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在巴黎被警察槍殺後，法國華人宜採取的行動路徑

新聞 03-30

作者：蔡斯圖，《巴黎觀察》主編

一名中國籍浙江男子劉少堯在巴黎被警察入室槍殺，讓法國華人圈再次群情激憤。該事件得到中國外交部高度重視，通過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可以得知，不僅在巴黎的中國駐法使館迅速啟動領事保護的應急機制，要求法國警方查明真相，保護旅法僑胞權益，也在北京召見了法國駐華使館負責人進行交涉。法國外交部則承諾，優先考量保障所有在法中國僑民的安全。

據此間媒體報道，事情大致經過如下：

3月26日晚8點左右，巴黎警方接到疑似「家庭糾紛」和「聽到尖叫」的鄰居報案，趕往巴黎19區的一家華人住處進行干預。警方稱，華人男子在家門被打開後「用白刃」刺傷警察腋下，另一名警察「為了保護同事向該男子開槍，男子傷情嚴重死亡」。但死者家屬完全不認同警方說法，他們聘用的律師指出，女主人當時不在家，而5個孩子中有4個當時就在家中。事後大女兒引述其兩名妹妹的話說，父親喝醉了酒，說話聲音很大，鄰居可能因為被吵到而報警，「警察趕來時父親不想讓警察進來，警察按門鈴幾分鐘我們沒有開，父親在廚房殺魚，手上剛好有剪刀，警察最後踹門而入，父親被門打到，後退幾步，警察馬上開槍，父親幾秒鐘後便死亡了。」

由上可見，巴黎警方和死者家屬爭執的主要焦點在於，劉少堯是否襲警？假設確實襲警，警察開槍將其擊斃是否妥當；如果沒有襲警卻被槍殺，警察顯然已經涉及濫用職權。主管警察事務的上級部門法國內政部已經發表公告，為了搞清楚事情緣由和詳細過程，全國警務監督署和內政部已經同時啟動兩個獨立調查。在當前中法友好背景之下，只要雙方政府保持密切溝通與緊密合作，加上各大僑團的組織力量和部分華人的熱心參與，這起人道主義悲劇還不至於影響到兩國關係層面。換言之，中法外交協調與法國華人社群的固有結構應對此類突發事件有章可循，這是相關案情的積極一面。

這起案件的來龍去脈不複雜。劉少堯被殺案的實質，是公民權利的保障和警察權力的濫用之間的衝突，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之下，只要中國駐法使館保持交涉力度，法國政府尤其巴黎警察局勢必能調查清楚，來證明事件中各方的責任與過錯。在法國這樣成熟的民主政體之下，只要媒體和議會窮追不捨，做到司法公正，釐清警權、人權之間的界限，相信也不算很困難的事情，家屬如果不滿意還可以上訴至歐洲人權法院。

但是從另一面來講，儘管事發原因無關種族偏見，後續發展卻可能會與華人社群在法國社會的地位息息相關。從華人安全和維權角度，甚至考慮到對法國政局可能的影響，劉少堯案件依然需要謹慎處理和認真觀察。首先，華人在法國歷史上長期處於政治和社會影響的弱勢地位，是不爭的事實，這與人口比例不高有很大關係。法國華人華僑統計數字一般為60萬，將近佔到全法國人口的百分之一。比起同為少數族裔的黑人和阿拉伯人，華人在法國政壇和媒體圈的影響力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是安靜而沉默的一個社群，安靜、勤勞、隱忍，不善溝通，又彷彿個個是家財萬貫的商人。

這導致的現狀就是華人在法國社會被邊緣，不僅長期被主流社會忽視，也容易成為不法分子侵害的對象。長期以往，由於缺乏有效溝通，華人社群生活在法國社會的平行空間，整體社會心理處於自我壓抑狀態，一旦爆發突發性事件，就容易導致衝突和偏見的擴大，消息傳回中國國內，又往往刺激民族主義情緒，引起當年類似印尼排華之類的負面回憶。

應當指出，以2010年6月20日爆發的巴黎美麗城「反暴力要安全」3萬人示威遊行為里程碑事件，在2011年和2016年又連續兩次爆發數萬人規模的巴黎華人遊行示威後，法國華人的維權意識已經大大不同以往，新的維權社團不斷誕生，而新一代年輕華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在華人社群內部展現影響力，而是開始參與法國社會的公共治理，甚至有數人已經進入巴黎的區政府任職，像劉姓男子被殺所在地的巴黎19區副區長王利傑，就是歷次華人維權運動中積極奔走的年輕華人律師。

