎麼想呢？

你大概立刻意識到，這是自己的責任。作為現場唯一的成年人，你不幫誰幫？

接下來，很自然地，你開始衡量得失：「我有沒有能力幫他？有。就算我不會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可以大聲呼救。如果幫他，我會得到他父母的感謝和心理上的成就感。與此同時，我會錯過班車，因為遲到被老闆罰款；如果我不幫他，不僅別人會指責我，我下半輩子也將永遠活在內疚里。」

所以，幫。

如果胡同里還有一個成年人呢？

你們二人之中，只要有一個人出手相助，小孩就能得救。因此， 「救小孩」不再是「你」的責任，而是「你們」的責任。每個人二分之一。

隨後的衡量，也因之改變。

即使你不幫忙，別人也不能全怪到你頭上。

如果你選擇幫忙，那麼有兩種可能：一，對方也出手了，你們都受到孩子父母的感謝，也都因為遲到被罰款；二，對方什麼也沒做，但是因為你救了孩子，激動得一塌糊塗的父母連他也謝上了……

還有一個額外的可能——那個人是小孩的親屬，他們在那鬧著玩呢。你心急火燎地去幫忙，沒得到感謝不說，還落了一頓數落。

「你怎麼那麼傻呀，鬧著玩你看不出來？」

得，這下尷尬了，以後必須繞道走。

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一條人來人往的路上呢？

（小悅悅事件，人來人往的路上，他們為什麼不幫忙？圖片來源：ifeng.com）

「其他人怎麼還沒動靜呢？會不會是我看錯了？哎我聽說最近電視台愛搞真人秀……」

於是你決定，再等等、再看看、再琢磨琢磨、再糾結糾結，再過一會，再說。

只要有旁觀者存在，個人所承受的責任就會減少；而旁觀者越多，利弊衡量越複雜。

在老式計算機上開幾十個程序會得到什麼？

藍屏！

實驗引起的漣漪

拉丹和達利的故事已接近尾聲。不過其研究意義，卻影響深遠。

首先，道德決策是個博弈過程。

博弈，就是衡量得失，就是比較成本和受益。

在旁觀者模型中，受益是確定的；旁觀者越多，利弊衡量越複雜，需要的時間也越長。[7]而成本，又包含了多個方面。比如，時間成本，又比如，「萬一她訛我呢」。

（《扶不扶》，2014年春晚小品，圖片來源於網路）

張浩陽等分析過「扶老人」場景，結果顯示，當法律機制完善的時候，即使是低道德的旁觀者也願意幫助老人；反之，人們不僅會「明哲保身」，還有可能從高道德蛻變為低道德，進而降低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8]

這就要求，國家從法律層面，為助人者提供保護。

其次，正是合理的實驗，讓我們發現了道德決策的機制，進而制定了「好人法」來降低助人為樂的成本，鼓勵助人行為。

所以，對於研究者而言，繼續探索消除旁觀者效應的方式仍是應有之義。同時，網路的出現產生了一個更加複雜的虛擬世界，人的好和壞似乎都得到了放大，新時期的旁觀者效應還需繼續研究。

最後，對於我們個人來說，要認識到到人是受環境影響的，除了不要盲目指責他人冷漠，還需要學習一些心理學知識，主動打破旁觀者魔咒，勇敢助人。

10月1日，民法總則草案就要正式開始施行，我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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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GANSBERG M. Thirty-eight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J]. New York Times, 1964, 26.

[2] 遲毓凱. 人格與情境啟動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J].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 2005, 166.

[3] 坎特威茨等. 實驗心理學: 掌握心理學的研究[M].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4]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p1): 377.

[7] 馮浩文. 博弈論視點下的旁觀者效應解讀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外企業家, 2009(22): 9–10.

[8] 張浩陽, 李延鵬. 「旁觀者效應」 誰之過?——基於博弈論視角的分析[J]. 改革與開放, 2012 (07X):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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