與背井離鄉來法國的父輩不同，他們接受法國的高等教育，從事商業活動，或者嘗試參政議政，雖然規模還不大，層級還不算高，但已經出現可喜的變化。假以時日，如果法國華人家長有意識的培養下一代進入路易大帝中學、亨利四世中學、巴黎政治學院、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巴黎理工學院等法國名校，從小就與法國精英青年為伍，理解他們的思維，參與組建各類團體，畢業後再進入專業領域同時，積極關心法國社會事務，尤其進入主流政党進行歷練，在總統選舉、議會選舉和市鎮選舉中承擔角色，這樣未來的法國政壇很有可能華人部長和國會議員。進入主流社會的意義並非在於只顧維護華人社群利益，或處處以華人社群代言人自居，而是作為法國社會一分子，為法國社會治理貢獻才華，但屆時法國華人的能見度和社會評價值，將有大大的提升。

就現階段而言，具體到劉少堯案件，我們已經看到巴黎華人社群分成幾股行動力量：年輕人多血氣方剛，連續兩夜去巴黎19區警察局門口示威，以致失控與防爆警察發生衝突，導致多人被捕，引起法國媒體報道關注；而僑領代表則跟中國大使館協商、與相關政府部門和巴黎警察局對話，督促事件從司法層面公正合理解決；令人不安的是，不明身份的人也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體上發出暴力襲警的號召，包括傳播製造燃燒瓶的教程，甚至釋放錯誤消息，故意發起非法集會。

法國是遊行示威最多最頻繁的國家，由此也衍生了一批專門趁機搗亂的無政府主義者等激進勢力，他們往往不分主題、不顧一切與政府和警察對抗，這些人通常與遊行示威組織者並無關聯，相反還是正當社會運動訴求的破壞力量。但弔詭之處在於，嗜血的媒體又喜歡拍攝激烈衝突的鏡頭，以吸引觀眾，同時反而把社會運動訴求更大範圍傳播出去。一般情況下，遊行集會等社會運動的組織者都具有豐富的組織經驗、完備的宣傳手段和成熟的組織機構，所以他們並不太在乎無政府主義者等搗亂分子的存在，也能及時向警察報備。如果年輕華人不了解這一點，僅僅效仿媒體上報道的破壞行動，只能給人以口實。

巴黎華人每次對社會治安不滿組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法國民眾的普遍心態都是，華人這麼低調的族群都起來抗議了，那麼法國社會狀況確實糟糕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如果採取的方式方法不正確，不能夠有效傳達抗議主題，那麼有可能效果適得其反。假如像一些社交媒體上有人煽動的一樣，到處舉行非法集會，像打游擊戰一樣泄憤，只會導致華人融入進程更加艱難遙遠，也不容易獲得主流社會的支持和認可。遇到種族歧視或違法行為的事件，尤其警察等公務人員執法犯法當然要反抗，而且要大張旗鼓的通過合法途徑申請遊行集會，在律師和媒體的幫助下擴大影響力，但不是像個法盲一樣自行其是。長遠來講，還不如發動有法籍的華人選民，積极參加投票更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在法國近年來日漸激烈的反恐形勢下，以及面對進入倒計時的法國大選，任何過激舉動都可能會被放大。劉少堯案件最不應該選擇的處理方式就是朝著種族歧視的方向走，這等於送給倡導反移民政策的極右翼一份大禮。對於風頭正盛卻可能在第二輪敗北的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來說，任何外來移民與警察之間的大規模衝突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一定會幫助她提升在選舉中的支持率。更何況除了少部分別有用心的搗亂分子，會有很多圍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警察的強力鎮壓下受傷流血，付出不必要的犧牲。但是並不等於不表達死者家屬的訴求和彰顯華人社群的存在，如果有機會見到法國大選的總統候選人和相關選區的議員候選人，當然要抓住機會從控制警察權力的角度就劉少堯案件進行提問，通過當前法國最為聚焦的大選舞台得到某種修訂法律的承諾，這也是推動法國社會進步的負責任表現。

為了後續事項的有序有效處理，筆者建議在徵得劉少堯家屬同意後，由中法相關人士成立案件處理委員會，不管組織對死者的悼念活動，還是面對媒體的採訪，以及跟警察局之間談判的條件，都要通過律師審訂。同時由志願者負責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上張貼準確的媒體資料和統一的行動信息，尤其是符合法國人思維習慣的法文材料。如果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之下，劉少堯及家庭個人的悲劇，成為改變法國司法進步的契機，這將讓死者的鮮血不會白流，也會讓華人社群在法國生活的更有尊嚴。（完）

中國公民在巴黎被警察槍殺後，法國華人宜採取的行動路徑